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觀生

早前，行政長官崔世安前往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訪問歐盟，從媒體的報導看，似乎此行以禮節性拜會成分居多，如果結合現時的歐債危機及總理溫家寶對特區提出要居安思危的要求來看，可以想像到這可能是一次現場體驗式的交流拜會，可以猜想出溫家寶提出的“居安思危“與歐債危機有很大關聯，本澳需要面對和瞭解歐債危機影響、吸取歐債危機教訓、從而儘量避免歐債危機的影響以及產生歐債危機性質的問題。

特首歐洲行重政治意義

據傳媒報導，行政長官崔世安早前前往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訪問歐盟，拜會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及歐洲議會副議長勞切克，促進歐盟與本澳的友好關係，深化彼此間在各領域的交流合作。崔世安此行亦與中國駐歐盟使團負責人王紅堅及駐比利時使館負責人陳小明等會晤，並禮節性拜會比利時政府領導人。隨同行政長官出訪的特區代表團成員包括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立法會副主席賀一誠和澳門駐布魯塞爾歐盟經濟貿易辦事處主任羅立文等。

崔世安率領的代表團在布魯塞爾與歐洲議會副議長勞切克會面。澳門立法會副主席賀一誠會後稱，澳門將透過歐洲議會增加與歐盟27個成員國在法例資訊方面的來往，但澳門立法會和歐洲議會就未必會有合作機會，賀一誠解釋，是因為兩者的立法架構和工作性質不相同。賀一誠相信，特區政府的訪問活動，可以讓歐盟對澳門貫徹一國兩制的政治體制上有更多瞭解，對國家和港澳地區的發展都會帶來好處。

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與到訪的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會面，就促進歐盟與澳門的友好關係，深化彼此在各領域的交流合作進行溝通。 崔世安在會後形容今次到訪歐盟很成功，在與巴羅佐的會面中，瞭解到歐盟正面對的問題，並磋商如何擴大彼此間的合作，特別是商貿，文化創意產業，高等教育，擴大澳門與歐盟成員國交流生計劃等。崔世安又相信，在他任期內很大機會能再次到訪歐盟。巴羅佐在會後表示，歡迎並高興崔世安今次訪問歐盟總部。他認為澳門是經濟發展得最快的地方之一，歐盟認同澳門正發展經濟適度多元化的目標，例如旅遊及非博彩領域等，歐盟會協助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特別是文化及教育方面。

崔世安與比利時副首相兼外貿及歐洲事務大臣雷恩代爾會面後，特區政府發言人譚俊榮稱，雙方會面氣氛融洽，雷恩代爾介紹了現時歐洲的經濟和債務問題，今年內比利時會採取經濟緊縮政策以及加大出口，希望透過澳門平臺角色，吸引來自中國的企業家到當地投資，同時希望將比利時在環保、污水處理和填海等成熟的技術，引入澳門。

由此可見，特首此行以禮節性拜會成分居多，雙方如何加強交流合作的具體內容並未有太多涉及。

歐債危機給本澳啟示多

筆者認為，特首此行另外一個成果，應是一次現場體驗式的交流拜會，可親身瞭解歐債危機的成因、影響及應對等。

分析歐債危機的原因，專家認為有外部原因、內部原因及深層原因等多種構成，外部原因是評級機構推波助瀾等，深層原因是歐元先天缺陷等，而內部原因主要是產業結構不平衡，這正是本澳需認真研究及吸取教訓之處。

歐債危機產生的內部原因，首先是實體經濟空心化，經濟發展脆弱。以旅遊業和航運業為支柱產業的希臘經濟難以抵禦危機的衝擊。在歐盟國家中，希臘經濟發展水準相對較低，資源配置極其不合理，以旅遊業和航運業為主要支柱產業。這些產業過度依賴外部需求,在金融危機的衝擊面前顯得異常脆弱；以出口加工製造業和房地產業拉動經濟的義大利在危機面前顯得力不從心。隨著世界經濟日益全球化和競爭加劇，義大利原有的競爭優勢逐漸消失，近10 年義大利的經濟增長緩慢，低於歐盟的平均水準。依靠房地產和建築業投資拉動的西班牙和愛爾蘭經濟本身存在致命缺陷。工業基礎薄弱，而主要依靠服務業推動經濟發展的葡萄牙經濟基礎比較脆弱。

總體看來，PIIGS 五國屬於歐元區中相對落後的國家，他們的經濟更多依賴於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出口和旅遊業。隨著全球貿易一體化的深入，新興市場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吸引全球製造業逐步向新興市場轉移，南歐國家的勞動力優勢不復存在。而這些國家又不能及時調整產業結構，使得經濟在危機衝擊下顯得異常脆弱。

本澳多年來形成了博彩業一業獨大的局面，其他實體經濟早已邊緣化，受外部經濟影響較PIIGS 五國還要大，只是本澳受惠於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和亞洲區經濟的相對穩定，暫時未有受到危機的很大衝擊。

歐債危機產生的內部原因其次是人口結構不平衡，逐步進入老齡化。人口老齡化是社會人口結構中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的一種發展趨勢。歐元區人口年齡結構從正金字塔形逐步向倒金字塔形轉變，人口占比的峰值從1990 年的25-29 歲上移至2007 年的40-44 歲，而且這一趨勢仍在進行。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是剛性的社會福利制度。從2008起，愛爾蘭和希臘GDP都出現了負增長，而西班牙近兩年也出現了負增長，這些國家的社會福利支出並沒有因此減少，導致其財政赤字猛增，2010年希臘財政赤字占GDP比重達到了10.4%，分而愛爾蘭這一比重更是高達32.4%。

