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副市長出走到主要領導換帥，公眾對重慶的關注如同這座城市的火鍋一樣熱度不減。

3月1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答記者問時表示，現任重慶市委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在所有人看來，總理的表態既坦誠又出人意料。

總理講話的第二天，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便空降重慶。當天，中共重慶市委召開全市領導幹部大會，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張紀南在會上宣佈：張德江同志兼任重慶市委委員、常委、書記，薄熙來同志不再兼任重慶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提名何挺同志為重慶市副市長人選，免去王立軍的重慶市副市長職務。

主要領導人的變動迅速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人們關心：重慶“紅與黑”的鮮亮標簽是否褪色，新書記上任是否會為這座城市帶來新的生機。

管窺幾天來的細節，無論是重視衛視的廣告還是人民廣場的告示，細心的人們發現，敏感與巧合往往被過度解讀。至少，如今重慶依然平靜。

過度解讀的“告示”

3月16日，一張據稱是攝於重慶人民廣場的圖片在微博上流傳。在一棵樹上掛著一塊綠色的《告示》：近段時間，周邊居民多次向我處投訴，反映人民廣場白天唱歌以及夜間群眾舞會聲音過大，嚴重影響南邊群眾正常的生活、工作和休息，強烈要求我處遵照《重慶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加強重慶市人民大禮堂和重慶人民廣場管理的通告》(渝辦發(2009)152號)規定，對人民廣場影響周邊居民以及他人休閒、旅遊觀光等行為加強管理，請廣大市民積極配合，共同打造人民廣場良好、有序的休閒、遊覽環境。落款單位為重慶市人民大禮堂管理處，發佈時間是3月15日。

重慶人民廣場是重慶大型慶典和集會的場所，其符號意義不言而喻，特別是這裏曾舉行萬人高唱紅歌的歌詠會，而平時群眾也在此唱歌娛樂。除此之外，《告示》的頒佈時間也頗令人玩味，當天上午重慶市召開幹部大會，宣佈重慶市委主要領導進行了調整。

《告示》很快被解讀為一種信號。一時間，重慶禁唱紅歌的傳言四起。

廣場的管理方、重慶市人民大禮堂管理處副處長黃敏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居民投訴由來已久，附近居民對此意見極大，多次向市長信箱投訴。早在2009年，重慶市就出臺相關規定，禁止在廣場使用鑼鼓、自帶錄音機、音響等設備。然而，在多次整治過程中，安保人員在勸告中與群眾發生衝突。這次整治並發佈通告仍是因為居民再次向政府投拆。“正好趕上主要領導調整，這只能說是一個巧合，我們並沒有想那麼多。”黃敏解釋說，通告上也只是寫的“唱歌”，並沒有指是“紅歌”。

在此之前，唱紅歌似乎成為這座城市的標誌。2008年，重慶市主要領導發出要在中小學校大力普及紅色經典歌曲的號召，全市迅速開展“唱讀講傳”活動。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大中小學均舉行唱紅歌比賽，首屆中華紅歌會亦在重慶唱響。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2月底，重慶市共開展“唱紅歌”活動25萬多場。

頻繁的紅歌演出讓演出行業紅火起來。一些演出公司專門承接各種紅歌活動，提供舞臺、音響、燈光等設備。一位業內人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他們公司一年能承接上百場紅歌演出，僅配合《紅梅贊》的LED視頻動畫就根據不同單位的要求做了50多遍。精明的商人嗅到了商機，都想在紅歌上分得一杯羹，有的演出公司加入重慶紅歌研究會，成為會員，有的還打出定制紅歌演出服裝的廣告。

專門從事商業演出的老闆張明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他曾想與一區政府合作搞搖滾音樂節，而政府的答復是，不是紅色歌曲很難合作，“要往‘紅’上靠”，多次接觸讓他感受到政府對於其他藝術形式的排斥。據他所知，在唱紅最“狠”的時候，一個廣場的演出就要花幾十萬元，當然也只有與政府關係好的演出公司才能接到單。

人事調整之後，靠承接紅歌演出的公司開始擔心，如果不再唱紅歌，他們的生意會受到一定影響。張明說，“我從不反對紅歌，只是希望演出市場恢復到競爭中來，讓市場來選擇。”

3月15日，張明發了一條微博：讓音樂節早些到來吧！

紅歌退潮？

因“唱紅”而走紅的合唱隊指揮王宗瓊也感覺到了細微的變化，3月16日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她已經把“紅歌”這個稱謂，換成了“我們喜歡的歌曲”。“他們不提(紅歌)了，我們也就不提了。”

“我們喜歡的歌曲”還在唱。3月16日下午，王宗瓊還在給一家合唱隊排練。她現在是四家合唱隊的指揮。

在重慶，無論官方合唱團還是民間紅歌隊，王宗瓊都是“一個繞不過去的人”。

1998年，喜歡唱歌的王宗瓊召集了20多個人成立“金雲雀合唱團”。10年後，“唱讀講傳”在重慶鋪開後，“金雲雀合唱團”屢屢獲獎，王宗瓊本人的名聲也在圈內逐漸走高，一些單位開始向其拋出橄欖枝。“她現在指導一個隊的價格是500元-1000元。”王宗瓊的朋友王涵說。

