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多年前，輝格黨和托利黨在英國誕生，是世界上最早的資產階級政黨；160多年前，共產主義者同盟成立，是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到21世紀初，全世界有影響的政黨大約有5790個。

中國共產黨成立90年來，與各國政黨的交流也是歷經風雨，充滿波折。

張國燾的代表證

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交往，是決定中國20世紀前半部歷史走向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馬林這個名字在中國廣為人知，鮮有中國人瞭解的是他的原名——亨德立克斯 •斯內夫利特。1921年，這個荷蘭人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開始了與早期中共革命家的交往。就在幫助中共籌備“一大”的過程中，為使各地代表不至因為缺少路費而耽誤赴會，馬林自掏腰包，給每位代表寄去100元。

此後中國共產黨多次派出代表參加共產國際的會議，借此有了與其他國家共產黨交流的機會，張國燾就是其中之一。他於1921年10月中旬帶著“向共產國際彙報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聽取共產國際的指示並研究蘇俄及其他各國革命經驗”的任務來到蘇聯參加遠東會議。

張國燾後來在會議錄裏描述他赴會的經過。首先他從共產國際駐華工作人員尼科爾斯基手裏拿到代表證，他拿到手裏一看，發現是一張某公司的業務票證，這個票證的獨特之處在於上面的一切都是用大頭針紮出來的。尼科爾斯基告訴他：這就是代表證。

張國燾拿著這個代表證到滿洲里，將其交給一個理髮店老闆，由這個人帶他過境。

對中共在取得執政地位之前與共產國際和蘇共的交往，中聯部調研咨詢小組成員、中國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吳興唐這樣評價，“共產國際對中共建黨和中國革命鬥爭是有幫助的，同時有正反兩方面的影響。”

前京畿道18號

1951年1月16日，中聯部在北京成立，劉少奇於當日簽發了關於任命王稼祥為部長的通知並在致王稼祥的信中說：“中央已決定你為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其任務是與各國兄弟黨聯絡……”

成立之初的中聯部，辦公用的是前京畿道18號的一排平房。不光是用房上講求節省，王稼祥在用人上也是如此。他在中聯部成立不久的一次部內會議上說：“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必需精幹。人員多了，思想問題就多，還得增加做思想工作的人；人多了，服務人員也得增加，搞成龐大臃腫的機構，就難辦事了。”

新生的中聯部，需要瞭解各國的基本情況，特別是各國共產黨的基本情況，還有作為社會主義的流派的各國社會黨、社會民主黨以及託派的情況等等。為了收集這些資料，王稼祥要求科長以下業務幹部，在沒有臨時性聯絡工作時，每人每天要寫500字的材料交給他，內容是他們研究的對象國的群眾運動和對象黨的情況。

1950年代的中共政黨外交，一面有中聯部在扎實地做基礎性工作，一面有党和國家領導人走出國門，與國外的共產黨以及工人党來往。

中蘇兩黨的“蜜月”

至1960年代前後，中共一度與外國90多個共產黨或工人党建立了聯繫，開展了友好交往。這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與蘇聯之間的交往。

1952年10月5日至14日，應蘇聯共產黨（布）之邀，劉少奇率領中共代表團參加蘇共十九次代表大會。

在出席的45個兄弟黨代表團中，蘇方似乎給予中共代表團特別的禮遇，劉少奇與匈牙利共產黨總書記拉科西一起，被安排到主席臺貴賓席的第一排，位置十分突出。利用這次出席大會的機會，中國共產黨與其他兄弟黨有了一次比較正面的認識與交往。同時，劉少奇借機與斯大林交換了關於中國政治與經濟建設等方面的問題。

斯大林提出中國可以在1954年搞選舉和憲法，這讓很多人對中國在1954年頒佈了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與1952年的這次訪問之間有了很多聯想。

斯大林本人並未看到中國頒佈的這部新憲法，他於1953年逝世。

赫魯曉夫繼任蘇共總書記之後，于1954年7月31日訪華，毛澤東親赴機場迎接。

此次兩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會面，成果斐然，赫魯曉夫表示向中方提供大量援助項目。此時的中蘇兩黨，處在蜜月中。

1956年2月，蘇共迎來“二十大”，55個國家的共產黨派來代表團，中共代表團由朱德、鄧小平率領。然而讓中共領導人感到異樣的是，赫魯曉夫見到朱德之後，開門見山，痛批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政策。當月24日晚，一向高喊“斯大林萬歲”的赫魯曉夫做了那場讓世界震驚的報告，大罵斯大林“暴君”。

與蘇共關係破裂

1956年秋，中共召開“八大”，54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派代表團來到中國，包括西方的英共、法共和意共代表團。巴勒斯坦和美國共產黨也派出觀察員出席。

此時已與中共發生裂痕的蘇共也派來以米高揚為團長的代表團，毛澤東在會見米高揚時，不點名地批評了蘇共以老子党自居的作風。但此時從大局出發，中共還是保持與蘇共的密切聯繫。

