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蔣介石與汪精衛的兩次反革命政變宣告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國民革命也遭到失敗。此前在國共合作中迅速壯大的中國共產黨，正面臨成立以來的最大危機。

大革命的失敗，一度讓共產黨對與其他勢力結盟充滿懷疑。“左傾”教條主義錯誤開始在黨內蔓延，博古等執掌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他們採取了團結“下層”，拒絕、排斥“上層”的片面統戰政策，而把游離在國共兩黨之外的中間勢力視為“統治階級的奸細”和“最危險的敵人”。國民黨左派人士鄧演達曾主動找到共產黨提出合作反蔣，卻遭拒絕。

即使在黨內，非工人出身的一些人也受到排擠。因為共產國際指責中共“領導的積極分子都不是工人出身”，黨內一批信仰堅定、德才兼備的知識分子幹部被調離崗位。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開，六屆一中全會上，選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36人，其中21人是工人。在江西，農民黨員在1928年7月的占比超過90%。

土地革命期間，失去大批知識分子同路人的中共孤軍作戰，在國民黨的圍剿下，紅軍在軍事上一再失利，中共幾乎面臨滅頂之災。

這段前後落差巨大的歷史，是觀察中國共產黨90年發展歷程的一個著眼點：低谷，多發生在寂寞伶仃之時；壯大，也是同舟共濟者眾多之時。

摯友最初是對手

中國共產黨並非一出生便一呼百應、天下歸心。

1925年，留美歸來不久的聞一多以反對共產黨而聞名。這位日後著名的“中國共產黨的摯友”，當時還是共產黨一個主要的輿論對手—國家主義者。

在北大的幾次國家主義派召開的反蘇反共大會上，聞一多毫不諱言：“現在北京的共產黨鬧得不成話，非與他們先幹一下，唱唱花臉不可。”

對聞一多影響至深的羅隆基，曾因不斷批評國民黨而招致聞先生的不滿。聞先生說：“歷來幹祿之階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危言聳聽，嘩眾取寵，比周謾侮，希圖幸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

近代史學者雷頤認為，聞一多先生的思想轉變，是從1943年春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在昆明發售開始的。“蔣介石在這本書中公開宣揚專制主義。他不僅反對共產主義，連自由主義也不能容忍，認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機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們所難以接受的。”

聞一多先生的轉變在共產黨的同路人中頗有代表性：正是由於國民黨的貪污腐敗、吏治廢弛，將大批有識之士推向了其對立面，使這些人有了成為共產黨同路人的可能。

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晚年回憶說：我同當時留下沒有出國或到臺灣的中老年知識分子一樣，對共產黨並不瞭解，對共產主義也不見得嚮往，但是對國民黨是瞭解的。因此，解放軍進城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內心是興奮的，希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覺得從此河清有日，幸福來到了人間。

1944年，《新民報》記者趙超構采寫的《延安一月》開始連載。這個一度引起轟動的報道稱：全延安“只有四個警察”。這給聞一多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他認為“只有在那樣的新社會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無阻礙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國共之別，早在共產黨建立之初便已顯現。共產黨以其與國民黨全然不同的口號，顯示出巨大的政治魅力。

歷史學者羅志田認為，“五四”之後，“社會主義”的招牌在當時具有相當的吸引力。北大歷史系教授王奇生在其著作《黨員、党權與黨爭》一書中說，當孫中山聲稱其“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時，在某種意義上是為了迎合五四青年對社會主義的信仰。

而在蔣介石喊出不得人心的“攘外必先安內”之前，共產黨提出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這兩個響亮的口號便深入民心。

王奇生認為，正是這些因素，使得第一次國共合作產生了出乎國民黨意料的效果。從國民黨的立場來看，因為共產黨處於絕對劣勢，國共合作是“容共”，然而後來合作卻發展成為“容國”。中共四大以前，中共黨員僅950人；四大之後，共產黨人數迅速增長，到1927年五大時增至57967人。

在這個過程中，共產黨人還控制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和許多地方黨部的組建。據當時中共上海區委的報告，上海國民黨黨部處於中共的“包辦”之下，以至於“一般民眾的心目中，上海特別市黨部等於C.P。(指中國共產黨)”。

國民黨員尚且如此，眾多兩黨外人士之人心向背，更可想而知。

一代美國人對中國共產黨人的知識都是從斯諾那裏得來的

抗日救國，是凝聚共產黨與其同路人的關鍵詞。贊成中共抗日主張的人群，形成了聲援中共之勢。

與聞一多一樣，鄒韜奮起初也對共產黨不以為然。同樣是對國民黨的失望，以及對共產黨的逐漸瞭解，使其逐漸成為共產主義的志同道合者。

“12.9”運動爆發後，鄒韜奮創辦的《大眾生活》雜誌憤怒譴責國民黨當局鎮壓學生的暴力行徑。《大眾生活》發行量達到破紀錄的20萬份，其立場使國民黨政府記恨不已。1936年7月，鄒韜奮、沈鈞儒等聯名發表《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公開信，贊同和支持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

