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國文化專家兼”中國通”者,喟歎中國文化產業守著五千年文明史卻缺”好故事”、更缺”講好故事”的能力,認為這是體制機制中”以人為本”未能落實的後果

因工作關係，我陸續接觸了二十余項“十二五”前期工作，主要涉及不同層級或領域的文化建設內容。許多文案初稿令人擔憂，讓人感到價值目標與黨和國家的戰略方針（如十七屆五中全會的要求）有些距離，值得參與此等大計的思考者、設計者、決策者關注。

以何種參照系規劃未來

“十二五”文化建設，切忌一味對存量現象慣性運轉，要有轉變發展方式的戰略性文化見識。

包括文化在內的各項事業與產業，在高舉改革開放大旗的中國，都有跨越式的發展，取得輝煌的成就，所以，世界範圍內產生了讓國人頗有幾分自豪的有關中國經驗、中國模式的討論，但是我們應該看到，脫胎於積貧積弱、數百年近現代史歷程的初級階段騰飛，不可避免有清償歷史欠賬的功能，有數量規模的性質，有“饑不擇食”或“主觀盲動”的印跡———

巨大資源耗損、綜合環境破壞、未把握有效需求的多重無效供應所伴生的社會浪費，深刻地揭示著冷酷的現實。公共文化服務領域同樣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的現象：雖然國家和社會在文化設施、文化產品與服務的投入總量大增，卻在實際民眾覆蓋、民眾參與、社會利用、社會滿意等指標度上反映偏低；諸多館（室）的設計功能衰減變質，大量“活動”服務人群在總人口10%以下，不少貌似先進、現代的設施和文化產品因不對路，被農民群眾直述為“不歡迎”……

科技革命與社會進步，讓消費者眼界興趣如影隨形，如果套用陳舊物或半個世紀前的參照系規劃未來，甚至會讓曾經出現的謬誤和荒誕延續。因此科學冷靜地分析以往所為，在優化、揚棄、創新的文化見識下設定具象內容，在新時期走質量效益型的新路，採用以滿足人民真實需求“為根本出發點與落腳點”的新的科學發展方式，才會使來自人、為了人、服務人的文化建設蓬勃向上。

“好故事”與“講好故事”

“十二五”文化建設，切忌指導思想上的物化量化之風，要有尊重社會生產力主體的文化自覺。相當多規劃文案發散著太多物質崇拜，對建築、器物、土地的迷戀情結，對GDP的渴望色彩，卻將決定理想成果的文化生產力主體———決策、置業、投資、運作、管理、從業、消費群落的素質淪於無視，或僅在“保障措施”中像談論工具般提及操作層面的人才。歷史由人與事構成，人永遠決定事的方向、數量、質量；轉變發展方式的關鍵詞———“轉變”，要求先定“誰來幹”的主語，再有“怎麼幹”的原則，才定“幹什麼”的事項，否則“轉變”難矣。

以人為本不是一句空話，文化建設先進國度的經驗表明，以民族歷史傑出人物與重大事件為本的藝術化運作，能讓地域充滿人類美好底蘊的魅力———因為“好故事”和“講好故事”的效果，會凝聚國人、影響外人；以當前社會文化生產隊伍專業之人與經典事件為本的機制化支持，能讓優質文化產品、服務、項目、企業雨後春筍般源源不斷———行業產業有發掘創造“好故事”和運用科技載體、迎合時尚語境來“講好故事”的能力；以與時俱進的目標文化消費主流人群與傾向性事件為本，能讓社會充滿互相欣賞、購銷兩旺的愉悅———讓市場充滿“好故事”和“講好故事”能力二者相得益彰的氛圍。

一位外國文化專家兼“中國通”者，喟歎中國文化產業守著五千年文明史卻缺“好故事”、更缺“講好故事”的能力，認為這是體制機制中“以人為本”未能落實的後果。如各地大打“概念牌”，奉“招商引資”的數量規模為真理標準，視可量化、有技術說法的項目為“葵花寶典”，卻忽視文化建設“內容為王”、創新為體、團隊為基的“鐵律”，致使前十餘年的文化產業一直暗含“血流成河”的隱痛、國際品牌產品與企業稀缺的不爽。

全方位地重視文化生產力優質化的成長條件，尤其重視讓文化生產力保持生命型活力的思想靈魂，需要擁有公權、公共資源配置力者的文化自覺，這是“十二五”文化建設正確方向的保障，也是文化特性和文化規律被尊重的保障。

誰是“自己人”

“十二五”文化建設，切忌“自己人”識別區的狹隘，要有包容“社會主義建設者”的文化自豪。而相當部分文案，要麼是無主語陳述，要麼是選擇性陳述；談及具象成果部分，或有意無意只談體制內機構；談及目標時，更多只涉及有“血緣”關係的單位領域。一級政府能否視轄區內合法經營者均為黨和國家早已定性的“社會主義建設者”，並以他們的光榮為自豪？這是個大問題，也是轉變發展方式能否獲得支撐力的要害問題。文化體制改革給予市場的啟示，被廣大文化消費者切身體驗的事實，不是體制內存量機構的變化，而是由於增量———在體制內外文化供應上數量質量的變化———帶來的文化福氣，由過去單一弱小的國有體制文化供應，變為目前多元多樣體制下浩大文化服務隊伍的豐富與繁榮。不看、不提、不說這塊兒，涉及胸懷和視野問題，還與對責任、對使命的不完整認識相關。

