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29日從這一天起，北平城八年的淪陷生涯正式開始。而這一天，距離“七七事變”剛好三個星期。21個晝夜之間，北平，無可奈何花落去。

“七七”之後

1937年7月7日午夜時分，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給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打電話，詭稱有日軍陸軍一中隊夜間在盧溝橋演習，仿佛聽見由駐宛平城內之軍隊發槍數響，致演習部隊一時呈現混亂，丟失士兵一名，要求進入宛平城搜索。29軍軍部拒絕了日軍的無理要求。

7月8日淩晨5時許，日軍隨後下令向盧溝橋一帶的中國軍隊發起攻擊，並炮轟宛平縣城。同日8日，中共中央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發盧溝橋通電》，指出:“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號召全國同胞、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同日，蔣介石電令第29軍軍長宋哲元：宛平城應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9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電令全國備戰，並令第26軍孫連仲等部4個師歸宋哲元指揮，支援第29軍作戰。

然而，箭在弦上之際，對決角力的雙方卻都暫時松了手。7月9日晨，第29軍副軍長兼北平市市長秦德純與日本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達成了三項口頭協議：一、雙方立即停止射擊；二、日軍撤退到豐台，29軍撤向盧溝橋以西；三、城內防務由保安隊接防，人數限制在300人之內。

隨後幾天，和談在零星衝突中時斷時續。宋哲元希望盡可能以和平方式解決“七七事變”。

宋哲元

宋哲元曾經是抗日最堅決的將領之一。當時的29軍上下，以抗日熱忱聞名於全國，這與這位軍長的默許不無關係。在1933年的長城抗戰中，29軍憑藉大刀、手榴彈和不屈的精神，以近戰、夜戰殲滅日軍3000多人，取得了喜峰口、羅文峪大捷，使得29軍的大刀隊揚威海內外。

不過，在“七七”之後的十多天裏，宋哲元卻一直對日軍妥協他對日軍的微妙態度起源於1933年的長城抗戰，這場戰爭讓他清楚地認識到了中日雙方在戰鬥力上的懸殊。

在局勢尚不明朗的情況下，宋哲元選擇了按兵不動，並抱著和談的希冀。7月11日晚8時，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與中方代表秦德純終於簽訂了《盧溝橋事件現地協定》。剛剛趕回天津的宋哲元長出了一口氣，以為事態將就此平靜下去。他還不知道，日本國內正是在此時做出了關鍵決定，並最終將戰爭推到不可逆轉的浪尖。

香月清司

7月11日清晨4時30分，好戰分子、日本教育總監部部長香月清司接到了就任日本駐屯軍司令官委任狀。

在11日的東京，主戰方占了上風，出兵華北的方案獲得了通過。當天下午3時，香月召集主持駐屯軍全體人員參加幕僚會議，討論戰爭行動計劃。在這個會議上，香月發出了他上任後的第一個命令：“做好適應對華全面作戰的準備。”

7月12日，10列運載著日軍的兵車分載著各種部隊、附戰車、汽車、彈藥等，由山海關陸續向西開，至傍晚已經有5列到達天津附近。同一日，800餘名日軍乘戰車、炮車和載重車，由通縣進駐北平。盧溝橋附近的日軍仍然沒有按照約定撤退。

7月13日的日本，主和方又佔據了上風。中央軍向華北的支援引起了日本內閣和軍部的注意。日本內閣會議決定，暫緩國內師團的動員，採取“事件不擴大，就地解決”的方針。

但在接下來的時間裏，香月清司的部署卻絲毫沒有停止。

在日本本土，主戰的陸相彬山元帶領著陸軍中央部進行著“要儘快發動戰爭”的遊說，越來越多的人被他們說服了。終於，在7月17日，日本人下了最後的決定。當日上午的五相會議上，決定了以7月19日為最後期限，和中國進行“有限期談判”，並在19日動員本土的3個師團進入華北。

幾分鐘後，蔣介石收到了從日本發來，不啻於作戰通牒的“有限期談判”通電，這封挑釁意味十足的通電，促成了自“九一八”以來，國民黨政府第一個口氣強硬、態度明朗的政策性談話。

在被後人稱為“廬山講話”的《蔣委員長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中，蔣介石稱：“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這時，戰爭終於不可避免，但29軍已然失去了應敵的最好時機。　到20日，日軍作戰部隊全部部署到位。

北平城裏

“七七事變”之後，北平城裏的情勢一分為二。澎湃的抗日熱潮與平淡的市民反應奇特地混合在一起。

儘管守衛盧溝橋的中國士兵都分到了市民們冒酷暑送來的大西瓜；儘管北平各界救國會等20餘團體共同發起捐獻一萬條麻袋、一萬件背心的運動；儘管“九一八”事變後流亡到北平的東北學生舉著“慰勞團”的標語四處遊行，希望29軍將士保家衛國，以免北平成了第二個東三省——但還是有很多人和宋哲元一樣，相信仗是打不起來的。

根據宋哲元的命令，從7月14日開始，北寧鐵路列車運行正常化，北平戒嚴也隨之解除。儘管城裏一些重要的十字路口，出現了用沙包修築的臨時工事，還常見三五士兵在其內架好機槍警戒，但宋哲元已經下令嚴禁29軍與日軍發生摩擦。