被毛澤東譽為“新中國的聖人”的魯迅，與多位共產黨領導人關係密切。他曾從陳賡處詢問蘇區的生活，並準備寫一部作品來反映紅軍戰鬥情況。

在國民黨將領之中，張學良、楊虎城發動的“西安事變”影響巨大。但不為公眾熟知的是，張學良本人還曾拿出巨額私款，贈送紅軍做冬季衣食補給費用。

在所有與中國共產黨共同走過風雨道路的友人之中，最具世界知名度的無疑是美國人埃德加。斯諾。

1936年6月，在宋慶齡的協助下，斯諾來到延安。他花了4個月時間瞭解鮮為人知的紅色蘇區，撰寫了大量介紹蘇區及中共領導人的報道，在共產黨往往被妖魔化的西方世界中引起巨大反響。1937年10月，《紅星照耀中國》(1938年在上海出版時，改名《西行漫記》)出版，旋即成為當時最暢銷的書籍之一。在倫敦出版的頭幾個星期就連續再版七次，銷售達10萬冊以上。

在書中，斯諾對共產黨給予閃光的評價：“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事業猶如一顆閃亮的紅星不僅照耀著中國的西北，而且必將照耀全中國，照耀全世界。”

斯諾的作品為共產黨贏得了巨大的輿論支持，他直接改變了眾多西方人對中國共產黨的認知，進而為共產黨贏得了廣泛的國際同情。美國歷史學家哈羅德。伊薩克斯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一代美國人對中國共產黨人的知識都是從斯諾那裏得來的。

在國內，斯諾報道的影響立竿見影。他不僅為共產黨帶來了人心的傾斜，還帶來直接有生力量的支持。黨史學者高華撰文寫道：“1937~1938年，成千上萬受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強烈吸引的知識青年，懷著對中共的崇仰和對未來新生活的憧憬，從天南海北奔向延安。他們的到來正好和急欲‘招兵買馬’、壯大自身力量的中共的現實目標相契合，因此受到中共領導的熱烈歡迎，而與外界隔絕多年的老紅軍也熱忱歡迎給他們帶來各種信息的知識青年。延安一時到處充滿著青年的歡聲笑語，似乎成了一座青年烏托邦城邦。”

同路人對中國共產黨的事業幫助之大，從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

鄒韜奮在病重之時，提出了加入中共的願望。此前，他曾多次提出入黨請求，但始終未獲通過。鄒韜奮之子鄒家華說：“父親在1937-1938年間，已經向周恩來提出入黨的要求。周恩來當時考慮，從黨員的條件上來講，那沒有問題，但是從當時歷史的情況來看，還是在黨外做工作更加有利。因為如果你是黨員，別人會以為你當然是代表党來講話；但作為一個黨外人士，從客觀的立場講話，就更具有說服力。”

“窯洞對”

從高華的解釋不難看出，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吸引大量的同路人，並非僅僅是由於國民黨的不堪和抗日救國的口號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代表了多數人對於未來的憧憬。

1945年7月，黃炎培以國民政府參政員的身份到訪延安，在延安，他和毛澤東的“窯洞對”成就了一段歷史佳話。

此時，日本敗局已定，如何應對抗戰後的新局面，成為國共面臨的新問題。自從清王朝結束以來，中國歷經數十年戰亂，終於看到了重建新國家的希望。在此背景下，黃炎培提出了“國家興衰週期率”的問題。

黃炎培對毛澤東說：“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段對話，日後時常被人提起，這被認為是共產黨人能夠建立政權的關鍵。曾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在總結國民黨失掉大陸的原因時說：“整個來講，不論是對中國的民眾(特別是農民)，或者是對國內國外的觀察家，共產黨都能給他們這樣一種印象：它是全心全意致力於人民事業的，它是真正希望促進中國的民主事業，希望中國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獲得一個真正獨立而強有力的地位。”

正是建設民主的新中國這一目標，成為大量同路人與中國共產黨能夠走到一起的核心因素。

1949年3月，大局已定。黃炎培取道香港輾轉到達北京。4年後，他再次和毛澤東會面。這時，毛澤東已是新政權的締造者。

在毛澤東下榻的香山雙清別墅中，黃炎培成為毛澤東會見的第一位“客人”。這次，毛澤東向黃炎培談及了未來的建國方略。黃炎培所領導的民建及黃本人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毛澤東也都有述及。

早在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所做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說：毫無疑義，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但是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