“想賺錢你可以去從商，賺大錢沒人管你，不會說你不道德，既然選擇做公務員，那你就要能拎得出來給人家看，能曬太陽，不敢曬就不要當。”“當前的高房價，開發商肯定賺到了錢，但是政府賺得更多。”來自廣東的全國政協委員、廣州星河灣地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黃文仔因敢於“放炮”而聞名。

媒體喜歡稱黃文仔這樣的人為“犀利哥”，因為他們敢說話。在廣東，像黃文仔這樣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有很多，連續8年向市長進言的紀傳英、聯手封殺自來水提價案的王則楚、洛溪橋收費案中堅守不棄的游海燕、對高爾夫球場的環保問題追問到底的吳立民……他們都因敢說話、說真話而受到人們的尊重。外界更是將廣東人大、政協這種活潑民主的風氣和坦誠直言、監督有力的作風稱之為“廣東現象”或參政議政的“廣東模式”。

“挑刺”

2006年8月4日，一個名叫孟浩的廣東省政協委員，在廣州市教育局求見該局領導時被拒，並被威脅“報警”。該事經媒體報道之後，引起的強烈反響，卻也許是當事人雙方始料未及的，長年積聚在公眾心中對教育部門和教育體制的失望，借由這個機會爆發了。

孟浩，九三學社成員，在其朋友和同事的評價中，是一個熱情並真心想做一些事的漢子。在他擔任政協委員的這幾年中，提出過關于擇校費的提案，建議過廣州市政府取消出租車加收的1元“燃油費”，也曾提出“廣東省各級政府應為在廣東工作的廣大外來工承擔接受基本知識教育的費用”。

孟浩被稱為廣東的“提案大王”。他在接受《小康》記者採訪時表示，“我就是喜歡打破砂鍋問到底，不是說交了提案就算了，我還要追問結果，一直到有答復為止。”

今年1月21日上午，在廣東省政協十屆四次會議即席發言大會現場，孟浩有幸得到一個發言機會，他提到，在廣州亞運會召開之前，8名廣東省、廣州市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聯名給廣州市市長萬慶良寫過一封信，但萬市長及相關部門的回復方式“不正確”。

2010年10月24日，廣東省人大代表朱列玉、廣東省政協常委孟浩等8人，就如何改善交通擁堵狀況、盡可能降低因舉辦亞運會而給市民出行帶來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一些思考和幾點建議，希望政府在制定與修正相關決策時能夠參考。結果，他們的信通過信訪局轉到萬市長手中後，最後收到的卻是廣州市交委的回函，“信訪局沒有把信退給政府辦公廳，信訪局錯了，讓交委來回復我們，也不對。萬市長也沒有重視這封信，應該通過政府的提案辦公室來回復我們才是正確的。”孟浩說，之前報紙上刊登，一個小學生給萬市長寫信，希望開闢一條專門的青少年旅遊線路，這個建議得到了萬市長的親自回復，“市長既然可以給小學生回信，為什麼不能給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回信呢？”

孟浩在即席發言時當場質問相關領導，令大家大吃了一驚。其實，在廣東省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當中，敢於“挑刺”的不只是孟浩。2006年3月28日，針對管道氣初裝費的質疑，廣東省人大代表朱永平質詢廣州市物價局負責人，“管道氣初裝費究竟屬於什麼性質？收了19年、逾14億元的初裝費，竟一直‘暗箱作業’。繳費的市民從來不知道這些錢為何要收、用在哪里。”短短幾分鐘內，朱永平追問了3次，顯然，他不滿被屢屢搪塞。最後，在眾多媒體長槍短炮的包圍中，該負責人艱難地擠出三個字：“是集資。”

監督

今年2月22日，在廣州市人大會議上，中國工程院院士、廣州市人大代表鐘南山炮轟分配不公，質問廣州市政府“廣州亞運負債2100億，民生怎麼辦？”在隨後的全國“兩會”期間，鐘南山的質疑得到了廣州市財政局局長張傑明的回應。

多位接受記者採訪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都表示，人大非常重視代表的工作，政協非常重視委員的工作，有時還會針對代表委員們如何做調研、如何寫提案進行培訓。許多代表委員都樂在其中，利用業餘時間去做調查，形成了參政議政的良好風氣。“如果開會的時候，一聲不吭，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了。”

在鐘南山看來，人大的天然義務就是代表人民行使政治權力，對“一府兩院”進行監督。監督，當然不是唱“對臺戲”，為難“一府兩院”，但也絕不是另一個極端——10分鐘的講話用8分鐘進行歌功頌德，抬高轎、吹喇叭、灌漿糊，雖然皆大歡喜，但對“一府兩院”的工作有幫助嗎？對民生有促進嗎？一團和氣、嘻嘻哈哈的會有何意義？所謂監督，就要不卑不亢，不掩飾、不誇大，實事求是地擺事實、講道理，讓被監督者心服口服，以便改進。

