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言

對於博彩業為本澳的社會發展帶來利與弊的問題，早已成為老生常談的事情，特別是隨著博彩業開放以來一方面為本澳的社會經濟帶來豐厚的收益，但另一方面存在的病態賭徒問題亦是日益嚴重。社會各界與政府當局為瞭解決這兩個問題，可謂是用盡心思，多年來透過宣傳教育或成立專責社團負責相關的工作，援救邊緣人，可是經過多年的努力，雖然還是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還是治根不治本。

到底透過怎樣的方式才能切實做到預防病態賭徒的效果，這也是值得社會各界及政府當局探討的事情，或許就會有人會講，借鑒附近地區的做法，從立法的源頭上進行規管或監督，以減少那些“迷途羔羊”。其實也有一句話，可以反映病態賭徒對社會及家庭的影響與害處，就是十賭九輸，的的確確，參與賭博的賭徒，有多少賭徒可以真正可以透過賭博來發家興業的，他們多數是贏了又輸，輸了又輸，賭博的深潭陷得越來越深，並不能自拔，習慣成為賭徒的自然的生活方式。就是因為這樣，這麼多年來，不知有多少家庭就是只有家庭中有賭徒，造成家破子散及妻離子散的。因此，家庭不和諧，社會自然就不健康，本澳在致力發展博彩業的同時，就必須減少弊端不利的社會發展的情況，在預防病態賭徒方面，是一項持續性的工作。

可幸的是，正在立法會細則性討論及審議的《規範進入娛樂場和在其內逗留及博彩的條件》法案，即將到了尾聲，最快會在四月份提交立法全體會議審議。該法案最重要的是處理病態賭徒問題，包括“禁足令”等。法案建議規定，病態賭徒本人或其家人，可向有關方面申請“禁足令”，但家人申請須得當事人同意，但從法律、權利角度而言或有不同意見，冀社會繼續探討，執行“禁足令”等必須有中央資料庫及科技配合。據立法會議員關翠杏日前所稱，政府立法旨在減少容易沉迷賭博人士接觸博彩的機會，博企員工便是其中一類。社會熱切期望法案能加以處理，限制博企員工參與博彩活動。澳門只有一間專營博彩公司，容易管理員工進場賭博問題，但現有六間博企，涉幾萬員工，加上六家博企間未有互通的員工資料庫，難以禁止博企員工進場賭博。只是現階段難執行，或須待博彩業持證上崗制度正式實施後，方有研究及推行空間。同時，因應各博企都提出負責任博彩，政府應從中協調、制訂指引，要求各博企強制旗下員工不可進場博彩，這也是政府當局與業界值得研究的問題。

隨著博彩業的開放，不可否認的是會帶來了“問題賭博”和“病態賭徒”等社會問題。例如，有女荷官因較早前偷籌碼畏罪燒碳自殺的事件是悲劇。有些荷官在賭場工作時間較長，認為比其它賭徒所知的更多，受不住金錢引誘而參與賭博；病態賭徒更認為賭博模式可通過計算概率得知揭盅結果，贏錢後經常心癢癢，按捺不住時想搏殺。不論荷官或賭徒，出現這些行為時，已證明賭博成癮，有如吸毒，戒掉心癮難。因此，在繁榮的背後卻隱藏著許多血與淚的悲慘故事，因豪賭而傾家蕩產、家破人亡的屢見不鮮，賭業的不斷膨脹，亦加速及衍生出更多的青少年輟學、社會價值扭曲、道德淪喪的社會問題，如青少年及婦女賭徒以及問題賭徒、病態賭徒趨增。澳門人對賭有免疫力的神話破滅了，大部份的治安刑事案件都與賭有關連。負責任博彩在年青人層面上推廣極為重要，不少研究指出年青人在中小學階段，如家屬在社交博彩行為中無形向其灌輸了博彩意識，他們成長後變成病態賭徒的機會相對較大，因此求學時期灌輸正確公民教育，教育博彩業商業結構模式將有助預防年青人變成病態賭徒。

議員李從正期望特區政府和博彩企業重視“問題賭博”和“病態賭徒”問題，儘快落實有效政策和監控措施，助相關人士戒除賭癮。他表示，現時社會針對問題賭博的策略和措施未有足夠重視，所謂“負責任博彩”，不僅是政府，各間博彩企業更要承擔責任。他建議政府應提高居民的賭害意識，支持專為解決病態賭徒問題的民間機構，提供適切輔導，為病態賭徒戒掉賭癮。政府可參考外國做法，定期為居民和在職員工做心理輔導和講解，像“打預防針”一樣，籲勿迷賭；或仿效新加坡進行“家居隔離”制度，禁止入場或限制時間入場形式，助賭徒戒賭；同時需將小區博彩遠離民居，制止賭風在小區蔓延；博彩企業需制定更嚴厲的措施讓員工遵守，防止再有偷籌碼事件發生。

