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元旦鐘聲剛剛響過，一個新的難題又橫亙在華國鋒面前：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的忌日，全國上下湧動著一股追悼周恩來的熱流。要不要隆重紀念周恩來逝世一周年？

華國鋒頗為躊躇。這是因為，紀念周恩來逝世一周年這股熱流，顯然是和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休戚相關。因為在1976年清明節之際，人們懷念周恩來，卻遭到“四人幫”的強制迫害。這種受壓抑的感情，由於周恩來逝世周年忌日的臨近，又要噴發出來。

不言而喻，人們這一回悼念周恩來，隱含著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強烈要求。因為“天安門事件”是被“四人幫”鎮壓下去的，如今“四人幫”倒臺，人們理所當然地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借助于紀念周恩來逝世一周年，呼籲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無疑是一個極好的契機。當然，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也就包含著要求為鄧小平平反。

這麼一來，紀念周恩來成了當時敏感的話題——與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以及為鄧小平平反緊緊相連。華國鋒可以用“兩個凡是”來壓制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以及為鄧小平平反，卻沒有任何理由去阻擋人們紀念周恩來逝世一周年。

《人民日報》抓住這個機會，打算隆重地、大規模地紀念周恩來逝世一周年。

不過，《人民日報》畢竟是中共中央機關報，必須向中央請示關於紀念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的宣傳口徑。

當時，主管宣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汪東興作了這樣的答復：只發四五篇紀念文章；老幹部不要用個人名義寫回憶周恩來的文章；不要提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周恩來的紀念展覽不要對外開放；《人民日報》不要發社論。

汪東興還說，對周恩來的評價不准超過悼詞，因為悼詞“是毛主席審查過的”。

當時，一部悼念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的紀錄片中，解說詞稱周恩來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汪東興堅持要刪去。汪東興說，這句話是周恩來悼詞中所沒有的，而悼詞是經過毛澤東三次審看過的。

聽說《人民日報》要寫一篇紀念周恩來的社論，汪東興質問道：“你們是不是要給總理另外作一篇悼詞？”

《人民日報》反映，周恩來逝世時，由於受“四人幫”壓制，許多紀念文章寫了登不出來。如今已經粉碎“四人幫”，報社收到許多紀念周恩來的文章，不能不登。汪東興答復說，不能多登，不能超過紀念毛主席的規模。

《人民日報》就查了一下，毛澤東逝世時，《人民日報》總共發了66個版的紀念文章。既然汪東興要求“不能超過紀念毛主席的規模”，那就登50多個版。

就在周恩來逝世一周年之際，北京發生了一樁震驚全城的“大字標語案”。

這大字標語是一位名叫李冬民的小夥子領著十幾位青年寫在北京的長安街上。李冬民等刷出大字標語：堅決要求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

堅決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這大字標語道出了成千上萬人的心聲，也就在北京迅速傳了開來。

李冬民雖說年輕，在北京還是頗有名氣的。“文革”之初，李冬民是北京第25中學的高中生。在“文革”中，他沖衝殺殺，成了北京市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簡稱“紅代會”)核心組組長。後來，當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他當選為常委。他在1968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7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73年，李冬民復員，在北京重型機器廠當工人。

在“文革”初期，李冬民曾經“造反”，但是後來漸漸醒悟，不滿“文革”。正因為這樣，他在1976年清明時節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悼念周恩來活動。也正因為這樣，他在1977年1月，冒著刺骨寒風，刷出了震驚北京的大字標語。

令人吃驚的是，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負責人吳德等把李冬民定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

華國鋒為此案定性為“抬鄧、反華、保王洪文”。

“抬鄧”，也就是要“抬”鄧小平出來工作；“反華”，即反對華國鋒；“保王洪文”，則是強加之詞。

在北京發生“李冬民案件”之後不久，在遼寧省旅大市委、市“革命委員會”門口出現了一批大字報，批評吳德，批評陳錫聯，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他們還提出：

堅決擁護鄧小平為國務院總理！

中共遼寧省委馬上把這一緊急情況報告中共中央。華國鋒看了電話記錄後，作了如下批示：

擬告遼寧省委，對此反革命大字報，應該追查。

就這樣，紀念周恩來逝世一周年，是在“不冷不熱”中度過：所謂“不冷”，是跟周恩來去世時比。因為周恩來去世時，姚文元嚴格控制輿論，冷冷清清。所謂“不熱”，是因為華國鋒、汪東興對此嚴加控制，生怕一“熱”起來，會助長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情緒.

（葉永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