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2月，廈門作為國家確定的第一批對外開放的經濟特區，更早地領略到了春天的氣息。然而，在廈門特區擴大對外開放當中，圍繞特區還要不要駐軍，特區部隊還要不要整軍備戰，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當時，我正在閩南擔任駐守廈門部隊的軍政委，現將爭論的前前後後作一回顧。

軍地產生兩大爭論

廈門是中央和鄧小平確定設立的經濟特區之一。1984年2月7日至10日，鄧小平在視察深圳、珠海特區之後，來到廈門視察，看望部隊官兵，接見部分領導同志和英模代表。在廈門迎接鄧小平並陪同他視察的領導同志有:福州軍區政‧委傅奎清，福建省委書記項南、省長胡平，廈門市委書記陸自奮，以及作為廈門駐軍領導的王照軍長和我。鄧小平首先查看了當時設在市內的經濟特區，又興致勃勃地視察了廈門全島。看到鄧小平身體健康、精神很好，我發自內心地高興。鄧小平在路上不斷向我們講述他的看法和意見，內容主要是後來發表的《在視察特區時的重要談話》。視察期間，鄧小平先後講到:廈門特區現在劃的這個地方太小了嘛，應該擴大。把全島都搞成特區。這樣就能吸收更多的華僑和港臺的資金，許多外國人也會來投資，而且可以把周圍地區帶動起來，使整個福建的經濟活躍起來。廈門特區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實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這在國際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資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會來投資。我看這不會失敗，肯定益處{艮大。他還關切地詢問王軍長和我，軍部駐在哪里，部隊的情況怎麼樣，戰士們生活怎麼樣。我和王軍長都一一作了回答。最後他還欣然題詞: “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

鄧小平視察廈門特區，使軍隊和地方的同志都受到很大鼓舞，特別是對他關於特區要擴大的重要指示，大家都發自內心地擁護。他的重要談話發表之後，福建省委、廈門市委立即著手研究和規劃特區擴大之後的發展建設問題。特區原來很小，只有2.5平方公里，擴大到全島之後，面積將達到100多平方公里，而且輻射周圍，範圍和規模都擴大了許多，的確是一件令人鼓舞的大好事。我們部隊認真學習了鄧小平的重要談話，一致表示堅決擁護，積極支持地方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以實際行動貫徹好黨中央的指示。

隨著廈門特區擴大各項工作的展開，地方有的同志在討論和規劃繼續搞好改革開放的時候，對如何繼續加強軍隊和國防建設，如何繼續加強東南沿海的海防建設、確保國家的安全穩定這樣一些重大問題，有所忽略，提出了一些意見。其中與軍隊有直接關系的是兩個:一個是部隊的營產、營區要不要為開發特區讓出來；二是整個廈門都劃為特區之後，島上還要不要駐軍。圍繞這兩個問題，軍地雙方產生了分歧和爭執。

首先遇到的是軍隊的營區、營產問題。從解放戰爭後期起，由於廈門長期與號稱駐有10萬國民黨大軍的金門島正面對峙，一度駐軍數量較多，因而營區、營產比較多。這些營區和營產大多是從國民黨軍隊手裏奪來的，其中有不少軍事設施還是日本鬼子占領時期修築的。後來隨著島內駐軍的逐步撤出，許多營區和營產已經交給了地方政府。廈門被確定為第一批特區之後，由於開發建設、旅遊的需要，經過協商，軍隊退出了不少設在景點上的營區。廈門還有很多旅遊景點，這些景點大多是軍事上的制高點，如胡裏山炮台、雲頂岩、日光岩等，歷代都是兵家據守的沿海要點，現在仍有我們的部隊在駐守。由於特區要擴大，搞開放，搞旅遊，吸引外商、華僑、港澳臺同胞多投資，地方有些同志要求部隊把這些地方讓出來。這些意見反映到軍裏，我們感到很難辦，請示軍區也感到很難處理。在地方同志的一再要求下，我們逐級上報，經總參批准，我們又從幾個點上撤出了一些部隊。如讓出了胡裏山炮台等。胡裏山炮台從清朝的時候就駐紮軍隊，從炮臺能清楚地觀察到對面大擔、二擔島上國民黨軍隊的情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同時它又是一個著名的旅遊點，國內外許多遊人都想到此一覽古炮臺的雄姿，在炮臺上俯瞰一下美麗壯觀的廈門港。在這種情況下，部隊讓出了包括胡裏山炮台在內的幾個旅遊景點，完全是從開放的大局考慮的。但這仍然達不到地方規劃的要求，他們計劃開放的景點包括部隊設在廈門島四周的大部分哨所，甚至提出連雲頂岩觀察所也要撤出來。這就引起了軍隊同志的憂慮和不安，迫使我們不得不從海防建設和國家穩定的大局上來認真對待這個問題。

引起爭論的第二個問題是，特區擴大到全島之後，還要不要再有軍隊駐守。這個現在看起來不是問題的問題，在改革開放初期，在許多政策法規還沒有明確的情況下成了引起激烈爭論的大問題。當時地方上有人提出，整個廈門都劃成了特區，島上就不應該再駐部隊了。他們的理由不光是因為部隊佔據著一些景點影響了開放，還認為有部隊在那裏，華僑和外商就不敢來投資。有的甚至提出，軍車不能上街，不能開進廈門島，因為它看上去像“囚車”一樣難看，會把外國人嚇跑。雖然持這種觀點的只是個別人，但當時由於大家對究竟開放到什麼程度，一時還把握不准，故而也疑惑不定。這些議論傳播開來，影響了部隊的思想穩定，也引起駐地群眾的不安。地方有的老同志找到我憂慮地說，聽說有人要求部隊撤出廈門，那麼對面的台灣國民黨軍上來怎麼辦？一些群眾也反映，沒有部隊在這裏，我們的安全誰來保衛？

