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彩企業應致力支持政制發展

博言

眾所周知,社會經濟與政治穩定是相互相承的,而且兩者是不可分開的及起到欠一不可的狀態,若社會經濟繁榮發展,而政治局面不穩定,然而社會就不會和諧發展,同樣若政治局面穩定,不一定能使得社會經濟繁榮發展,只有兩者共同平穩發展,才能真正使得整個社會經濟、政治穩定發展。

本澳的社會經濟及政治局面亦不例外,有歷史可借監的,就是本澳在回歸之前或回歸初期由於整體經濟環境不景氣,不僅僅造成社會治安環境不佳,就連政治局面亦是較為吃力。但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之下,經過前任行政長官何厚鏵及其團隊的努力,以及從現任特首及其團隊的再度加碼努力,從治安環境及發展經濟兩面著手,經過十二年來的努力,本澳社會經濟發生巨大的變化,政治局面亦是非常穩定,真正體現得到“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的社會環境。社會繁榮穩定及政治局面穩定,當然是離不開經濟上的支持,兩者是相互相承的關係。

從經濟與政治發展關係來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必須以社會穩定為基礎,社會穩定則首先以政治穩定為前提,政治文化創新與發展的突出作用表現在能夠支撐社會政治系統的正常運行,保障社會政治秩序的穩定,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最根本的保證。同樣,政治秩序的穩定受諸多因素影響,如市民對政治系統的認同度、社會經濟發展的有序性、社會生活風氣的正常化、市民對社會物質與文化生活水準的不斷滿足感等等,其中公民對政治系統的認同度,也即市民對政治文化方面的支持與適應度是最重要的基礎性因素。並且政治文化制約著人們參與政治的行為方式與動機,影響著人們的政治信念和價值觀念;符合最廣大民眾利益的先進的政治文化,有利於實現公民對政治系統的認同,增強政治系統存在的合法性,維護政治系統與社會的穩定性;先進的政治文化通過對社會政治統治系統提供合理性、合法性的解釋和說明,使全體社會成員對整個社會價值取向。

博彩監察協調局公佈去年博彩統計,幸運博彩毛收入2,678億,創歷年新高,較一○年增42.2%。第四季幸運博彩毛收入735億元,也創單季新高。就此而言,本澳的整體社會經濟收入方面就較為特殊,就是因為本澳不論是政府的財政經濟收益或是普遍市民的收入,他們都離不開仍然屬於一支獨大的博彩業,至今本澳的整體經濟收入來源於博彩業就超過七成,以去年二千多億澳門幣的財政收入來看,博彩業可真是最大功臣,亦是講本澳的社會經濟收入或社會經濟環境都離不開博彩業的支撐及支持。博彩業穩健發展對整體社會經濟環境、民生環境的發展起到巨大的作用。同樣,博彩業是否穩健發展亦會影響整體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的發展,博彩業並牽涉到各行各業中小企業的生存及興旺。博彩業對整體社會經濟環境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雖然講博彩業的發展如何會影響政治局面的發展,但是政治局面一定會掌控博彩業的發展,兩者亦是互相被牽制的。可是,總的來講,整體社會經濟的發展及政治環境的發展與經濟是不可分的。

也值得一提的是,博彩業是政府政策導向的產物,其經營要受到政府嚴格監管;在全世界任何國家,博彩業都不可能隨意自行發展,發展空間都是有限度的,因此在澳門特區這個中國領土上唯一可以開賭的地區,對這樣一個特殊產業,政府必要的監管乃是履行法制職能,故此對於必要的監管,絕不能理解成所謂的“幹預”。今年是本澳特區政府對政治改革重要的一年,政制發展是澳門社會政治生活大事,我們也知道發展民主的目的是給予本澳繁榮、穩定的發展環境,不僅僅政制發展應遵循基本法原則,政治局面穩定及政制發展順利展開,更重要的是要有經濟上的支持及配合。作為龍頭企業的博彩企業更加需要支援及配合特區政府展開政制發展的工作,並且需要繼續配合特區政府的政策,推出更多的多元旅遊項目,以配合及支持本澳能真正打造成世界休閒旅遊中心。

