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富

近來，有報章專欄作者盤點行政長官崔世安外訪行程“近期特首好像出訪很頻繁。在上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特首親率一個四百多人的龐大代表團到安徽合肥出席‘活力澳門推廣周 ‧ 安徽合肥’活動；本月一日至二日，特首又率團赴海南出席博鼇論壇，雖然該次出訪的代表團人數不多，但‘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譚俊榮、行政會秘書長柯嵐，行政長官辦公室顧問馮少榮、高展鴻’等次次都陪伴特首一起出行的隨員們是一個都沒有缺席；現在只是四月十二日，特首又率龐大代表團先是到廣州出席‘廣東澳門周——廣州’活動，現又到江門出席‘廣東澳門周——江門’活動。特首近期基本是平均每十天出訪一次，每次出訪兩三天。對普通人而言，這樣的出訪頻率也算是比較高的了；對一方行政長官而言，這樣的出訪頻率就更顯突出了一些。”文章亦稱“現任特首上任之初，因為比較熱衷於出訪，因而在當時被坊間戲稱為‘遊埠特首’。後來特首接納批評，出訪次數明顯減少，但現在不知何因，出訪次數又明顯回升。特首出訪，聲勢浩大，隨員眾多，花費應該會不菲。當然特區政府庫房充盈，多花點錢並非大事。但問題是特首的這些出訪究竟能?取得多少實效？凡事都要講求‘投入產出’，如果特首出訪花費不菲但收效甚微，這樣的出訪就應該適當減少”。作者之言論頗為尖銳，但對於作者要求講求“投入產出”的提法筆者深表贊同，可以說是切中要害。而且也很容易理解，之所以坊間對行政長官頻繁出訪頗有微詞，最主要的原因正是訪問交流後的“產出”不夠明顯，效果未能很好彰顯。而且對作者所提出之要實現施政報告中「共用發展成果，促進社會和諧」、「強化自身優勢，實施發展藍圖」、「落實科學施政，推進政制發展」三大目標，就需要對澳門本身進行更多的分析和研究，「深耕基層」，以及“對外進行一些交流、聯絡是必要的，但不應過於頻繁、耗費不菲公帑且收效甚微”的提法也表示認同。不過，這其中卻涉及到一個“度”的問題，需要拿捏到位卻是不易。而且，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待的話，現在與本澳交集不多的地區，未來未必就不會成為重要的“合作夥伴”，所以在“遠交近融”的原則之下，妥善處理本澳與周邊甚至較遠地域的交往於本澳的長遠發展而言相當重要。

再回到出訪交流的“產出”問題上，特區政府在與外地的交流參訪過程中所開展的工作，尤其是雙方及多方所達成的共識數目及內容固然對未來的“產出”有影響。但是卻並非是決定性的因素，以現代社會的一般規律而言，政府之間的交往所起到的只是搭橋和鋪路作用，是從政策和方針上創造兩地乃至多地在經濟及社會民生等事務上進行合作發展的有利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企業或者社會團體機構的的後續跟進，有效把握和利用政府間交流所創設的條件。正如內地政府部門整日所提倡的“政府搭台 企業唱戲”。對本澳而言，亦是如此，交流“產出”不夠好，不應該單純從政府身上找原因，還應從本澳企業以及社會機構，甚至是本澳整體社會多找原因。更不可因為一時的“產出”不佳而“因噎廢食”。

對外交流促合作是本澳發展必經之路

澳門屬海島型自由經濟，但本地市場狹小、自然資源匱乏、產業結構單一、科技人才缺乏，因此，澳門經濟對外依賴性很大，尤其是對內地的依賴更是巨大。澳門的食用水、蔬菜、大米、副食品等主要來自內地，其部分電力也由內地提供。而且在經濟方面，澳門最主要的經濟支柱無論是旅遊還是博彩都是以內地客為主，澳門特區統計暨普查局上月23日公佈的資料顯示，儘管今年2月澳門入境遊客總量為213萬人次，按年減少1.5%，但來自內地的遊客數量仍達128萬人次，按年增加6.7%。無論是較近的廣東、福建，還是遠點的上海都是主要的客源地。商務部網站本月5日發佈2012年1至2月內地與澳門經貿交流情況統計亦顯示，今年首兩月內地與澳門貿易額為3.7億美元,同比上升22.1%。這些資料都表明，本澳加強與內地的合作有需要、有前景，而這些合作的良好推展當然也會對本澳與內地地區的政府間交往有推動作用，而政府間的交往又會反作用於經濟的合作與發展。再者來說，眾所周知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並不樂觀，多數的發達經濟體仍然陷入經濟危機的泥淖不能自拔，內地雖然也將經濟增長速度調低，但是仍然是全球為數不多的增長地區，現在已經成為舉世矚目的發展動力動力所在，所以有經濟學者提出本澳也有必要改變過往“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思維模式，轉為“面向大陸”，尋找本澳經濟發展的新動力。這個過程中必然需要政府的間的較為來促進企業及本澳各業界與內地相關機構的合作。