直到7月23日，天津《大公報》上，范長江發表了通訊《盧溝橋畔》，一觸即發的大戰氣氛才見諸報端。文中真實地描述了29軍官兵面臨的殘酷現實——沒有擔架兵、看護隊、醫官、野戰醫院等戰爭時應有的設備，對於將士的死傷救護束手無策。後方的交通運輸、電訊通訊等也沒有做應有的佈置，在日軍組織了完備的鐵路和汽車運輸時，29軍守軍卻全恃民夫們的毛驢和大車往還運輸。

27日中午，香月清司下令向中國軍隊發起總攻。日軍隨即向宋哲元下達了最後通牒，要他撤出華北的軍隊。

當天深夜，宋哲元無路可退了。他與29軍的將領一致表示，決心固守北平，誓與城垣共存亡。

這時，中日雙方軍隊的注意力已經全部集中到了北平的南方。這個地方，就是南苑，29軍在北平南方的大本營。

如果說宛平城是北平南方大門的鎖，盧溝橋是鎖鑰，那麼南苑就是這扇大門的門樞。所以，即便丟了宛平，只要這個門樞還在，29軍依然可攻可守，但一旦丟了南苑，整個大門就會轟然倒下，北平就完全變成了日軍的掌中之物。

在香月清司作出的總攻計劃裏，整整一個主力第20師團加一個步兵聯隊，全部用來攻打南苑。

潘毓桂

日軍在進攻南苑之前，事先把消息透露給了第29軍。

根據當時日方華北駐屯軍參謀長橋本通回憶，在預定27日開始進攻南苑的前兩天，香月清司授意一名下屬，偷偷到一位和29軍關係密切的中國要員家中，轉達了日軍即將發動攻擊的消息。

而個夾在日軍和29軍之間奔走的中間人，就是當時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委員——潘毓桂。

潘毓桂是北平城裏赫赫有名的才子，偽滿著名電影明星李香蘭的義父，書畫俱佳，極會享受生活。潘的另一個身份是宋哲元的知交至友。宋的父親原為潘父的幕僚，兩家人兩代相交，友誼深厚，因此宋對潘信任不渝，視作親信。無論平時還是戰時，潘毓桂始終可以自由出入29軍軍部，參與最高級別的會議，接觸到最核心的機密。

所謂兵行詭道，怎麼會在進攻前預先通知敵人呢？日方的評論認為，這正體現了香月清司是一個高明的“中國通”。

香月清司作出這個決定，首先是因為他認為南苑之戰已有必勝把握，無論29軍是否提前知道，對戰事的結果都不會造成影響。而更重要的一點是，香月認為29軍屬于遠離國軍嫡系的軍閥部隊，在當下的情勢下不太會拼死作戰。如果得知日軍兵力，29軍很可能會為了保存實力而自動撤離南苑。這樣，日軍可以兵不血刃地取得南苑要地。

潘毓桂不但完成了向29軍通風報信的“任務”，更在參加完29軍的軍事會議以後，把29軍反攻的全部兵力調動計劃向日本人和盤托出，還指點日軍在進攻南苑時要集中攻擊缺乏訓練的學生兵團駐地，以便事半功倍。

更可怕的還在後面。在27日南苑激戰之後，軍部給佟麟閣、趙登禹突圍的命令還沒有到佟趙二人手中，就已經到了日本華北駐屯軍第二聯隊聯隊長萱島的手裏，這又是潘毓桂做的好事。

憑藉這兩次背叛，潘毓桂從此青雲直上，在華北偽政權中歷任北平警察局長、天津市市長。

學生兵

7月27日深夜，南苑戰事打響。首先進攻的華北駐屯軍第一聯隊率先突擊潘毓桂描述的守軍軟肋——南面的學生兵團駐地。

學生兵的設置頗有些來歷。1936年12月，北平、天津、保定城裏貼出佈告，29軍要招生。這在普遍實行募兵制的當時，著實引起不小的轟動。佈告上說，為給29軍培養初級軍官，特招收有志從軍的青年人，要求是18歲以上，初中畢業學歷，一經考試錄取，學制至少兩年。課程設置很全面，國文、數學、物理、化學、外語，待遇也很優厚，每月津貼3元，畢業後馬上成為準尉軍官。招生佈告一下引來平、津、保地區青年學生的踴躍報名。最終招收了1500人，成立軍事訓練團。

學生兵的浴血抵抗，是日軍遭遇的第一場硬仗。學生兵雖然傷亡慘重，卻始終沒有後退。按照日軍參戰官兵的回憶，整個平津，打得最慘烈的就是南苑之戰。學生兵們的堅守，使南苑這道陣地在中國軍隊手中多保留了近半天的時間。

血戰南苑

28日淩晨，日軍總攻南苑。原以為可以輕取南苑的日軍，在淩晨4時遭到了第一次慘敗。

華北駐屯軍一木清直所部的日軍沖進南苑守軍的陣地，卻在陣地上紛紛踩上了地雷，損失慘重。此前日軍多次對南苑的偵察，都未發現這裏有佈雷防禦，這意外的打擊使日軍隊形大亂。

地雷的威力，加上學生兵團異常頑強的抵抗，沖入南苑的日軍各自為戰，失去了統一的指揮。所以，當佟麟閣率領軍官教育團和特務旅一部趕來反擊的時候，指揮混亂的一木清直大隊未經激烈戰鬥，就又被從陣地上趕了出來。

第一次攻擊失敗後，有些意外的第二十師團師團長川岸文三郎趕到前線接替了指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