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中國應建立自己的話語自信

張維為, 復旦大學外文系畢業,日內瓦大學國際關係碩士、博士,曾為英國牛津大學訪問學者。現為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日內瓦亞洲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復旦大學兼職教授。上世紀80年代中期曾擔任鄧小平及其他中國領導人的英文翻譯。走訪過一百多個國家。著有《鄧小平時代的意識形態與經濟改革》(英文)、《改造中國:經濟改革及其政治影響》(英文)、《重塑兩岸關係的思考》、《中國觸動全球》、《中國震撼》等著作。

《中國震撼》提出的新概念、新觀點

◆“兩大板塊”概念――“准發達國家”板塊(或“發達板塊”)、“新興經濟體”板塊(或“新興板塊”)。

◆“文明型國家”的八個特徵――“四超”與“四特”――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獨特的經濟。

◆“中國模式”的八個特徵――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

◆揭示民主與人權的真諦――理想的民主應該是“實質民主”與“程序民主”的結合,避免西方人權體系的四個缺陷。

“中國人沒理由悲觀”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發展的成功經驗被一些西方媒體和學者稱為“中國模式”, 但也有人認為,中國還在探索前進道路的過程中,尚未到可以定論的程度,不能稱之為“模式”。在《中國震撼》一書中,張維為把“中國模式”解構為“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八個基本特點。他強調說,“模式”只是用來表述一種特定區域的特定發展之路,它沒有定型,但基本思路已非常清楚,而且應該堅持下去。

日前,張維為在接受本刊採訪時表示:“面對中國這麼一個大國的崛起,我們要有點歷史感,看歷史上其他大國崛起時候的情況,付出過多少代價。中國人最沒有理由悲觀,中國崛起的大勢放在那裏,不可阻擋。”張維為表示,十年前還只是少數人在談“中國崛起”,但有一天他們突然發現,他們離不開中國,生意上打交道的人,競爭對手,全是中國人。過去的20年間,西方總在預測中國崩潰,但現在這個論調本身在國外已無市場。

現在西方最擔心的其實不是中國經濟的崛起,而是中國模式的崛起,他們覺得這挑戰了西方的話語權。如今中國的周邊國家都在或多或少地學習中國模式,包括非洲一些國家,甚至奧巴馬其實也在學中國的做法,鼓勵製造業,鼓勵出口,鼓勵政府長遠規劃,發展高速鐵路等等,這些看起來都是受中國模式的影響。

“中國不是一般的國家,中國的崛起不是一般的崛起,是令人震撼的崛起”。張維為說,“在歐洲,一個國家平均只有1400萬人,中國等於100個中等歐洲國家的規模。這樣的人口規模意味著,在中國做什麼事情都可能是世界第一。現在中國的汽車生產和消費已經是世界第一,世界各大汽車生產企業都開始關注中國市場的變化,設計的理念也出現了某種面向中國的轉型。如果以後中國電影市場再這麼持續火爆下去,好萊塢也可能因中國而改變。”

在張維為看來,中國崛起的故事很精彩,只是還沒有講好,這造成一些人妄自菲薄的大國小民心態,“有些人喜歡把中國說得淒淒慘慘,但其實西方主要機構、日本學者在中國所做的民調,都顯示大部分中國老百姓對自己國家的前途是非常樂觀的。”

中國模式八大特點

張維為認為,從中國話語的角度來看,中國模式主要有八個特點:

第一是實踐理性。

第二是強勢政府。強勢的政府能夠推動形成關於改革和現代化的廣泛共識,實現比較艱巨的戰略目標。

第三是民生為大。這是中國傳統形成的治國理念。中國把消除貧困作為頭等要事來抓,制定和執行了消除貧困的一系列政策。今天我們提倡的“以人為本”,建設“小康社會”等目標也都是“民生為大”概念的延伸。

第四是穩定優先。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其民族、宗教、語言和區域的複雜性堪屬世界之最。這種特點也形成了中國人擔心“亂”的一種集體心理。中國傳統的觀念是“太平盛世”,“盛世”與“太平”總是聯繫在一起的。過去30多年的政治穩定使中國實現了近現代史上第一次跨長度的持續發展。

第五是漸進改革。中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情況複雜,所以鄧小平採用的戰略是“摸著石頭過河”。中國拒絕了“休克療法”。我們讓自己並不完善的體制繼續運作,同時對其進行改革,使之為現代化事業服務。

第六是順序差異。確立了先農村後城市、先沿海後內地、先經濟為主後政治、先進行相對容易的改革,後進行相對艱難的改革的順序。

第七是混合經濟。我們力求把“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有機地結合起來、把市場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有效地防止市場失靈。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沒有陷入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海嘯的主要原因。

第八是對外開放。中國堅持了對外開放,在國際競爭中改進自己,發展自己,並有選擇地學習別人的經驗,但我們堅持了自己的政策空間,自己決定取捨,絕不盲從。

中國話語體系的建立

中國模式成不成功舉世皆知,但是中國在國際上尚未建立起自己的話語體系。張維為認為,西方話語目前在知識界非常強勢,一些人認為,今天的美國就是明天的中國,可以“拆了故宮建白宮”,這種思維甚至在政治精英中也很有市場。張維為很痛心地說,“在西方話語面前,我們一些知識分子、一些媒體沒有自信心,沒有勇氣平視西方。”走訪過一百多個國家的張維為根據自己的親身體驗得出結論,“沒有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美國經驗和美國式民主,走向現代化。”他強調,中國崛起的成績,應該說是非常明顯的,我們應該肯定中國發展模式取得的成績,形成自己的體制自信和話語自信。

“中國崛起的成績單除以2,除以4,甚至除以6,都比採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的成績單亮麗。”

跟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過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績超過了其他發展中國家成績的總和,因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消除貧困,而過去20年中世界上70%的貧困是在中國消除的;與東歐的轉型經濟國家相比,過去30年中,我們的經濟規模增加了16~18倍,而東歐國家的經濟總量才增加了1倍。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裏德曼到上海轉了一圈回到紐約,說紐約更像第三世界。在“硬件”方面,上海的機場、地鐵、高鐵、高速公路等全面領先紐約;在“軟件”方面,上海的人均壽命,嬰兒死亡率、社會治安等指標也全面好於紐約。

張維為認為,政治制度沒有東西方之分,只有良政和劣政之分。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比如新加坡。同樣,劣政可以是西方的,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比如,希臘、冰島等國家已破產,就是劣政。“西方的政治制度就像西餐,內容不怎麼樣,但形式很好。中國的政治制度就像中餐,內容不差,但形式不如西方的漂亮。比如,我們的人大制度雖然也有缺陷,但我們討論的問題確實是老百姓關心的,而不像西方的多黨輪流執政下的政治遊戲。”從這一點上看,張維為認為,我們要更多地去改進我們的形式。

基於對中國“文明型國家”的認知與判斷,張維為推論,中國政治發展的大趨勢不是複製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全球互動的基礎上日益回歸中國本土的政治理念,特別是“民心向背”和“選賢任能”的理念。這些理念也是今天中國模式的核心競爭力。我們可以把“選拔”和“選舉”結合起來,這將有助於克服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如缺乏人才觀、短視主義、民粹主義、過度的福利主義等。

在社會方面,中國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不是西方所主張的社會與國家對抗模式,而是社會與國家大規模良性互動的模式。

在經濟方面,中國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不是我們一些書生從西方教科書上批發來的,在西方也從未存在過的所謂“完全市場競爭模式”,而是“人本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相結合的一種“混合經濟”。

(王 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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