盛名之下，重慶市委宣傳部組織的幾乎每一場大型的演出，都會邀請王宗瓊參與。王宗瓊做過的一件事，讓重慶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王合清印象深刻。2010年，為了唱好《保衛黃河》，王宗瓊把合唱團拉到壺口瀑布，在瀑布下麵大合唱。“新聞播了以後，我都熱血沸騰，非常佩服。”王合清說。

2011年6月，重慶組織“唱讀講傳”赴北京巡演，王宗瓊和“金雲雀”也被邀參加。

同樣在重慶當地一家合唱團當領唱的王涵認為，對紅歌真正歡欣鼓舞的，是那些曾從紅色歲月走來、有紅色記憶的人。“我沒覺得是故意要唱，甚至不認為那是紅歌，因為現在的歌我們都不會唱，只會唱我們年輕時愛聽的歌。”

來自基層的王涵說，她無法說出重慶“唱紅”未來會怎樣，但唱紅的確曾讓她生活簡單而充實。

電視臺改版？

在“告示”之前，禁播廣告一年的重慶衛視也似乎有“解凍”的跡象——出現了一條酒類廣告。

3月15日晚上，因為剛剛宣佈主要領導的任免，人們將更多的目光投向了當晚的《重慶新聞聯播》，節目之後，一條酒類冠名的廣告映入眼簾。這立刻成為網絡熱點，被認為是一種微妙的“變化”——電視臺改回去了？

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重慶電視臺台長劉光全否認了這一說法：“目前(電視臺)沒有任何變化，如果有變化那也太快了吧。”他解釋說，因為這個酒廠支持“五個重慶”拍攝，給一些冠名費，所謂的廣告也只是一句話：××提醒您收看“五個重慶”，“這哪里是廣告了，今年1月就有了，為什麼媒體之前不說，非要這個時候說？”

對於重慶電視臺已開始招聘廣告人才的傳聞，劉光全也予以否認：“這也是瞎扯。”

敏感時期如此關注電視臺“事出有因”。2011年1月、3月，重慶衛視進了兩次改版，實施“一不二減三增”方針，即，不再播出帶有商業性質的廣告；電視劇播出總量減少並且不在黃金時段播出，外購外包節目的播出量減少；增加新聞類節目、自辦專題和文化類節目。

這在中國的電視領域極為罕見。不僅一年3億的廣告化為烏有，重慶衛視的收視率排名也從2007年最高的第4位跌落至23位。

已在重慶電視臺工作10多年的王兵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沒了廣告，收入大受影響，而《天天紅歌會》等紅色節目讓電視臺變得單一。在他看來，電視工作者原本是一個發揮自身特長，有著充足創作空間的工作，單調的節目容易讓電視製作失去動力。“大家都只圖播出安全。”王兵說。

王兵對於“紅色電視臺”也頗有微詞：“有的紅歌本來很好聽，可每天剪輯的都是紅歌，再好聽也會煩。”王兵說，他更懷念之前的時光。1990年代，他進入重慶電視臺時，工資就是三四千元，當時最好的房子也就三千左右，同事們也都有幹勁，而《霧都夜話》《拍案說法》等節目也都好評如潮。可去年改版之後，讓他再也找不到原來的感覺，工資仍是十年前的三四千塊，去外省開會出差遇到同行，都不好意思說自己的單位。

對於BBC等國外電視臺播放公益節目而沒有商業廣告說法，王兵不以為然。在他看來，所謂公益應該是多樣而包容的，發出的僅僅是一種聲音怎麼能叫公益呢？

外界炒得沸騰，重慶台內部卻一如往常的平靜。王兵說，至少從電視臺內部還沒有感受到變化。

糾結的廣告商

關注重慶衛視 “變化”的傳聞的不止是媒體。3月15日這天，李永接到幾個廣告同行的電話和短信，討論的話題只有一個：重慶廣告的春天是不是要到了？對於重慶的廣告公司而言，他們更願意看到“牽一髮而動全身”，讓這個行業儘快走出低谷。

李永是重慶某廣告公司的老闆，進入廣告行業已有15年。重慶衛視曾是各家廣告公司的大客戶，禁播廣告自然對廣告公司造成影響，但對重慶廣告業最大衝擊的是兩年前重慶戶外廣告整治活動。

2010年3月28日，大規模的戶外廣告整治在重慶啟動，全城開始集中拆除戶外廣告。李永的公司原來有150多個廣告位，共十幾萬平方米，最後拆得只剩下三四個廣告位，“沒有一分錢賠償，政府沒有這方面的預算。”李永說。

而這次整治的原因是，市領導要求提升城市品位。為此，多家廣告公司曾數次與分管副市長開協調會溝通，希望政府能考慮廣告業的發展前景，而副市長也表示已努力把意見帶上去了，但最終未被採納。

數據顯示：從2010年3月28日到4月23日，二十多天之中，重慶主城拆除戶外廣告牌2.38萬塊，總面積達55.8萬平方米，占到整個重慶戶外廣告的75%。

李永公司一年的營業額有七八千萬，拆過之後只有原來的10%，更為糟糕的是，一百多名員工，有七成辭職，客戶上門追要違約款。當時情況下，李永的公司還是幸運的，很多廣告公司甚至關門或者轉行。

李永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政府要求拆除的理由之一就是廣告牌影響景觀，但一年之後他發現，自己被拆除的廣告位上又建起新的廣告，只是內容換成了“五個重慶” “縮差共富”等公益廣告。

“某種角度上說，這個行業沒有得到相應的保護和尊重。”李永說，但因為高層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