本澳的人口老齡化趨勢與歐洲國家相比相差不大，而福利開支的增長速度比歐洲國家還要快，只是近年本澳經濟的高速增長令大家對福利支出增加感覺理所當然。

亦有分析指，歐債危機之始作俑者至少有兩個因素，首先，歐洲選票政治的過度承諾積累了巨額債務導致國家破產。歐洲一些國家的經濟在10多年20年前已過了高速增長期，達到高發展水準上的均衡增長。比如20多年前法國人口老化加速勞動力紅利消失，經濟進入平穩增長期。義大利近10年經濟幾乎都是在零增長水準附近。經濟增長平穩，財政收入就不可能大幅增加。政治家們兌現福利提升承諾的資金當然就靠發債來籌措了。年復一年，下屆重複上屆政府的“財政政策“，完成了債務的天量積累。希臘政府債務在10年前就大大超過《里斯本條約》的規定，各國政府巨額債務是多年前就開始積累，並不完全是危機救助的緣故。問題是，各國經濟並未因為債務增加而改善。希臘、葡萄牙、愛爾蘭等國經濟長期低增長甚至負增長，西班牙高達21%的失業率，說明重債國的債務赤字並非用於促進經濟增長，超過財政支出60%的福利支出節節攀升，說明赤字債務與福利過度增加相關。脫離了經濟增長和相應財政收入增長基礎的債務膨脹，與龐氏騙局無異。所以，把無止境的國債發行變成求得政治利益的工具，是釀成歐債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

過去澳門特區政府部分原因是為應付政治壓力而推出的現金分享計劃，與歐洲選票政治的過度承諾有異曲同工之處，隨著本澳政治體制未來可能向普選方向發展，歐洲國家今天的處境未嘗不會在本澳出現。

歐債銀行脫離了實體經濟的自我膨脹的債務融資工具創新，是另一個觸發債務危機的因素。近10多年來，銀行業脫離實體經濟逐漸變成了虛擬金融產品的“生產者”，通過高杠杆的交易價格上升產生由“公允價值”決定的金融“資產”擴張。特別是所謂衍生金融產品的“公允價值”已不知實際價值的標的是何物，“資產”的概念完全被泡沫化了。“資產”規模越大，泡沫就越大。

歐債膨脹也與銀行的自我膨脹有關。歐洲債務都為銀行持有，換句話說，與華爾街的銀行製造美國危機一樣，歐洲銀行自我膨脹的動力，創造了太多的債務融資工具，為歐元區各國政府債務融資提供了管道和機會。希臘加入歐元區之前已存在高額債務，風險被高盛成功掉期暫時掩蓋了。歐洲銀行通過資金杠杆持有了政府債務，銀行“公允價值”資產隨著歐洲各國債務規模的擴大不斷膨脹。當歐元區各國政府債務危機爆發，歐洲銀行的破產風險就與債務危機的演變捆綁在一起了。

從經濟學來看，博彩並不能令社會增加財富，只是一種財富互相轉移的遊戲，本澳博彩業的龐大收益是以臨近地區特別是祖國大陸的大量資金外流為代價的。俗話說“十賭九騙“，本澳博彩業與歐美銀行衍生金融產品一樣，也是有很大的泡沫性的。

歐洲行對居安思危應有體驗

由於本澳經濟得到祖國的大力支持，近年高速發展，可以說與“危機“風馬不及，所以有人對溫家寶總理提出本澳需要”居安思危“不屑一顧。但筆者認為，看不到差距是最大的差距，沒有危機是最大的危機。

居安思危是根據國際形勢、國內政策、自身的具體情況做出的一個發展定位。居安思危，實際上指的就是危機意識，在發展的同時，要不斷的強化危機意識，才能防範于未然。

古希臘的一位哲學家曾說過：“人類的一半活動是在危機當中度過的”。 面對危機，勇於創新，善用資源，可以化危為機；固步自封，排斥變革，必將毀於危機。新加坡作為一個城市島國，沒有腹地，且資源缺乏，但他們舉國上下變憂患為動力，歷屆領導人勵精圖治，政府廉潔高效，國人自強不息。在1965年獨立後的40年間，新加坡經濟年平均增長8%以上，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成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國家之一。

居安思危，既是興奮劑，更是清醒劑；既算心態，也屬精神；既靠意志，更須行動。做到居安思危，危則有備，備則無患。本澳既要用足用活用好“大樹底下好乘涼”的優勢，更要清醒地審視和規避 “大樹底下難長草”的劣勢。惟此，才能在未來可能面臨的競爭態勢下，立於不敗之地。

但澳門特區官員以致是社會各界近年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憂患意識逐漸減少，“大花筒“作風不時顯現。前立法會主席曹其真在博文中就質疑，為什澳門政府負責的任何工程都會超支，而且每次超支的數目都十分龐大，這種慣常性的超支在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她就橫琴澳大校區的超支指，政府為什麼每一次都在沒有深思熟慮、或有比較細化設計前就拋出粗略的工程費用。政府列舉了因為通脹、人民幣匯率、建材成本上升等因素令預算大幅增加之因素，不要說政府就算一個普通的商人或任何一個澳門老百姓都早已知道的事情。曹其真說，政府的工程判給，實際上是一種商業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