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請赴台

三十七年前今日1975年3月19日清晨7時，撫順戰犯管理所集合在押全體戰犯在所內大食堂，收聽中央廣播電台“新聞聯播”。當在押的戰犯們聽到:最高人民法院根據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建議，與四屆人大常務委員會二次會議決定，立刻釋放在押的293名(其中，國民黨戰犯290名，偽滿戰犯2名，偽蒙疆戰犯1名)全部國內戰犯時，這突如其來的重大喜訊，讓戰犯們震驚了。於是，掌聲、歡呼聲響徹一片。戰犯們高喊: “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歡呼聲經久不息。

讓國民黨戰犯更為震驚的是最後的這次特赦竟與以往大不相同。允許“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政府照樣歡迎”。

由各地獲釋的戰犯們，在集中到北京進行學習、參觀期間，經過反復議論，竟有蔡省三等10人正式提出申請去台灣。其中，來自撫順九人，來自濟南一人。

蔡省三何許人士？他曾經是蔣經國的親信與助手，大陸解放前夕，他任國民党青年救國團贛東青年服務總隊少將總隊長，同過江南下的解放軍負隅頑抗時被俘。最初押在江西省南昌監獄，其間，因其越獄逃跑而被判死緩，後移至湖北武漢戰犯管理所，1956年末又轉至撫順戰犯管理所收押。蔡省三在台灣並無親人，他為何要申請並又敢於去台灣呢？據蔡省三的續弦夫人吳瓊介紹: “蔡省三19歲即投筆從戎，跟隨國民黨參加抗日戰爭，後來追隨蔣經國。他被俘關押25年，獲釋當年已經56歲。他想去台灣，為能再次見到蔣經國，很想跟這位老上司敘敘舊，談談25年來的坎坷與滄桑；談談多年來他對共產黨的瞭解與理解；談談他對國際國內形勢的觀點與立場；談談他對海峽兩岸和平統一的看法與見解……退一萬步，就算給台灣當局認定自己是統戰工具，恐怕這把年紀也難有作為了。”

1975年4月14日12時30分，當蔡省三等10人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工作人員陪送，並在中國國際旅行社工作人員的引導下，通過深圳羅湖橋，來到香港境內時，即刻受到上百名中外新聞記者蜂擁而至的跟蹤采訪。1975年3月，中央決定釋放全部在押的國民黨戰犯時，並未料到4月5日，87歲的蔣介石會因心臟病突發而死去。當4月14日。蔡省三等10人進人香港，申請去台灣時，又逢

台當局於16日為蔣介石舉行隆重之出殯日。

當時，因蔣介石突然離去，蔣經國尚未全部掌控台灣政局，島內一片驚恐。早在我全國人大宣佈全部釋俘後的第三天，即1975年3月20日，國民黨中央社香港分社社長曾恩波還曾表示:“歡迎前國軍軍官及黨政官員。”當4月14日蔡省三等10人真正到達香港，台灣當局卻又慌了手腳，便改口聲稱: “辦理人台手續必須經由‘大陸災胞救濟總會’辦理。”當蔡省三等10人前去提出申請時，該會香港分會長謝伯昌，讓他們必須以“大陸災民”的身份提出申請。蔡省三等人嚴辭拒絕後憤怒回應: “我們過去都是國民党的高級軍官，怎能變成‘難民’？”蔡省三還說: “我本人申請去台灣。只是為探親訪友，不是去避難!”結果輿論大嘩，香港各大報刊、廣播、電視均以頭版頭條報道申請去台灣人員受阻新聞。台灣島內報紙卻針對蔡省三等人發起了惡意攻擊。例如，稱:“蔡省三沒有一個親人在海外，中共放他出來，目的何在？”“中共釋俘玩弄統戰伎倆，10人是中共選派出來的統戰工具。”“以前在國民党任職的蔡希曾，早已不在人世。現在的蔡省三是冒牌戰犯，他是中共的統戰幹部，要人台搞間諜活動。”等等。

其間，蔡省三在住所還接到恐嚇電話。據蔡省三本人記述的一次來電問答如下:

對方: “你是蔡省三嗎？” (四川口音)

蔡: “是，你是誰？”

對方: “你聽著，我們對你的一些言論非常反感。你攻擊國府，我們要對你採取行動。”

蔡: “你們要採取什麼行動？”

對方: “告訴你，你將會有生命危險!”

蔡省三自1975年4月14日抵港，經中國國際旅行社安排，住進九龍尖沙嘴“帝國酒店”，經歷八次申請延期居留的周折，與頻頻接到恐嚇電話之後，於9月22日上午，突然悄悄離去。翌日，報上就登出“蔡省三神秘失蹤”的消息。這期間，恰好23周。經歷了161天。

其時，香港有的報紙也載文稱: “蔡省三放出本是一奇，因為其他九人皆有家屬在海外或台灣，蔡省三在海外並無一個親人。此點亦與中共釋俘原則不同，但蔡省三還是被釋。”