倘若北京的文化建設，完全不講已運營三年的國家大劇院在樹立世界經典平臺方面的傑出表現，不講港中旅旗下的“天創國際”在崇文“紅劇場”4000多場高上座率演出、在北美歐洲巡演和購入布蘭森白宮劇院236場駐演的“走出去”戰略的成功，不講“華誼兄弟”領跑電影市場、用特色大片曾佔據國內電影票房半壁江山的精彩，不講“水晶石公司”奉獻北京奧運“畫軸”、上海世博“清明上河圖”及作為“網上世博”唯一創意和內容製造商的神奇，不講“洛可可公司”因諾基亞手機外形設計而獲世界大獎及“完美時空公司”輸出網絡文化產品數度佔據該領域全國外貿量60%以上的突出業績，肯定無法全面表達首都文化的繁榮狀況。

“體系”意識存有太多封建式地緣、血緣、業緣影響，是放大了的部門式私有觀念的產物，它的歧視並不局限於是否國有的體制判斷。區域、行業“十二五”文化建設的設計方，要代表公民文化權益，配置協調組織好公共資源，就必須對轄區文化生產力一視同仁、公平對待，才能推出好的發展戰略。所以，不妨從樹立正確的文化情感入手，先將一切合法經營者劃入同為社會主義建設出力的“自己人”之列，用同樣的文化自豪講述其中卓越者的亮點，然後表達規劃和政府服務的不拘一格，支持所有貢獻質量效益型產品者的真誠。

“做菜”、“點菜”與“品菜”

“十二五”文化建設，切忌鍾情於“做菜”的項目癖，要有統觀價值鏈的文化經濟運作能力。而相當部分文案的興奮點在於層層上報的“重點項目”，抒發著要親歷親為“打造”類似極品、中心、平臺、“××城”的熱情。而美國文化企業中80%、巴西文化企業中96%為中小企業，這說明文化建設的規律、要義、要務離不開集約化的組織協調功能，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的有無、善否、能量，決定一方公共文化服務或文化產業的盛衰。

政策與規劃最重要的職能是指出方向、營建環境、宣示規則，組織、促進、協調相關各方有效行動，共創事業或產業的整體發展。所以，公共利益代表方應積極從文化產品的製作環節中退出，負責任地運用行政權力和財政文化資本輸出杠杆，以“點菜”和“品菜”引導文化生產，而將“做菜”職能用社會採購方式，優先落實於擁有專業素質和最佳能力的團隊，推動政府文化建設行為日益集中於社會鏈條要素環節的完善狀況。

文化業內部各自努力做強核心業務，並形成相關業務彼此外包的合作模式是規律；用集約化鏈型組團合成產品與服務，來供應終端文化消費者是必然———中小文化機構身處如此生態，巨型跨國文化公司眾多業務也活在如此生態。因此，政策與規劃的內容要顯示文化經濟的統籌能力，為事業和產業謀劃業態、形態、生態，不必力不從心地身陷親自“做菜”的項目泥淖，而招致職能錯位的社會批評。

勿把龐大當偉大

“十二五”文化建設，切忌心存好大喜功的形象訴求，要有創建強勢產品與服務的文化自信。而相當部分文案，存在太多跟進式、趕超式的模仿雷同，“大”字、“最”字氾濫。文化是以強為價值的複雜事物，是以人信且喜而獲得生機的社會現象；強與大雖然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文化從根本上不以大為經典標準。唐詩成為一朝文體的字號，其“金字塔”的十萬首“基座”與代表高端的“李杜白”價值互為前提，但唐詩得以傳播傳承的生命活力、核心競爭力，則主要因“李杜白”等經典作品負載的文明價值；美國文化代表之一的好萊塢電影，曾經以世界產量的6%雄居世界發行市場份額的92?郾3%，更是文化強勢效果的佐證。因此，強為基礎、強為做“大”的前提，是文化經濟的運行常識。

喜“大”有誤解信息的成分：如有人將出版物品種的數量之大當好事，在規劃裏作出年度遞增的安排；殊不知我國年出版物品種從兩三萬種迅速增至20餘萬種，很大程度上源於無奈，出於每種印數的迅速萎縮———過去圖書10萬冊才開印的狀況，變成目前1萬、2000，甚至僅印數百冊的局面；現在，所謂品種的“繁榮”是以“洛陽紙貴”型名品缺位，每版次對13億國人覆蓋率近乎零為代價的。當然，喜大者更多圖的是氣派、聲勢、排場，如地方文化項目投入，成百上千萬元的已難入法眼，數億元也成“小意思”，數十上百億元的說法很是常見；然而，論及產出效益，主事者扭捏吞吐說出的情況常顯勉強可疑，並回避結構成分，關於未來市場更有語焉不詳的“微妙”。類似“動漫業”的過度競爭，可能釀制公共財政風險，類似主題公園的大而無當，在吞噬公共土地時，也在毀滅希望。

可見，出於對先進特質文化的自信自強，我們值得潛心於民族、地域美好內容的文化闡發，執著走文明價值、科技含量、時尚載體、規律傳播相結合的綜合塑造之路，通過系列化實體性文化產品和高效能樞紐性文化產業，播灑日漸強勢的優秀文化，讓“十二五”成為腳踏實地培育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戰略關鍵期。

（沈舒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