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9日至12日,兩岸學者20余人,齊聚北京香山飯店,舉行了自新中國成立後兩岸第一次學術交流會。在這以前,廈門大學雖已成立臺灣研究所,並已吸收過臺灣學者參加研討會議,但那只是個別的,也非正式邀請,不能與香山飯店的這次會議相提並論。這次會議的主題是“臺灣之將來”。會議主持人,一位是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台籍教授郭煥圭,另一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趙複三。會議開的是成功的,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求同存異,從此打開了兩岸學者進行學術交流的大門。

會議召開的背景

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中,兩岸長期隔絕,臺灣又實行了蔣經國的“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這就更加無法進行交流往來。自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的政治路線都作了重要調整,工作重心由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經濟建設和實現國家現代化上來,並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與此同時,大陸的對台政策也適時地進行了調整,並在此基礎上發表了《告臺灣同胞書》,主張在兩岸間實行“通商、通郵、通航”。1982年初,鄧小平又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冰凍三天,絕非一日之寒。”《告臺灣同胞書》發表後,一年、兩年以至三年四年過去,兩岸關係仍然未見有明顯的鬆動。怎麼辦呢?堅冰必須打破,兩岸關係必須解凍。十年“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中國人鬥中國人,國共兩黨,海峽兩岸,也都是中國人。現在“文化大革命”已成過去,這方面鬥爭已經結束,難道海峽兩岸的鬥爭還要持續下去?如此,中華民族的復興和振興的希望又在哪里?當時中央是鄧穎超同志主管對台工作,中央台辦是在廖承志同志的直接領導和指揮之下進行工作的,於是採取了迂回曲折的學術交流措施,具體做法是通過海外朋友採取相互串聯的做法,邀請了一批僑居海外如美、日、歐、加等地的台籍學者來北京開交流會,果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百聞不如一見

以僑居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台籍教授郭煥圭先生為首,邀請的僑居海外的台籍學者,有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教授田弘茂,美國德雷克大學教授林宗光,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教授范良信,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教授邱垂亮,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國家經濟統計研究所研究員張宗鼎,日本東京經濟大學教授劉進慶,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教授肖欣義等8人。還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翁松燃。他們除個別人外,都是第一次來中國大陸。

因為他們大都沒有來過中國大陸,當然更沒有看到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大陸,所以都以一種奇特的眼光注視著周圍的一切。他們在來之前,自然已看到西方媒體關於中國大陸各種各樣的報道。張宗鼎研究員來前就聽說過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大陸,到處都是特務,戒備甚是森嚴,人民一點兒自由都沒有。他也不知道這是真還是假。來到北京以後,他拒乘公家車子,自己租了一輛自行車,到處走街串巷,想到哪里就到哪里,竟然沒有發現一個人跟蹤他。後來是他自己告訴別人說:“我騎著自行車,滿街跑了大半天,自由得很,沒有發現一個人跟蹤我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來自日本的大學教授劉進慶,因為我們兩人都是研究臺灣經濟的,提交會議的也都是經濟論文,大家一見如故,很快就熟識了。會下,他悄悄地問我:“您和太太是住在一起嗎?”我馬上意識到這是受西方媒體宣傳的影響,說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到處都像兵營一樣,男的住一起,女的住一起,沒有任何自由。於是我對著他一笑說:“既然是夫妻,怎麼可能不住一起?”他聽懂了,似乎也有點兒不好意思。

這時不禁使我想起當時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的李慎之給我說過的一段故事:我到美國與另一位同事同行,拜訪了一位華僑老朋友,坐在會客室以後,這位朋友匆匆叫來他的兩個孩子說:“這就是爸爸交結的兩個‘共匪’朋友!”兩個孩子大驚失色地小聲嘀咕說:“怎麼‘共匪’也和我們一樣?”我把這個故事也告訴了劉,我們亦相視而笑,原來大家都是一樣的人啊!

會上的交鋒

邀請與會的海外朋友,觀點上全是偏“獨”的,大陸內地邀請的自然又都是偏“統”的。這次會議,實際上就是“統”、“獨”兩大派的觀點交鋒,不過會議要求大家應是理性發言,正像著名社會學教授費孝通先生在會議開幕詞中說的,應本著“心平氣和、互相切磋、求同存異、反復研討”的精神來參加這次會議。

大陸方面參加的學者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丁名楠,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何方,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闞念倚,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趙複三,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李家泉,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陳士誠,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所長陳碧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顧問張宣三,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盛愉,共9人。同時,大陸亦有6名在職台籍學者,即廈門的朱天順,北京的周青、廖秋忠,上海的郭昭烈、鄭勵志,貴州的黃威廉等參加了會議。

