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6日上午，黨中央新任命的中宣部部長陶鑄到部上任。此時，辦公樓內已是大字報滿牆。“閻王殿”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已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

陶鑄初到中宣部

陶鑄精神充沛，馬不停蹄，高速運轉。當天，他首先接見了貼出第一張大字報的收發室的同志，稱讚他們放出了革命的第一槍。

接著，他同副部長們和處(局)長們見面。他說：在座的相當多的人是認識問題，我對同志們寄以希望。對許立群、姚溱、林默涵、童大林也還寄以希望。總的責任在彭真、陸定一，我們應負多少責任就承擔多少責任，犯多少錯誤就改多少。思想認識問題，主要靠自覺。像我們這些人，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誰個沒有錯誤，講清楚就是了。問題是要改，改了就好。

陶鑄的這番話，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在場的人聽了無不感到幾分溫暖。

中午，陶鑄召開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他在會上講話說：過去的中央宣傳部，是修正主義的、反對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宣傳部，是彭、陸、羅、楊反黨集團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有信心把中央宣傳部變成革命的、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搞階級鬥爭的宣傳部。進行這場鬥爭的方針是堅決依靠“貧下中農”，放手發動群眾，充分揭露問題。不論是誰的問題，有什麼揭什麼。充分揭露以後，再來分析，實事求是地定案。他要求犯有反黨罪行的人徹底交代問題，指出只要真正願意重新做人，黨是允許革命的。他號召：“徹底搗毀閻王殿，把中央宣傳部變成革命的中央宣傳部。”

當天，中央書記處決定：許立群、姚溱、林默涵、童大林四人停職反省。陶鑄說：“周揚有病，暫不停職反省，讓他安心休養。張子意是老革命，要區別對待，不停職反省，要照樣送文件給他看。”

當天，根據陶鑄的意見，絕大多數黨支部進行了改選，選舉“真正的左派”領導各支部的運動。

第二天，成立中央宣傳部臨時聯合辦公室。主任為新到任時間不長的國內宣傳處副處長呂少泉，副主任是阮銘。阮銘是部辦公室的一般幹部，行政16級，不久前，因為他在北京大學“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同聶元梓等站在一起，在部裏還處於挨整的狀態。不料，《文藝座談會紀要》出籠，他抓住機會，同阮若瑛一起寫了一篇《周揚顛倒歷史的一支暗箭——評<魯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條注釋》，並上書江青，陳伯達即令正在郊區搞“四清”的他返城，江青召見後，即按照中央文革的旨意進行修改，令他時來運轉。陶鑄到中宣部走馬上任之前，中央文革不知是哪位領導向他介紹了阮銘、阮若瑛的情況，說到中宣部後可找他們兩位。陶來後對阮銘很器重，想來與此不無關係。

陶鑄在對待中宣部幾位領導同志的問題上，應當說，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是採取科學分析的態度的。6月8日，他在中宣部所屬各單位幹部會議上說，陸定一有時很“左”，現在我也不認識他是什麼人。周揚在文藝方面過去是個權威，有才華，我也很尊重他。對許立群，我在延安時就認識他，直到東北時期，對他印象不壞，他在好的領導下可以做許多工作。在當時對“閻王”們的一片“打倒”聲中，陶鑄能夠這樣講，還是比較客觀和公道的，是很不容易的。他還叫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張平化代表他給在天津養病的周揚打電話，要他好好養病，並特意派人前去探望。

6月14日，陶鑄召開工作隊員和各支部正副書記會議，宣佈中宣部文化革命工作隊成立，張平化任隊長。張平化來京前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陶鑄在講話中說，運動的主要鋒芒，要對準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黑線，解決敵我問題。強調要劃清界限，用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來劃清界限。擁護毛澤東思想，還是抵制、反對毛澤東思想？這是區別左派、右派的分水嶺和試金石。要在運動中重新組織階級隊伍。他還說，不要把那些錯誤性質嚴重的人看做鐵板一塊。什麼閻王、判官、牛頭馬面，都是紙老虎，是泥巴，是稻草，是木雕、泥塑，一擊即垮。

新領導很有魄力，講話很有感召力，大家積極行動起來，投入了“徹底搗毀閻王殿”的鬥爭。不管真積極也好，假積極也好，半真半假的積極也罷，反正是統統捲入到了運動中來了，各色人等的分化和組合，各種人物的表演，一幕幕展現在人們的面前，一場前所未見的混亂局面開始了。