澳大博彩研究中心主任馮家超日前表示，一般來說，問題賭徒大約占總人口的2%左右，病態賭徒占賭徒的比例約10%，但某些城市會高一點，如拉斯韋加斯約是總人口的3.5%左右。他指出，澳門現在的病態賭徒應少於3%，但在亞洲地區已經是比例最高的了，所以要警醒。2003年時，澳門發現居民中的病態賭徒是1.8%，但現在是接近於3%，他認為這是重大的增長。他說，防範勝於治療，要先針對95%的非病態賭徒朋友做好預防，因為已經成為病態賭徒的人，能做的事情是希望他能接受治療，不能用預防的工作來處理。他期待有機制處理一些需要隔離的人士，如新加坡的門禁令，限制某些問題賭徒進入賭場，但這做法限制人身自由，需要在法律層面解決。他認為，處理這問題在澳門相當複雜，因為澳門有33間賭場，24小時經營，要全部監控難度相當高。希望在法律上能有效處理，如將權力授予博彩營運商的保安部門，協助政府。在處罰上，他認為，有兩個方法可以起到作用，一是加大處罰，如新加坡對違反門禁令可罰款1萬新元加監禁6個月，兩者同時執行；二是檢查進入賭場的本地人 ID。他建議澳門實行1%的抽查措施，在不影響賭場運作下，達到處罰及阻嚇病態賭徒的作用。

其實，政府和博彩企業應繼續正視病態賭徒的問題，儘快落實相關的政策措施監控，讓澳門進一步成為國際旅遊城市，也擁有一個健康、休閒的博彩娛樂環境。而社會對病態賭博的教育治療成效甚微，戒賭比戒毒更難。目前治療病態賭徒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理性治療，靠道德輿論壓力戒賭；一是宗教信仰。最關鍵的還是“自療”，認識賭博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從而面對現實，接受專業治療和心理輔導。美國還廣泛應用客戶跟進卡系統防止病態賭徒。還有學者利用行為經濟學理論使賭徒降低賭博的金額和頻率，降低賭博的衝動，系統糾正賭客的有限理性觀念和偏差。

有團體作出調查指出，近兩年收到一百五十宗因沉迷賭博而求助的個案，當中只有一成來自娛樂場，數字未有明顯增幅。值得關注的是，年輕男性及年齡為三十多歲以上的女士所占比重明顯上升。經驗所得，男性參與賭博會以考驗眼光、提升生活水平為藉口，豈料“越博越大劑”；女性則離不開想賺“快錢”、生活不愉快、與配偶有問題、在家沒有地位，也有是處於撫育子女長大成人的“空巢期”，賭博只為尋求快感與滿足感，最終不能自拔。當下從事娛樂場的職員抗逆力較弱，因過去有一至兩成接受輔導者有自殺想法及曾經自殺。以上述一百五十名求助個案為例，近半情緒處於如失眠、精神失常、妄想、狂躁、抑鬱症等不穩狀態，全具七年以上賭齡，部分須接受藥物治療，至今仍未康復。有關輔導服務是否不足？澳門有四所“迷賭”輔導機構，當中三所民營，輔導服務其實相比鄰埠充裕，只是有關人士未清楚求助渠道，但願當局向民間服務機構增撥資源，開展廣泛的宣傳。

負責任博彩是所有「利害關係者」如政府、博彩者及其親友、問題賭博防治機構、博彩營運商、教育及其它社區團體等的共同責任，負責任賭博行為及其負責任博彩是值得探討的。博彩公司提供賭博場所及產品，但亦可能引致病態賭徒出現，博彩企業應該負起減少病態賭博的責任。博彩公司可在賭場內貼上警告標語，同時亦要訓練莊荷及賭場主管，當發現有客人出現病態賭博情況時，便應該出言制止。當然對於每天面對數以千計客人的莊荷來說，要做到阻止病態賭客繼續賭博有一定困難，而且當這些客人輸了大量金錢，在情緒上會有異常，有些客人亦難以應付。賭場內應聘請專業顧問，當有客人因為輸了很多錢而出現情緒問題時，這些顧問可以提供心理輔導。例如病態賭博對賭徒及其家人造成的巨大損害，從而發揮警剔作用。政府可以將錢花在治療病態賭徒方面，但亦可以投放資源與媒體合作，教育市民，做好預防工作。亦可以由博彩公司出錢幫助治療病態賭徒，但要看到成果必須花不少時間，所以澳門要再做多一些和快一些，同時要透過媒體傳播有關病態賭博的訊息，當更多人關心和談論病態賭博的問題時，將可更有效預防及治療病態賭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