學者們圍繞臺灣和兩岸關係的歷史、現狀和未來進行討論,但分歧很大。在歷史方面,有些台籍學者質疑關於“臺灣自古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提法,竟然把鄭成功、清朝政府與荷蘭和日本侵略者混為一談,這就歪曲了事實,結論自然也是不對的。在現狀方面,他們又把國民黨看成外來政權,這也是不對的。至於說國民黨在臺灣實行專制獨裁,鎮壓臺灣人民,共產黨同樣是反對的,但不能把同一個民族的內部矛盾,混淆為與異族之間的矛盾。在未來方面,他們認為,臺灣應成為“新而獨立的工業化國家”,並認為國民黨、共產黨,孫中山和毛澤東,歷史上都曾發表聲明支持“臺灣獨立”,這是把臺灣在“日本統治時期”與戰後“已經回歸祖國”這兩個不同的歷史背景混在一起,自然更不對。未來在臺灣,“台獨”不會有出路。在所有這些方面,雙方有過激烈交鋒,但總的說來,還都是理性的,平心靜氣的。

溝通是化解心結的橋樑

會議交流是溝通的一個好形式,溝通又是打通相互關係的好橋樑。這一次學術交流會,給我們最大的一個啟示,就是看到了溝通的好處與重要性。它可以清除堵塞,疏通管道,引進暖流,增進瞭解,化解心結,增強互信。當然這必須是一個長過程,是一個需要認真、細緻、長期、系統地進行工作的過程,決非一兩次會議、一兩次溝通交流就能實現的。

通過這次學術交流的溝通會,大家敞開心扉,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實事求是,收穫是大的:

表現之一:許多台籍學者初步瞭解到,中國大陸為什麼如此強烈地希望兩岸早日實現統一;大陸學者也初步瞭解到,臺灣為什麼會有些人如此念念不忘地希望實現“獨立”;雙方如能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交流溝通,對於問題的最終解決是一定會有好處的。費孝通教授在開幕詞中引用了李白的兩句詩:“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意思是說,臺灣海峽不應當成為蔽日的浮雲。

表現之二:我們看到了雙方學者在幾天內就有一個從“緊張——緩和——再緊張——再緩和”的過程。開始時,他們感到自己是第一次踏進這個共產黨領導的地方,心理自然難免有些緊張,但親眼所見,耳聞目睹,並不是傳說的那樣,心情就緩和下來了。後來開會了,“統”、“獨”觀點對立,也難免有些緊張,但看到對方都心平氣和地說話,有理有節,溫文爾雅,於是情緒又緩和下來了。

表現之三:我們不僅看到了這次交流會是成功的,也看到了這一次交流會對於後來開展兩岸交流的推動作用。像以“臺灣之將來”為主題的學術交流會,1985年8月又在廈門召開了一次,參加者也是20多人,台籍與大陸籍各占一半,新人和老人各占一半。自此以後,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成立,全國臺灣研究會成立,這兩個機構與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聯手,幾乎每年都要召開一次兩岸學術交流會,由間接轉為直接,由中小型變成大中小型並舉。這時蔣經國的“三不”政策也逐步作了調整,於是兩岸學術交流會趨於常態化了。

表現之四:“以文會友”成為兩岸各種學術交流活動的重要形式。參加會議者,每人都要求寫一篇學術論文。兩次以“臺灣之將來”為主題的學術交流會,我都參加了,寫的都是經濟論文,第一次是談臺灣經濟發展,第二次是談臺灣對外貿易。兩次共交了好幾位研究臺灣經濟的朋友,如東京經濟大學教授劉進慶、日本新澙大學教授塗照彥、日本大學專任講師陳仁端、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教授范良信以及同名的科羅拉多(非州立)大學教授肖聖鐵等,並與一些人長期保持著良好的聯絡關係。

中央領導對這次會議是相當重視的,當時主管對台工作的鄧穎超同志親自接見,並作了重要講話,她充分肯定了這次會議的成果,並希望今後能加強相互間的溝通和交流。

這一次兩岸學術交流會到今年8月整整27周年了,往事歷歷,如在眼前,至今還很懷念。27年來,特別是最近兩年,兩岸學術交流,無論在廣度上、深度上、專業上、合作上,都有新的發展和突破。兩岸雖僅一峽之隔,過去是“咫尺如天涯”,如今是“天涯若比鄰”,早晨在臺北吃早餐後飛赴大陸,辦完事後又可以再飛回家吃晚飯,變化太大了。現特將當年第一次交流情況回顧節錄如上,以作紀念和比較。

(李家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