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愷：推動國共第一次攜手

對國共首次合作,廖仲愷起到了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

廖仲愷不是共產黨員,但他堅定地認為“想要打倒帝國主義,非與共產黨親善不可”。他認為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是國民黨復興的關鍵。他信守兩黨的共同綱領,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和共產黨人取得一致。

1923年11月,《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剛發表,鄧澤如等人上書孫中山反對聯共,發出了進攻的信號。到代表大會召開,左右派之間明裏暗裏的鬥爭充滿了會議的整個過程。1924年1月28日,大會審查《中國國民黨章程草案》,一些代表在右派馮自由等的慫動之下,動議討論限制國民黨員加入他黨案,實際上是反對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針對右派離間國共兩黨的用心,廖仲愷在大會上作了旗幟鮮明的發言,極力主張同共產黨人合作。他指出：“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黨一個新生命”。

張學良：私人钜款接濟紅軍

1935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瓦窯堡會議上,成立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由周恩來擔任書記,專門從事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經過談判和聯繫,周恩來很快就被張學良當成“最好的朋友”。

在同周恩來談判的時候,據統計,從1936年4月到12月的8個月裏,張學良接濟紅軍的款項共達76萬元。這些接濟,對處境困難的紅軍來說,無異於雪中送炭。

“西安事變”發生後,張學良在被蔣介石囚禁的困境中,仍然要求部下繼續維護同共產黨的友誼。他說：“我為國家犧牲了一切,交了一個朋友(指共產黨),希望各袍澤今後維持此一友誼。”

魯迅：共產黨的知己

在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中,魯迅確立了文學家和思想家的地位。在《新青年》雜誌同仁中,有兩位後來的共產黨領袖：“南陳北李”。陳獨秀讚賞魯迅的才能,說對魯迅“五體投地地佩服”；魯迅則認為李大釗儒雅、質樸、誠實、謙和,對李大釗因信仰慘遭軍閥政府殺害深表憤怒,在為《守常文集》寫的序言中,盛讚李大釗的革命精神,稱其文集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

1931年,魯迅結識瞿秋白。他們一起商量寫文,編書,瞿秋白甚至模仿魯迅的文風寫雜文,署上魯迅的筆名發表,後來魯迅編雜文集,特意把這些文章收入,作為他們情誼的紀念。魯迅書古人聯句贈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

在魯迅結識的共產黨人中,還有紅軍將領陳賡。在與魯迅的交談中,陳賡隨手畫了一張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形勢圖。這張圖魯迅一直保存,他甚至準備寫一部作品來反映紅軍戰鬥情況。

黃炎培：可靠盟友

辛亥革命時期,毛澤東聽過黃炎培的講演。一句“讀書不是為了做官,而是為了學到人家強國的本領,為民族效力”,使青年毛澤東深受鼓舞。

抗戰時,蔣介石逮捕“救國會七君子”。黃炎培聞訊後,帶著鋪蓋卷去見蔣介石,要求陪“七君子”一起坐牢,改為“八君子”,此番壯舉傳為美談。

抗戰時期,在重慶,黃炎培與周恩來關係最為密切,常邀請周恩來到他辦的“中華職業學校”講演。黃炎培稱讚周恩來：“乃天下難得奇才也。”皖南事變後,周恩來在參政會上憤怒揭露國民黨“打內戰、除異己”行為,並在“新華日報”寫下“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八個大字。國民黨幹擾“新華日報”售賣,黃炎培親自去報社搬了幾千份報紙到學校,讓學生放學後挨家挨戶散發,表示了對共產黨真心支持。

1945年黃炎培等組織成立了民建,民建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可靠盟友,為新中國成立立下不朽功勞。

霍英東：為中共做香港護駕人

作為香港最著名的愛國人士和實業家之一,霍英東堅決擁護“一國兩制”偉大構想,衷心擁護中央對港方針政策,為確保香港平穩過渡、順利回歸和長期繁榮穩定作出了突出貢獻。

抗美援朝期間,在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全面禁運、港英當局武力“緝私”的情況下,他在香港組織了頗具規模的船隊,為祖國運送了大量急需物資,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