如何讓代表、委員的監督更有效？在2003年的時候，孟浩就在思考這個問題，“誰知道你是政協委員呢？總不能打著旗號在大街上給人看吧。你總得有點作為、想點問題才行。” 孟浩苦於無法發現問題，於是就想到“公開聯繫方式，讓身邊的人知道自己”的辦法，“這樣的好處在於，一方面你監督、瞭解了社會；另一方面，大家也瞭解、監督了你。”

於是，在2004年的廣東省“兩會”中，孟浩提交了關於向社會公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名單和聯繫方式的提案，他也成為第一個公開自己聯繫方式的廣東省政協委員。孟浩的電話和郵箱地址在網上公佈後，短短幾個月內，就接到數百封郵件和幾十個電話，有反映民生的，有提出建議的。孟浩經過調研後，把這些都寫成了提案或建議。

談及這些年來參政議政的“廣東模式”發生的變化，廣東省政府參事王則楚表示，2000年以前，廣東的人大代表更能比較客觀地提出問題，對政府工作監督得也比較好。但後來，兩會的簡報都不讓記者看了，大家覺得說話的氛圍也相對差了一些，再加上現在政協委員中的企業老闆越來越多了，議政的時間就顯得越來越少了。

廣東代表委員為何敢說話？

廣東為何能形成民主、開放、敢言的參政議政模式？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哲學文化研究所所長曾德雄表示，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廣東省不僅在經濟發展上受到外來因素的激勵作用，在思想上也容易受到境外的影響，從清末至今，廣東一直以來都是言論活躍的地方，重商、務實的傳統令廣東人敢於把不滿的思想反映出來。

朱列玉對《小康》記者坦言：“孟浩講的很多話，都讓我為他擔心，會不會撤掉他的政協委員身份呢，但是領導都持肯定的態度，這給了大家很大的鼓舞。”事實上，孟浩不但繼續做著他的政協委員，而且在2008年1月20日，還以904票贊成，2票反對，高票當選了第十屆廣東省政協常委。“省政協是力挺我們的委員，幫我們‘撐腰’！”朱列玉說。

200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以省人大代表的身份參加省人大的執法檢查工作，這在廣東還是第一次。此外，廣東的“當家人”還在不同場合為人大代表打氣鼓勁，汪洋在省委常委會議上曾這樣闡述：“人大不是橡皮圖章，而是有實際權力的。它不僅體現在人代會上代表有表決權，也體現在代表有權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代表的合理意願和要求得到實現，也是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體現。”

在2010年廣東省政協十屆三次會議各界別委員代表座談會上，汪洋對委員爭搶麥克風、積極踴躍發言的現象有過這樣一個評價：“政協委員踴躍參政是對黨委、政府信任的重要表現。”他還表示，“為廣東這種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感到高興！”

正因為有省市領導的力挺，代表委員們的聲音才顯得更加有力。

既要議政更要參政

2010年的廣東省預算報告顯示，廣東省文化廳幼兒園、衛生廳幼兒園等四個省級部門辦的幼兒園納入財政預算。有一家機關幼兒園需支出1016.62萬元，其中，財政撥款656.26萬元。廣東省人大代表追問機關幼兒園巨額撥款的合理性，拿全體納稅人的錢來重點建設幾家機關幼兒園，其公平性體現在哪里呢？

“這些都是歷史遺留問題，過去行業的福利”，張傑明坦言，廣州也有類似財政撥款的機關幼兒園幾十家，人大代表的呼籲並不能完全改變現實。

曾德雄坦言，對於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建議和提案，相關部門表面上很重視，態度也很友好，但是落實起來有一定的難度，事情的解決狀況與公眾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但儘管如此，代表委員們還是樂此不疲，不斷地質疑和詢問也是一股推動行政制度化的力量。

今年廣東省政協會議結束後的第三天，孟浩就已經開始為幾個群體事件而奔波了。“群體的、跟政府行政有關，明顯是政府有問題的，這些事我最願意管了。跟政府去較個勁兒，覺得挺有意義的。”雖然在和政府的交手當中，失利頗多，但孟浩表示，作為政協委員，就要履行這種“較勁”的職責，即使有一天，不再擔任政協委員了，也要繼續以平民的身份，一直“較勁”下去。

多年的政協委員經歷讓孟浩對體制有了深刻的認識，而體制的約束也讓他感到無奈。“對政協委員的重視程度不及對人大代表的重視程度。人大代表講話的力度不一樣，人大是法律監督的一種形式，政協只是參政議政，沒有表決權。”他認為這一切的根源在於體制。“我們的官員不是對下負責，什麼時候改變這個體制，監督機制才能好。官員的任免不要只為上，要為下，看看在群眾中的口碑如何，這是最關鍵的問題。如果能直接選舉就好，但這不太可能。體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包括現在考核政府官員的方法，片面追求政績、GDP等等。”

王則楚認為，老百姓對人民代表的最基本要求是，希望代表們能夠反映公眾的心聲而不僅僅是去唱讚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既要議政，更要參政，而不是流於形式。”

（劉建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