面對地方同志的這些意見和越來越多的議論，我不得不認真思考，多次和軍裏的其他同志交換看法。我們覺得，開放後的廈門到底要不要駐軍，我們要堅決聽從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聽從上級的命令。但作為當地駐軍領導，我們有責任向上級反映廈門地區的實際情況，有責任為維護我國海防建設的長遠利益而直言，更有責任教育部隊牢記職能，常備不懈。

鄧小平一錘定音

廈門島自1949年金門作戰失利以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面對著國民党10萬大軍的壓力，是中央軍委確定的堅固設防地區。早期，軍所屬各師和一些特種兵部隊全都駐在島上，20世紀50年代後期，由於“8‧23”炮戰開始，從島上撤出了兩個師；60年代，又由於搞“山”、 “散”、“隱”，又把軍部和另外一個師撤到了島外。廈門作為閩南與閩中的結合部、作為福建抗登陸作戰的一個重要方向，特別是和當時眼皮底下的五六萬國民黨軍隊相比，駐軍不但不能撤，而且還應該加強。雖然當時兩岸關系正在趨於緩和，和平統一大業也早晚會變為現實，但這必須是建立在強大軍事力量做後盾的基礎之上。

回顧幾十年帶領部隊駐守海防的經驗教訓，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一貫指示分析問題，我愈加感到，改革開放與鞏固國防絕不是對立的關系，相反，越是開放，越需要軍隊來保衛。我把這個認識向到軍裏檢查工作的江擁輝司令員、傅奎清政委等作了匯報，他們都表示贊同。

1984年6月上旬，在廈門市白鷺賓館，即福州軍區廈門招待所，福建軍地領導同志就廈門特區擴大之後涉及駐軍的有關問題，召開了一次協商座談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福州軍區江擁輝司令員、傅奎清政委，福建省委項南書記、胡平省長，廈門市委陸自奮書記。當時王照軍長正在出訪朝鮮，軍的領導就只有我參加了會議。

當商談到廈門島上部隊要不要讓出現有的位置時，雙方的意見發生了尖銳對立。地方有的同志的意見是，部隊現在的駐地大都要辟為旅遊點，應該讓出來或者乾脆全部從島上撤出來。有部隊駐在島上，外商不敢來投資。軍隊同志的意見是，現在島上的駐軍並不多，而且廈門地區守備任務非常繁重，部隊絕不能撤出去。現在島上部隊賴以觀察據守的一些制高點已經交給了地方，所剩這些哨位住所，只能勉強構成預警防衛體系，原則上不能再動了。會開到這裏，雙方都互不相讓，爭論非常激烈。記得當時有人對我說:你們現在的那些營區、營產本來就是地方的嘛，難道你們解放軍來福建的時候，還帶著房子帶著地來的嗎？我也沒客氣，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回敬他:是啊，那些營房都是日本鬼子建的，以後是國民黨軍隊住的，你那時候怎麼不跟他們要過來呢？還有現在你們提出來要的那個“白公館” (即白崇禧公館)，當年我們攻打它的時候，犧牲了近1個排的戰士，那個時候你叫他們讓出來多好，我們還用得著流血犧牲去打嗎？

由於軍地雙方的意見尖銳對立，無法調和統一，最後商定，各自向中央軍委和國務院反映情況，聽從中央的決定。後來，我們接到的通知是廈門駐軍任務和部署不變。另外還聽說，廈門特區駐軍問題的爭論反映到中央以後，鄧小平說:香港回歸以後我們還要駐軍嘛，廈門面對金門重兵，能不駐軍嗎？就這樣，這場爭論很快就平息下去了。

在那場現在看來本不應該出現的爭論中，我作為廈門駐軍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當時是做了大量的實地調查和論証的。在那次軍地雙方的協商會上，我引証了掌握的大量事實材料，充分陳述了廈門地區的邊海防只能加強不能削弱的理由。直到事隔12年之後的1996年10月7日，我在北京參加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時，福建省的領導同志來看我，還提起那場爭論。他對我說:宋政委，那一次的爭論和你的發言我們都聽說了。

角嶼島遭炮擊証明駐軍的必要

廈門特區要不要駐軍的那場爭論發生在1984年6月上旬，到了6月27日，就發生了金門國民黨駐軍突然炮擊廈門海域角嶼島守備連隊的事件。

那天我擔任軍裏的值班首長。早飯後我在作戰值班室組織交完班，就到了離辦公樓300來米的招待所，准備和部隊來的幾個同志研究一下經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問題。剛推門坐下，值班參謀的緊急電話就追過來了，向我報告說:政委，有敵情，請您馬上到作戰室來。我放下電話，一路小跑來到辦公大樓的軍作戰室。陳明端參謀長、作訓處周滿華處長、薑勤宏副處長正圍在牆上的地圖前面，聽到我進來，陳參謀長轉身對我說，金門那邊有情況，我們趕快研究一下吧。

接著，周滿華報告了剛剛發生的情況:上午8點40分左右，金門島上的國民黨軍隊突然向我守備某團二連駐守的角嶼島實施炮擊，並有不明船隻借著大霧向該島駛近。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