博彩業是澳門主要經濟支柱,一方面提供了澳門政府百分之七十五的稅收,是澳門社會就業崗位主要的提供者,也是澳門低稅制堅實的保障者。但同時,其也佔用了大量的土地、人力和其他公共資源,形成了一枝獨大的畸形經濟。就一個微型經濟體來説,畸形並不一定就是壞事,並不一定就不能發展。比如中東的那些石油輸出國家,經濟結構也是畸形的。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其中的分別,關鍵的是一枝獨大的畸形經濟的基礎不是擁有自有資源,澳門既不像迪拜腳底下有石油,也不像拉斯維加斯能以美國經濟為依託,擁有同一政經體制內穩定的客源和遼闊的土地空間,不太受外界的幹擾。澳門的博彩業客源幾乎完全依靠區外和海外,受太多外在因素影響,抗災抗險能力差。這種畸形經濟結構的基礎無疑是非常脆弱的,主要靠區外輸血,稍有風吹草動,澳門經濟就會受到致命影響。比如亞洲金融風暴、禽流感,澳門的經濟就受到了嚴重影響,連續多年下滑,失業率高企。直到九九回歸,特別是澳門與內地簽署CEPA,中央實施“自由行”政策以及區域經貿合作之後,大量內地客人湧現澳門,這種局面才大幅改觀。因此,只有穩定的政治局面,能才使得博彩業更加穩健發展。

我們也知道如果政治文化陳舊,不符合民眾及社會整體利益,甚至損害民眾和社會整體利益,就會使公民政治信念缺失,對政治參與和政治活動持消極、冷漠的態度,就難以形成或降低對政治系統的認同感,最終會導致政治系統存在的合法性危機,整個社會就會出現混亂局面;在這樣的環境下,經濟也會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嚴重的危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就無從談起。這也是本澳現時必須循序漸進地的進行政制發展,也是符合本澳社會發展的需求,適時或與時並進的政制發展,一定會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對博彩業的發展亦有更大的好處。

同樣,特區政府展開政制發展,其中亦是體現一種政治文化的改革。政治文化是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階級、集團利益的集中反映,在社會意識形態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不僅最充分地反映著社會經濟運動的性質和發展水準,而且也最深刻地反映著社會經濟基礎變革的內在要求,成為社會進步和意識形態變革的先導力量。先進的政治文化往往代表社會發展的規律和潮流,是一種先進的政治價值觀念,符合民眾的根本利益,能夠鼓勵和引導社會經濟不斷向前發展,從而成為經濟與社會變革的先導,為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支撐。同樣,必須創新政治文化,使其始終符合最廣大民眾的利益並始終具有先進性,為經濟可持續發展創造穩定的政治環境。作為博彩企業更是需要以主人翁的精神,致力支持本澳的政制發展,現階段亦是需要為是次政制發展提出更多的寶貴建議及意見,以使得整個政制發展能更加順利展開。

其實,就國台辦發言人楊毅日前表示,從兩岸恢復協商以來的實踐看,本著“先經濟後政治、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步驟安排兩岸協商的進程,這有利於協商取得成果,有利於累積互信,有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其實楊毅所提出的“先經濟後政治、先易後難、循序漸進”,亦是適用於本澳的政治發展及經濟發展路向,本澳在回歸初期就是走這一條路,現時再度展開政制發展,對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選舉法產生進行修改及走“五步曲”,社會現時都有一定點同識就是期望當局能循序漸進地展開政制發展,以科學地配合及適時推動整個社會經濟及政治發展。

特區政府將政制發展作為今年施政的一項重要內容,今年將堅定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居安思危,開拓進取,緊緊把握祖國經濟發展穩中求進的良好機遇,持續優化經濟結構,促進經濟適度多元,提升國際視野和競爭力,嚴按基本法,有序推進政制發展,保障經濟社會平穩向前。不可言論的就是,博彩企業必須配合政府的政策,致力支持配合政制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