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國民黨政權在風雨飄搖中敗退台灣，而數十萬來不及撤退的蔣軍殘部紛紛逃亡香港。這也是香港有史以來湧來的最大的一次難民潮。開始，這些流亡香港的蔣軍殘部被港英當局安置在摩星嶺公民村。而在當時的香港，擁有不少偏激的也很有勢力的左派力量，他們想把這些已經繳械的蔣軍殘部攆出香港，因此時常去摩星嶺難民區挑起事端。而這些手無寸鐵但經歷了無數血戰的亡命之徒也不是好惹的。終於在1950年，這些亡命之徒和香港左派學生演變成了一場大規模的流血沖突。這場沖突，讓港英當局最終做出了一個決定，把十多萬蔣軍殘部和他們的家眷遷往調景嶺，集中安置。當時，還沒有調景嶺這個地名，港人都把這裏叫吊頸嶺。由於這個名字太不吉利了，很多難民都不願意遷到那裏去。港英當局從人性考慮，取吊頸嶺的諧音，將這一地改稱調景嶺。這也是此地第一次被官方正式命名。調景，有調整景況之意。對於這樣一群流亡者，誰又不想調整、改變自己的境況呢。

從家人最早在這裏落腳，到十多萬難民在這裏收容，歲月已經歷了無數更迭，香港從一個小漁村變成了國際大都市。但調景嶺除了名字，一直沒有太大的變化，這裏依然是香港最偏僻、最荒涼的土地，在香港新界自成一角。很長時間，這裏都沒有修通通向外部的公路和街道，這裏仿佛是一個遺世獨立的地方，大香港的一個另類社會。無論誰走到這裏，便有一種走投無路的感覺。沒有陽關道，也沒有獨木橋。唯一能夠讓他們走出去的，只有開往筲箕灣的小渡輪。從這裏出去一趟不容易，而這也許就是港英當局十分聰明的考慮，外面的人想要到這裏來挑舋鬧事不容易，而這些難民想要出去鬧點兒事也不容易。

難民營的生活非常艱苦，連家人的茅寮也沒有住，住的都是用油紙沿山搭建簡陋的A字棚。這些油紙棚很容易著火，曾發生過多次火災，有些是人為的，也有在炎熱的烈日下自燃的，一處著火就會呼啦啦燒成一片火海。除了火，還有水，水火無情。有時候，一場風雨過後，滿山一片狼藉，被風吹起的破紙片漫天飛舞，飄滿了新界的天空，也會飄到港島上那些高樓上、半山上那些富人整潔、漂亮的庭院裏。不知香港的富人們看見了這些破紙片，是否會突然想到這繁華人間還有太多破碎和悲傷?而這十多萬難民中，很多人也有著巨大的心理落差，其中不乏達宮貴人，也有曾經叱　風雲的將軍。這是一群註定已經成為失敗者的亂世英雄，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就淪為了乞丐。這不是比喻，在難民營中就形成了許多丐幫。給我講述這段傳奇的黎老先生，就是當年香港的一個丐王。聽他說，在難民營裏，不管你當過什麼大宮，也不管你是什麼中將、少將，只要進了難民營，一切都扯平了，誰跟誰的命運都沒有什麼不同。當一切既有的秩序和社會功能癱瘓之後，最乾脆的方式，就是赤手空拳，一切全憑拳頭和血說話。惡劣的環境，惡劣的心情，加速了人性的墮落，人性的邪惡、野蠻、兇悍，讓這裏變成了一個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叢林世界。這其間不乏暴力的、血腥的故事，有人放火，有人殺人，但很少有人在這裏跳海或吊頸。這或許就是中國人和西方人最大的不同，無論到了怎樣的境地，中國人都會凸顯出他們異常頑強的生存和適應能力。適者生存，這才是中華民族永恆的經典意義。可惜，這樣一句話，中國人從來不說，好像是什麼秘密，最終卻被一個西方的生物學家說出來了。