蔡省三在滯留香港期間，為生計所迫，開始寫作《述思錄》，並在報上連載。對此，他還特地寫了一篇《為何而來？》專文見諸報端。據該文(從“送行者”說起》一節記述: “童小鵬副部長，在我們離京前夕。統戰部為我們餞行的宴會上同大家敘談。翌日在機場上，我笑著對童說: ‘副部長，我的親人都在大陸。我到台灣之後，要是讓我的親人去台灣可以嗎7’童答: ‘黨的政策，是盡可能照顧親人團聚。在政策許可的範圍內，能夠做到的。當然可以。’我當時確乎存在著這種天真的想法。”蔡省三還繼續寫道: “依我之見，我們同中共無組織關系，他不能讓組織部過問此事。如果要宣傳部出面，更不合適。看來，只有統戰部來辦這件事才恰當。從中共統戰的角度。以禮相待，餞別送行，無可厚非。至於我們是否從此就成了統戰‘工具’呢？我看不然。因為我們是‘人’。人是活動的，有意識的。不可能像‘工具’一般任人操縱，況且我們已經來到海外，中共不可能掌握我們，怎麼談得上把我們當工具呢？日後的事實，將會否定這種指責。”

蔡先生在文章結尾還寫道:“顯然的，台灣對於‘十人回台’，確乎事出意表。早在聽到中共特赦戰犯的消息之後，一方面緊急地封鎖新聞，另一方面慌忙地清理‘忠烈祠’的牌位(周養浩等靈牌早已人祀其中)，因之窮于應付。”

究竟十人為何而來？蔡省三又為何而來？歷史終歸會把答案越來越明白地呈現在人們的面前，台灣的朋友也必有醒悟的一天。

媒體專訪

鑒于蔡省三先生是當時的新聞人物，現將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5年9月號刊載一篇題為《訪蔣經國舊部蔡省三》的“本刊編輯部專訪”一文中，有關蔡先生去台部分。摘要如下:

問:如果批准你們到台灣，那剩下來的20多人，不會是第二批和第三批嗎？

答:很多人不敢申請的原因是有顧慮的。不是顧慮中共不准，而是顧慮到回台灣以後會送命。因為過去，有人在共產黨那邊被俘回來後，國民黨認為有嫌疑的，有的要坐牢，也有的被槍斃。比如黃埔一期有“山東三李”，三李中戰功最著的李玉堂，就是在台灣以“匪諜”嫌疑被槍斃的。這情形不能不使許多想回台灣的人有顧慮。再加上我們這次在香港的遭遇，特別是張鐵石之死，其他人還敢來嗎？但實際上那些有親屬在台灣的人，是很想回去的。最近我還收到大陸來的信，有的人托我到台灣幫他們找兒子，有的要找妻子。對這些要求，我都很遺憾，我自己都沒辦法進去，還能夠幫他們嗎？台灣方面如果不放心，大可以約法三章，例如，去台灣以後.不准隨意談大陸情況，不准公開發言，甚至不准扯談任何政治問題，都行。他們只是希望去見見家眷、訪訪親友，別無奢望。而且這也是起碼的人道主義，人人都有妻子兒女嘛。

問:現在是不是可以請您談談您這次要求回台灣的動機呢？您同其他九個人不同，您是沒有親屬在台灣的。

答:這次共產黨針對一部分特赦人員的想法，從人道主義出發，提出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對於這一個政策，我表示欣賞，這是我原來也想像不到的，於是決定試試。在台灣。我有很多朋友，我希望能夠去同老朋友敘敘舊。

我這個人就是有興趣多結交朋友，到處走走看看，把各種各樣的生活比較，這樣在人生的經歷上，可以接觸更多的東西，你說對不對呀？但是，如果所有在台灣的朋友都不願意見我，我還好意思硬著頭皮去嗎？但是我相信，真正不想見我的人是很少的。如果台灣的這些朋友公開表示.說不想見我蔡某人了，那我就另做打算了。

問:據說台灣方面曾經要你們以難民的身份登記，要你們發表“反共聲明”，是有這些事情嗎？您個人的態度如何？

答:我的原則是“一去，三不去”。所謂“一去”，就是為訪友而去。朋友要見我，我就去，不見我還去幹嗎？ “三不去”是:屈辱性的登記我不去；要找保我不去；寫信表心跡我不去。屈辱性的登記我不去理由很簡單，我去的目的是訪友， 當然要朋友肯見我，但是我不承認自己是難民。大陸這次對我們出來是很尊重的，以禮相待，宴別送行，既不是把我們驅逐出境，我們也不是逃走的，所以我們根本不是難民。我一再地對謝伯昌先生表示過，結果謝也口頭上答應不以難民的身份登記。找擔保我不去，因為我覺得找保是很不切實際的手續，我對謝伯昌先生說，對於我們在1949年以前的歷史，台灣許多人都可以作証，根本無須擔保，至於1949年以後，我們被拘留在大陸戰犯管理所，其間從來沒有和台灣的朋友通過消息，台灣的朋友誰能擔保我們的言行呢？這不是不切實際嗎？拿我來說，1949年以前的情形，最能擔保的是蔣經國先生，只要蔣先生點一下頭，我就可以去了.何須擔保呢？如果他對我這二十多年來不信任，那麼還有誰敢擔保呢？我堅持不填保單。謝伯昌先生後來答應我辦入台手續並說為我寫一封信給台灣。這是5月份的事情。幾個月來的事實証明我的看法是對的，他們其他九個人都填了保單。但進不去就是進不去。他們九個人當中。有的出動了全家來擔保，而王秉鉞的太大還是台灣的“國大”代表呢。

至於第三個“不去”。是“寫信表明心跡不去”。我為什麼這樣說呢？當時臺北救濟總會的負責人谷正綱先生寫一封信給這裏的負責人謝伯昌先生，要求我們每人給谷先生寫一封信，內容是:一，表明心跡；二，表示不附帶任何條件；三，表示如果被發覺有任何政治作用願受制裁。他們九個人先後去找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