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在文化體制改革的精神導向、體制改革、政策措施等多個層面作出安排，注重培育主流文化，突出了“文化興國”戰略

10月18日，歷時四天的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在北京閉幕。此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這是繼1996年十四屆六中全會討論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設問題之後，中共決策層再一次集中探討文化課題，也是自2007年中共十七大以來，首次將“文化命題”作為中央全會的議題，其戰略部署和政治意義重大。

中央黨校黨建資深專家葉篤初分析認為，將“文化命題”列為中央全會議題，是期望通過全會達成文化再造共識，彌補文化這條“短腿”。

全會強調，要加強和改進党對文化工作的領導。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切實擔負起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政治責任，把文化建設擺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把文化改革發展成效納入科學發展考核評價體系。

文化部國家文化產業創新與發展研究基地副主任、北大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陳少峰樂觀地推測，今後，可能更多強調黨委一把手主抓文化建設，改變過度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達成共識

30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國家經濟實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升。但不可忽視的是居民收入差距加大、社會矛盾加劇等問題日愈凸顯。而今中共開始對發展策略有所調整。

上海市委宣傳部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巫志南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分析認為，在官方語境中，過去一直強調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四位一體的建設發展，但是在實際工作上，地方政府往往把經濟列為重中之重。

在改革開放初期，各地方為了發展經濟，經常以“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為由，舉辦招商引資活動。

在有些地方，文化不過是招商引資的噱頭而已。也正因此，有輿論稱現在的文化通常是偽文化，甚至是反文化。而在一般文化領域中，最為重要的是，教育體系傳播的價值也存在扭曲之處。還有，為了經濟增長，各級政府也不惜毀壞文化，比如，大量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築被拆毀。

“不可否認這個模式在早期發揮過特定的作用，但時至今日，其負面作用已開始顯現”。巫志南認為，“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最大危害是將文化僅僅看作是經濟的工具和附庸，無視文化本身的價值。

中宣部文化體制改革和發展辦公室副主任高書生也曾撰文指出，長期以來，人們對文化和經濟之間關係的理解停留在表層，常常把文化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手段，熱衷於“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把文化視為花錢的事業，甚至於認為文化建設是宣傳文化部門的事情，對文化發展採取漠不關心以至於規避的態度。

文化建設的“短腿”，已引起中央重視。去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研究問題進行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當時胡錦濤在講話時就指出，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

實際上早在2006年，胡錦濤就提出“軟實力”的概念，指出“如何找准我國文化發展的方向，創造民族文化的新輝煌，增強我國文化的國際競爭力，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

中共十七大上，胡錦濤明確要求“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更加自覺、更加主動地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陳少峰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了擔憂，儘管文化建設已引起重視，但是要在多級地方政府中形成共識並非易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慣性思維很難馬上清除出官員的頭腦。而中央期望通過六中全會達成文化再造共識。

轉變觀念

此次全會提出，創作生產更多無愧於歷史、無愧於時代、無愧於人民的優秀作品，是文化繁榮發展的重要標誌。必須全面貫徹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立足發展先進文化、建設和諧文化，激發文化創作生產活力，提高文化產品質量，發揮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

國家文化產業創新與發展研究基地辦公室主任、上海交通大學教授胡惠林也曾撰文指出，文化當然有意識形態問題。但是，文化又不全是意識形態問題。

胡慧林進一步分析認為，“如果我們的意識形態管理理論和管理思維不擺脫在以階級鬥爭為綱時期所形成的文化管理模式和工作思路，文化改革將失去路徑選擇的創新可能”。

自2000年10月十五屆五中全會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裏提出“文化產業”這一概念後，圍繞文化體制改革就一直爭論不休。

中國人民大學文化創意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金元浦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認為，過去認為文化是非經濟的，更多的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管理方式、宣傳方式，現在我們知道它是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西方和整個發達國家走過的歷程來看，是經濟文化化-文化經濟一體化-文化經濟的過程。

此次全會提出，發展文化產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必須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推動文化產業跨越式發展，為推動科學發展提供重要支撐。要構建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推進文化科技創新，擴大文化消費。

從目前來看，消費服務型企業開始佔據產業高端。比如現在的網絡遊戲，影視動漫、藝術產業經濟形態產值越來越成為支柱產業。

而這些消費型服務產業被植入的文化越來越引起重視。金元浦以手機為例解釋說：手機本來就是傳統經濟中的通訊工具，但現在植入文化內涵，其經濟產值不可估量。“這背後隱含產業調整關係，因此不能簡單把文化視為意識形態。”

在傳統體制下，中國文化資源是按行政方式配置的，無論是電臺電視臺，還是書報刊社，以至於文藝院團，從中央到省、市甚至到縣都是按行政區劃和部門配置的。

高書生認為，文化資源的行政化配置方式，是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相適應的，不僅如此，這種體制已演變為地區封鎖和行業壁壘，伴隨著各地組建門類齊全的文化企業集團，這一狀況不僅沒有得到緩解，反而有所加劇。

分類分流

對於如何強化文化體制改革力度，巫志南認為，過去，在領導幹部考核上，有關文化發展建設的考核比重比較低，導致各個部門，尤其是黨政主要負責人對文化重視程度不夠。

巫志南建議，今後應該加重領導幹部在文化建設方面的考核，改變“說起來重要、幹起來次要、吵起來不要”的局面。

陳少峰認為，目前文化體制改革採取的分類、分流的方式，厘清了政府主導和市場發展。

2002年11月8日，中共的十六大第一次將文化分成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明確提出“積極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深化文化體制改革”。

陳少峰認為，政府主導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市場主導文化產業。“很久以來，政府和市場常常混同，本該是政府負責的，政府經費不足，讓其去創收，例如很多博物館出租場地、搞服裝展等；而應進入市場的經營性文化服務單位卻喪失改革的機會”。

此次全會明確指出，加快推進文化體制改革，應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為文化繁榮發展提供強大動力。要深化國有文化單位改革，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創新文化管理體制，完善政策保障機制，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積極吸收借鑒國外優秀文化成果。

中央黨校黨建專家葉篤初據此總結說，可以看出《決定》在精神導向、體制改革、政策措施等多個層面作出安排，注重培育主流文化，突出了“文化興國”戰略。

（王全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