對於這樣一個巨大而恐怖的難民營，港英當局開始變得恐慌起來。達爾文的後代開始預感到東方的一個現實－－流亡者，極容易變成流寇，而乞討，也很容易變成打劫。或許，他們還有慈悲為懷的一面。總之，他們開始了對這十多萬難民的救援。應該說，這是非常及時的救援，既有官方社會局(香港社會福利署前身)為十多萬難民派發糧食，又有民間熱心人士組成了港九救委會，在難民營內設立了難民服務處，對難民開展了包括心理安撫在內的更深入、更細致的救濟。香港天主教、基督教會也把這些難民看作上帝的子民，世界可以遺棄這些有罪的人，但上帝不會遺棄他們。正是這一雙雙伸過來的手，把十多萬難民從沉淪的苦海中搭救了出來，這裏有很多具體的救濟，吃的、穿的、用的、住的，難民的生活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這裏還有對難民重返社會的救助，如幫助和安置難民就業、就醫和難民的子女的就學，難民村內陸續辦起了天主教鳴遠中學、慕德中學、調景嶺中學等多家學校，還建起了基督教靈實醫院。隨著難民們走出難民營去打工或在家裏開始山寨式的手工勞動，很多難民開始了他們正常的生活，而難民營也從集中營向難民村轉變，開始變成一個正常的社會。

假如這一切都是真的，這無疑是處理難民問題的一個世界性典範－－從救濟、救助到救贖，從政府、社會到教會，一個平行的、清晰的鏈條最終得以完美的完成。

而這些逐漸安頓下來的難民，心裏也有各種各樣的打算。至少在那時，還很少有人願意一生一世就留在香港。難民當時最大的指望是台灣，指望著敗退到台灣的老蔣能夠重新打回大陸，他們就可以回家了；另一方面他們在驚魂甫定之後又非常擔心共產黨打過香港這邊來。香港畢竟就在共產黨的眼皮底下。朝鮮戰爭的爆發，讓這些難民有了曇花一現的希望，隨之又變成了徹底的絕望。當他們發現共產黨的軍隊竟然可以成為美國勢均力敵的對手，他們知道憑老蔣的那點兒力量是根本不可能重返大陸了，他們也註定回不了老家了，於是他們又開始為自己謀劃其他的出路，一是去投奔台灣當局，二是移居美國等西方國家。而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在自己逐漸安頓下來後，也想起了那些流亡在香港的子弟兵，他們開始分期分批地批准部分難民赴台，並安排渡輪來接載他們。

這些從香港被接到台灣的蔣軍殘部有好幾萬，黎老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和他坐同一條船去台灣的，還有同是湖南老鄉的馬鶴淩一家人，其中就有他唯一的兒子、剛滿一歲的馬英九。說到此事，也算是香港調景嶺難民營的一段佳話。馬鶴淩是現在湘潭縣白石鄉馬家堰人，而馬家堰這個小地方事實上是1969年從衡陽衡山縣拆分到湘潭的，因此，馬英九祖籍還有另一說法，衡陽衡山縣人。馬鶴淩在抗戰時加入青年軍，在國軍敗退時他帶著家眷輾轉逃亡到香港，一家人都成了調景嶺的難民。當時，馬英九還沒有降生。他還在母親的肚子裏就不幸成了難民。在九龍廣華醫院出生後，他又成了難民營裏最小的難民。而那時，顯然還沒有人能夠預料到，一個在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誕生的嬰兒，將在60年後成為台灣當局的領導人。

除了赴台的，出國的，還有數萬國民黨殘部就留在了香港。他們沒有能力和資本移居國外，又不能得到台灣當局的批准回到台灣，更不可能回到故鄉，最後，還是香港收留了他們。隨著歲月與日俱增，在調景嶺逐漸形成了一個個倚山而建、橫區而治的獨特社區，香港政府在村內設立了郵局、消防局，又在山頂上建起了高屋建瓴的警署。難民們自己也組成了各村社的治安隊。他們最可怕的敵人還是香港的左派勢力，為了防止這些狂熱的左派在進入村子的水源下毒，村民治安巡邏隊日日夜夜巡邏放哨，把守著一道最要命的關口。

半個多世紀的歲月過去了，這些難民也早已持有香港的正式居民身份証了，而他們的兒女和孫輩們，在香港調景嶺出生、長大，他們是新生代香港人。除了香港，他們不覺得自己還有別的故鄉。然而，調景嶺依然扮演著奇特而孤獨的角色，作為整個香港的一個組成部分，它一直沒有完全融入香港的整個城市體系，依然孤獨地堅守什麼。

（陳啟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