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伊始,他就著手籌劃到內地投資。

從1985年起,他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積極履行職責、建言獻策,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成功制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香港回歸後,他運用自己的社會影響力,積極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全力支持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照基本法施政,受到黨和國家的充分肯定,並與中央幾代領導人結下了深厚友誼。

何賢：無論如何都要同共產黨交往

1999年5月15日,何厚鏵當選為澳門特區首任行政長官。何厚鏵的父親—何賢,一個在澳門曾家喻戶曉的名字也再次進入媒體的視野。澳門人民不會忘記,近半個世紀以來,有“澳門王”之譽的何賢,為澳門的穩定和繁榮所作的貢獻。

1943年春節前夕,日軍藉口駐島的陸、海軍特務機關內訌,封鎖了澳門島。頓時島內物價飛漲,貧苦居民衣食無著。何賢協同澳門商會找到日本陸軍特務機關的機關長,幾番鬥智鬥勇,終於使澳門解除了封鎖。

何賢有位至交名叫柯麟,後者受中共委派,於1935年前後移居澳門開辦西醫診所,從事地下工作,兩人結識後成為莫逆之交。何賢晚年回憶說,“我們常在一起喝茶、聊天。他沒向我講過半句宣傳共產黨的話,我是從他做人的態度上看出他的進步的！”

柯麟於1951年回到廣州,任廣州醫學院院長,後到北京工作。何賢說：“要搞好澳門人的生活,要令澳門生意繁榮,無論如何都要同共產黨交往”。於是由柯麟介紹,何賢到大陸參觀訪問,並和共產黨建立起了長久的關係,並於1954年當選為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史沫特萊：中國共產黨的辯護人

1929年,美國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作為駐華記者來到中國。1936年,在中共地下黨員劉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萊到達西安,等待被邀請前往延安。在這期間,駐守西安的張學良、楊虎城將軍扣留了前來部署“剿共”的蔣介石,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事變發生5天后,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到達西安,史沫特萊在與周恩來進行了簡短的交談之後,開始每晚在張學良的司令部進行40分鐘的英語廣播。概述當天西安事態的發展,並報道與這場事變有關的內容。西安的廣播,使史沫特萊成了一個國際人物,並永久地被貼上了“中國共產黨的辯護人”的標簽,被美國報紙稱為“赤色危險人物”。

她的《中國紅軍在前進》、《中國人民的命運》、《中國在反擊》、《中國的戰歌》等專著,向世界宣傳了中國的革命鬥爭,成為不朽之作。

斯諾：他是一個象徵

埃德加.斯諾1926年進入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學習,1928年7月來到中國上海,到位於上海的美國記者約翰.本傑明.鮑威爾主持籌編的《新中國》特刊工作。

1936年7月15日,毛澤東正式邀請斯諾到他的窯洞裏談話。經過撰寫、翻譯,斯諾發表了後人看到的惟一的由毛澤東自述的《毛澤東自傳》。

當年10月,斯諾在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上分期發表了《毛澤東訪問記》。斯諾的文章被匯成一書,起名《外國記者中國西北印象記》。1937年10月,他的《紅星照耀中國》出版,在國際上產生巨大影響。

新中國成立後,斯諾三次長期訪問中國,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親切接見,為中美關係的和解作出了貢獻。他和他的著作以巨大的國際影響成為中國共產黨真誠友人的象徵。

斯特朗：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生中6次訪問中國,都是在中國革命的緊要關頭。

1925年,斯特朗首次訪華,她“從中國和中國人民那裏發現了極度感人的主題”,“願把全部時間和經歷集中到這個主題上來”。

斯特朗有一個“紙老虎女士”的綽號,因為就是在與她的談話中,毛澤東首次提出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

庫恩：告訴美國人和西方世界“一個真實的中國”

羅伯特勞倫斯庫恩在中國廣為熟知的身份是作家,而他其實更是一位國際投資銀行家。

2005年,庫恩著作《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成為中國國內暢銷書。2009年,他關於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新書《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問世。

由於熟練地解讀著中國共產黨的大政方針,在西方和在中國,庫恩都常被稱為“當代斯諾”,但他本人並不認可這個稱謂。他一再強調,他只是想告訴美國人和西方世界“一個真實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