波匈事件後，為了感謝中方給予蘇方的支持，赫魯曉夫希望毛澤東訪蘇。1957年11月，毛澤東再次訪蘇並參加60多國党的代表會議。

1959年，新中國成立十周年之際，中共利用這一時機邀請到61個國家的共產黨、工人党和其他友好組織代表團來華。赫魯曉夫仍是主賓，他身著意大利裁縫為他定做的西服來到中國，與身著中山裝的毛澤東一起站在了天安門城樓上。

赫魯曉夫冷冷地對毛澤東說：“關於這個原子彈，我們是不是要把蘇聯專家撤回去。”毛澤東回應：“我們可以自己試試，這對我們也是個鍛煉。”

在蘇聯的影響下，其他一些國家的共產黨也站在蘇方一邊指責中國，中共的政黨外交陷入困境。

1962年11月初至1963年1月下旬，保加利亞共產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党、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德國統一社會黨、意大利共產黨先後舉行代表大會。中共派中聯部副部長伍修權、趙毅敏分別率團出席。

在捷克斯洛伐克黨代會上，伍修權向大會發表中共的聲明，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對消除分歧、加強團結的立場。會後，該黨一位中央委員會見伍修權時挑起爭論，雙方唇槍舌劍達5個小時之久。

1963年7月5日至20日，鄧小平率團赴蘇，這是赫魯曉夫執政時期兩黨的最後一次接觸。為避免過激爭論，雙方達成協議，發言輪流進行，禁止中途打斷。

1964年，新中國成立15周年之際，中共再次邀請各國兄弟黨訪華。在此時社會主義陣營出現複雜關係的背景下，各國來賓規格大為下降，有的國家僅派來黨報主編為首的代表團來華。

赫魯曉夫在1964年10月下臺，中共寄望蘇共新的領導人出來緩和兩黨關係。遺憾的是，此後又發生蘇聯國防部長借酒當著中國代表團成員的面言語侮辱毛澤東的事件。

1966年1月，蘇共“二十三大”召開，邀請中方派代表參加，中共拒絕。由此兩黨正式破裂。這對中國的政黨外交產生進一步衝擊，波蘭、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等國共產黨先後與中共分道揚鑣。

從非洲打破堅冰

“文革”當中，中共政黨外交跌入穀底，從1963年至1976年，全世界89個共產黨和工人党中，78個與中共中斷了關係。

在今天的“文革”影像中，我們更多看到的是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與非洲領導人會面的場景。

1971年10月25日夜，在聯合國會場，一群黑人代表在會場過道上跳起了非洲舞，他們在慶祝聯合國大會剛剛通過的2758號決議案——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益。

然而面對非洲國家政黨要求同中國共產黨建立關係的請求，毛澤東卻沒有答應。意識形態分歧是制約中共打開政黨外交局面的堅冰。打破這個堅冰，也是從非洲開始。

1977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對外聯絡部、外交部《關於黑非洲等地區一些民族主義國家執政黨要求與我建立關係問題的請示》。由此至1990年，非洲43個國家和地區共49個政黨和政治組織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了關係和聯繫。

超越意識形態分歧

1980年代的中國，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論調中，政黨交往超越了意識形態的差異，有了更多的經濟色彩。

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不斷謀求同各國社會黨和共產黨建立黨際關係。社會黨與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有很大不同，前者秉承的是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思想，走階級調和的道路。

1980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聯部《關於對社會黨開展工作的請示》。

1981年2月，受中共之邀，法國社會黨領導人弗朗索瓦•密特朗訪華，胡耀邦和鄧小平分別接見了他。

3個月後，密特朗當選法國總統。此後的法國社會黨領導人每每與中共領導人會面，總要提一句：密特朗1981年的訪華給法國社會黨帶來了好運氣。

1984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接踵而至，由該党主席維利•勃蘭特親自帶隊。中方給予該黨代表團極高的禮遇。德國記者當時這樣報道：“當維利•勃蘭特上星期一訪問中國時，他低聲說：‘人們是和藹可親的，有小彩旗’。”也就是在勃蘭特訪華期間，中共首次明確提出了“超越意識形態的分歧，謀求相互理解與合作”的方針。

隨後，日本社會黨、葡萄牙社會黨、意大利社會黨、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紛紛與中共建立了正式交往。

結束過去 開啟未來

就在中共與西歐各社會黨建立關係的同時，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也紛紛派代表團來到中國，解凍雙方政黨的關係。

1986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民主德國國務委員會主席埃裏希•昂納克，兩人會談50分鐘。會談之後，雙方入席就餐，忽然宴會廳內燈光大亮，昂納克說：“太陽又出來了。”

耐人尋味的是，鄧小平在會見東歐政黨領袖的時候，常常向來賓重申他關於中國改革的一些著名論斷。

1986年，鄧小平在會見波蘭統一工人党第一書記、國務委員會主席雅魯澤爾斯基時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