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下午，譚美香表情嚴肅，站在澳門中華廣場地下的銀行自動櫃員機前操作了差不多十分鐘，讓後面排隊的人們有些不耐煩。直到看見屏幕上終於顯示出了幾行數字，譚美香才露出笑容。

譚美香今年73歲，早年隨子女從大陸移居到澳門，在退休之前，她是一名小學老師。現在的她一個人住在黑沙環的小公寓裏，每個月可以從澳門政府領取大約1700澳門元的社保金。但由於物價飛漲，她的日子過得緊巴巴的。

再過不到一周，就是中國的農曆新年。“這就像政府給我們派了一個大紅包過年！”譚美香一邊說著，一邊用手帕把銀行卡包好放進手提袋。

一周之前，澳門特區發佈新聞公報，稱澳門特區政府將從1月18日起陸續發放2011年現金分享計劃，所有於2010年12月31日前持有有效或可續期的澳門居民身份證的居民可獲得特區政府發放的現金款項，每名澳門永久性居民可獲發澳門幣4000元，非永久性居民獲發澳門幣2400元。

然而在剛剛過去的2010年，澳門同樣經歷了物價飛漲的一年，但紅包與歷年相比不升反降，使得民眾對澳門式紅包頗有怨言，而這種用現金一次性返還的澳門式還富於民的方式，能否在內地移植也引發諸多猜想。

澳門式“紅包大禮”

在往來澳門關閘和各大賭場之間的“發財車”上，在街頭巷尾的茶餐廳裏，人們除了對“賭王”何鴻燊家最新上演的現實版“溏心風暴”大加感慨之外，最為熱門的話題便當屬如何花掉這“從天而降”的4000元。

相對冷靜一些的人，是楊俊昌。作為澳門特區政府社會工作局研究暨計劃廳的一名技術員，從上周開始，每天下午，他都要到政府臨時租賃的中華廣場一樓AJ鋪辦公室上班—這裏正是澳門2011年度現金分享計劃的現金分享發放輔助中心。

楊俊昌的主要工作，是與財政局的同事一起，帶領著幾名大學生共同應對市民針對這次政府“派紅包”的各種咨詢，或者協助市民更改郵寄地址。對於這樣的工作，楊俊昌顯得輕車熟路。“四年了，我們都越來越有經驗。”

事實上，從2008年為了“舒緩高通脹壓力”開始，澳門政府第一次推出這樣的現金分享計劃。按照時任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的說法，就是“為了進一步向居民分享經濟成果以及對抗金融海嘯而帶來的壓力和衝擊”。然而，儘管金融海嘯已經過去，但隨著通脹率的再度抬頭，一年一度的現金分享計劃卻被澳門政府保留了下來，到今年恰好是第四年。對於澳門永久性居民來說，政府已分別於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向他們派發了5000元、6000元和6000元的“紅包”，而對於非永久居民來說，這一金額也分別達到3000元、3600元和3600元。

楊俊昌所在的現金分享發放輔助中心則是每年臨時為協助現金分享計劃而特別設立的，以處理及協助有需要的居民解決收取款項問題及提供查詢等服務。

“我還記得2008年7月1日我們中心第一次正式運作的時候，還是在塔石廣場商業中心，當時因為市民對現金分享計劃感到很新鮮，又擔心自己會收不到錢，所以來咨詢的人特別多，我們都忙得團團轉。”楊俊昌對時代週報記者回憶說，現在三年已過，各項工作都進行得越來越順了，因此中心的辦公地點也從塔石廣場搬到了中華廣場，辦公場地租得越來越小，人手也在逐年削減。“只不過，今年比較特別的是，政府派紅包剛好趕上了農曆新年。”

然而，也並不是所有人都為此感到高興。

“和去年相比，每個人的‘紅包’少了2000元，這樣一來，我們家四口人就一共少了8000元，我媽媽就不太高興啦！”25歲的大學生曾愛玲對時代週報記者說， “雖然每年派的錢對於別的家庭來說可能不算什麼，但是對於我們家，還是一筆不小的數目的。所以我們覺得今年提前發不是因為通脹厲害，而是因為錢比以前少了，要平息民憤，所以趕在過年前發了，過年拿紅包嘛！”曾愛玲撇了一下嘴角，“可是過年的話，很多東西也都會漲價。”

無法移植的“紅包”

對於內地地方政府能否引進類似澳門紅包的財政反哺方式，早在2008年初的上海兩會上，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汽車集團信息產業投資公司的總經理邢普就已經提出過類似的建議。在當時他所提交的一份名為《建議研究全國人民每人發放1000元以分享財政收入高增長的提案》中，他建議政府給全國人民每人發放1000元以抵消CPI高速增長的影響，並用了三個理由來闡釋每人發放1000元的好處：“可以舒緩通貨膨脹帶來的民怨；能去除行業遊說和資本利益集團的偏袒受益；還能劫富救窮。”