我對運動的態度

我也積極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部領導的號召，投身到運動中來。當時，《人民日報》的社論一篇接一篇，火藥味一篇比一篇濃。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高叫：“最中心的是政權。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忘記了政權，就是忘記了政治，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變成了經濟主義、無政府主義、空想主義，那就是糊塗人。”必須“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的威風掃地”。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寫的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三家村黑幫分子宋碩、陸平、彭珮雲負隅頑抗妄想堅守反動堡壘》，並配發本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文革”結束後我才知道，此事是康生策劃的“北大點火，往上搞”的陰謀。同日，《人民日報》還發表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大講“鬥爭就是生活。你不鬥它，它就鬥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消滅它，它就消滅你。這是你死我活的階級搏鬥，在這樣一場搏鬥中，喪失警惕是危險的。”還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敵對的世界觀的鬥爭，“總是一勝一敗”，“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中間道路是沒有的。”6月4日，《人民日報》發佈6月3日中共中央改組北京市委的決定，以及北京新市委改組北京大學黨委的決定，同時配發社論《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說：“誰要反對毛主席，誰要反對毛澤東思想，誰要反對黨中央，誰要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誰要反對社會主義制度，不管他是什麼人，不管他職位多麼高，資格多麼老，都要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他們得到的結果，只能是身敗名裂。”6月5日，《人民日報》再次發表社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咄咄逼人地提出：“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生死鬥爭中，究竟站在哪一邊，是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當資產階級保皇派：每個人都必須做出自己的選擇。”這些火辣辣的煽動性極強的語言，在當時的環境和氣氛中不能不讓你熱血奔湧。

我在“閻王殿”沒有做過多少工作，沒有什麼賬可還，沒有什麼精神負擔。党和人民培育了我，我一定要積極參加運動，做無產階級革命派，絕不當資產階級保皇派，一定要團結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周圍，保衛紅色江山，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不久之後，通過學習下發的文件，知道“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原來出自林彪之口，當時我覺得這話講得好。儘管也有一些想不

通的地方，也有一些不以為然之處，但此時已完全放在了腦後，大勢所趨，不由你不努力跟上。這就是“文革”初期我的基本態度和總的取向。所謂“積極”，其實主要也就是照著文件上或報紙社論空表態，促老處長揭批“閻王殿”。由於自己來部裏時間不長，沒做過多少事，就我所做過的一點工作和所接觸到的一些情況，想來想去，實在也想不出有什麼問題可以揭發的。後來好不容易總算想出了一條：中宣部的辦公室沒有掛毛主席像(大禮堂除外)。當時還鄭重其事地批了一通。

一些中層領導的態度

當然，對於閱歷較深、久經考驗的老同志、老領導來講，情況就不這麼簡單了。對一些處長們來說，在運動來臨的時候，他們當然也是要跟著毛主席、黨中央幹革命的。既然毛主席已經給中宣部定了性，那麼，他們就得來揭發、交代，甚至認罪了。但他們在思想上又怎麼也想不通，中宣部怎麼會是“閻王殿”，陸定一、周揚等部領導怎麼會是“閻王”呢？即使在工作中有些不同的意見，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和錯誤，但他們怎麼會“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呢？自己又怎麼會存在這樣的問題呢？運動到底應該怎麼搞，現在這麼搞對不對呢？

從部長到處長，都處於極度的不解、不安和痛苦之中。

在天津養病的周揚對陶鑄派來探望自己的同志們說：“這樣鬧下去是不行的啊！國家要出事啊。就沒有人向毛主席說一聲嗎？”“江青她是瞭解文藝界情況的，怎麼能這樣搞？打倒我個人算不了什麼，可文藝界的同志們是一直跟黨走，擁護毛主席的嘛。”(露菲：《生無所息為人民》，《憶周揚》第546頁)

理論處處長陳道對說中宣部反對宣傳毛澤東思想，心裏也很抵觸，難以接受。在處裏的揭批會上，他在口頭上不能不承認自己“有罪”，但又很不服氣，他反問自己：“難道我對毛澤東思想一點感情也沒有嗎？”

科學處處長於光遠在全處的揭批會上則公開表示，他不認為中宣部存在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他自己不去揭露什麼“黑線”，也不同意別人去這麼做。他公開為林澗青、龔育之辯護，在全處的會議上說：“咱處的同志我都信得過。林澗青、龔育之既有革命的積極性，又有修正主義的積極性。龔育之若在個好的領導下，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一定會像姚文元、戚本禹那樣發揮作用。”

出版處處長包之靜根本否認陸定一長期一貫反對毛澤東思想的說法，也不贊成對陸壓制毛主席著作出版的指控，他堅持認為陸定一這樣做是“為了反對粗製濫造，是怕出紕漏”。他說，1961年起草的中央關於出版工作的文件，提出克服學習毛澤東著作中的“簡單化”，“庸俗化”的問題，心是好的。

理論處副處長洪禹，在口頭上不得不承認自己是錯誤路線的“忠實執行者”，但心裏又覺得委曲、苦悶。這位在延安“搶救”運動中經過考驗的老革命，再次表現出了他的硬骨頭精神。他在會上發言針對張平化在大會上的講話，提出了他的意見：“對毛澤東思想怎樣才算忠誠了，高舉了？說說容易，不但要看過去，還要看運動中如何運用毛澤東思想。”他說：“揭露黑線是革命的，但也要實事求是，把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