2008年7月，受到澳門政府第一次派紅包的啟發，為緩解持續上漲的物價給居民生活帶來的壓力，東莞市政府決定給自己城市裏面的低收入人群每人分發1000元的臨時性生活補貼。然而，由於在受惠人群中出現了“低保邊緣戶”的概念，因此，誰有資格領取這樣的一筆補貼就成了問題。最後，儘管東莞市政府付出了過億元的代價，卻事與願違，引發了一場“紅包風波”。

“事實上，並不是說還富於民的思路不好，而是東莞的人口結構比較複雜，採取這樣的做法是不太現實的。” 提起那場風波，澳門特區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何海明顯得記憶猶新。不久前，他在一次與東莞有關部門座談的時候還和對方說起過這件事。在他看來，由於東莞的外來人口占大多數，假如東莞政府向市民派發購物券，效果可能會更好。“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特點，要對症下藥。”

“比如說澳門的現金分享計劃，它本身就是特別針對澳門本地設計的。”何海明對時代週報記者說。

在時代週報記者採訪過程中，多位受訪者都對記者表示，澳門的特殊性首先就在於它豐富的公共財政。

據澳門財政局2010年底公佈的當年1月至10月的公共財政數據來看，澳門1-10月政府的總收入為626.4億澳門元。但是，在這10個月之間，澳門政府的總開支為270.3億澳門元，財政結餘356億。因此，對於如此龐大的財政盈餘來說，共計約23.4億澳門元的“現金分享計劃”似乎只能算是“九牛一毛”。

而據時代週報記者從澳門財政局處瞭解到，儘管在制定每年具體發放標準時，政府會綜合考慮多方面的因素，但當年的財政收入和澳門的維生指數是最重要的兩個參考指標。至於非永久居民的標準，則相對固定，是永久性居民的60%。

具體到“紅包”的發放安排上，澳門政府也做出了非常詳盡的規定。例如，對於長期領取澳門特區政府發放款項（如領取津貼、援助金、獎學/助學金等）人士、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領取退休金的退休公務人員以及撫恤金受領人，由於他們已經在政府有關部門登記了銀行賬戶信息，因此，採取的是自動轉賬的方式發放款項；而對於一般居民，則會按年齡層劃分，分十周的批次收到澳門特區政府以郵寄方式寄送的劃線支票，即年長者優先。

“其實這也是慢慢摸索出來的一個辦法，第一年的時候並沒有這樣明確的時間表。而年紀大的人的確對早點收到錢會比較安心。”楊俊昌對時代週報記者說。

“內地地方政府確實沒有財政結餘分紅的現實土壤。”廣州市社科院研究員彭澎對時代週報記者分析說，對比澳門，內地地方政府不僅很少有財政結餘，更存在財政體制上的問題。“即便是有結餘，也沒有普惠的意識，沒有讓大家共享財政增長的想法。”

我們需要怎樣的紅包？

“在高通脹的情況下，特區政府繼續推行現金分享計劃當然是協助市民舒緩高通脹壓力的一個好辦法。但是，這畢竟是一個短期的舒脹行為，我們更加需要思考的是，是不是能制定一個更加長遠的長效機制呢？”何海明對時代週報記者說。

“的確，長遠來說，要讓市民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未必一定要用現金分享這樣一種粗放型的方式，每年派發幾千元給市民，對於弱勢家庭是有一定的幫助，但是對於他們的脫貧，還是很難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貧困狀態。”澳門時評人士、政法學會會長何偉添也對何海明的看法表示贊同。

由於澳門政府已連續四年向市民派發現金，由此產生的“部分市民由此變得懶惰”等副作用也一直為學界所詬病。而今年紅包金額不升反降的情況，更引來部分市民的一片罵聲。

“因此，雖然派紅包的行為在短期內是對市民對抗通脹的一個有效舉措，但是我們還是希望政府可以有長效的解決辦法，比如加大退休金的保證，建立公積金計劃，又比如將工資水平與CPI增幅相掛等。”何海明還向時代週報記者舉例說，去年起澳門社會保障基金建立起了中央儲蓄制度，政府向每位22歲以上的永久性居民注資一萬元，今年還將繼續注資六千元，直到65歲。“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後像譚美香這樣的退休老人，如果每個月只有1700元左右的收入肯定是不夠的，這樣的中央儲蓄制度其實從很大程度上解決了老年人的後顧之憂。

“與內地相比，澳門的福利有一定的優越性，但是這些做法在內地還是難以實行的，因為澳門太小了，人又比較少，是一個微型社會，因此內地無法對澳門的做法進行複製。”澳門理工大學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主任楊允中對時代週報記者說，“不過，對於任何一個政府而言，都應該真真正正為自己的公民多考慮一下、多謀一些福利，這樣總不會錯的。”

（吳曉蕾 王麗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