再從政策層面看，國家規劃中將澳門定位為“世界級旅遊休閒中心”，並要求本澳改變過往博彩一枝獨大的經濟結構，實現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這些定位和目標的實現，並非是只有“深耕本澳”就能解決的，首先世界級的旅遊休閒中心必然要求遊客的“世界性”，而非只是現今大中華地區，甚至是以內地客為主力的情形，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必然要求本澳與海外國家和地區有較為緊密的聯繫，再加以旅遊推廣，方才能讓該地居民瞭解和認識澳門，進而增強到澳門遊玩的意欲。再者說，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必然要求新興產業的出現，本澳現時訂定的主要突破點包括會展和文化創意產業，但是該兩個產業無論是硬體設施還是起步上，本澳都落後於周邊地區，要從周邊已經較為成熟的市場中搶得份額，不單是業界要努力，政府部門透過與外地政府層次間的交流訪問，也可從更高層次上為本澳新興產業做宣傳、做廣告。

而且，在區域合作的大前提下，澳門也絕對不可能置身事外，否則只能被邊緣化，而本澳由於自身條件的限制，反而對加強區域合作，實現資源分享有超乎尋常的需要，若不從政府部門就積極以交往促進合作發展，在本澳自身環境向好企業自身“走出去”內動力不足的情形下，澳門恐怕將會喪失區域合作的發展先機。

其實，政府除了以政府層面的交流，促進兩地或多地經濟文化事務合作發展之外，“間接”有所“產出”之外。有關政府部門所舉辦之跨區域交流推廣活動，更是能夠起到直接的作用。以本澳最為成功的“活力澳門周”活動為例，組委會曾有統計資料顯示，自2009年5月首次成功舉辦起，至2011年9月“活力澳門周”活動已經在上海、重慶、北京、河南鄭州、吉林長春、江蘇南京、福建福州、廣西南寧8個地方留下足跡（今年又在安徽合肥有舉辦）。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首個在中國大陸舉辦大型商業展覽活動，每到一處都在當地引起強烈的“澳門旋風”，推廣澳門的同時，也極大的促進了澳門與上述各地的雙向交流。8站巡迴展覽，展覽總面積超過55萬平方米；參觀總人數近50萬人次。“澳門製造”產品每站都大受歡迎。參展的澳門企業火爆銷售的背後也不斷總結和提高，更加在內地尋得商機或合作夥伴，促進自身的轉型升級。據活動組委會副主任何海明表示， “活力澳門周”8站活動的成功舉辦，不僅僅是對澳門起到推廣作用，更從商貿、旅遊及文化等方面促進了巡迴城市與澳門的雙向交流。根據澳門統計暨著查局的最新資料顯示，中國大陸來澳旅客數字2011年第三季與2010年第三季同比增長二成九，而“活力澳門推廣周”舉辦過的地點則平均增長為四成五，遠超平均水準。顯示出推廣周透過繽紛多彩的系列活動，讓當地居民能更加深入瞭解澳門，從而提高來澳旅遊的意向。而且，在推廣周活動的影響下，北京市人民政府、吉林省政府等在2010年及2011年均開始組團參加“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江蘇省在2011年10月份舉辦了江蘇澳門周系列推廣活動；福建省委書記孫春蘭也率團訪澳；廣西壯族自治區旅遊局2011年亦組團參加“澳門國際旅遊展”等。從而也促進了本澳會展業的發展。還有更為具體的經濟成果，過去8站的活動，共促成澳門與內地企業簽約項目162個，金額超過80億澳門幣。也使得澳門品牌在內地保持每年30%的增長速度，產值從2009年的5千萬，增加到2011年的2億元。

所以說，澳門加強對外的交往促進經濟文化及社會事務合作不僅是本澳社會持續發展的內地要求，也應該成為一項“產出遠大於投入”的“賺錢生意”。這不單是對政府的要求，也是對社會企業及各機構所必須重視和跟進利用好政府所開拓優勢條件的考驗。

交流是為促進合作 後續工作應有所作為

雖然本澳對外交往促進合作發展方面，有類似“活力澳門推廣周”這樣的成功範例。但是也不可否認，還是存在不少需要改進的地方。最為讓社會關注的就是前面所說的“產出”不夠的問題。整體來看，制約交流“產出”的主要因素包括，文化和制度兩個方面。雖然本澳與內地共同發源于中華文化，但是本澳經過四百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與融合，已經具備了有異于內地文化傳統的特質，所以本澳企業及機構在行事風格、習慣上與內地不同，可能即使雙方或與多個地區間有合作的意向和必要，但是卻因為文化背景和事物理解的差異而影響合作。與祖國內地的合作尚且如此，與海外地區，除了葡語國家和地區有較強的文化共通性外，迅速發展起來的澳門在與國際的交往中需要學習和改進的地方就更多和，文化的差異只能算是一個方面而已。

制度上的差異，對合作的影響就更為容易理解。畢竟澳門實行的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資本主義制度仍是澳門的基本制度，這一點與內地是存在根本性不同的。而其他方面，諸如商檢、海關等等不同的規定，也極易形成所謂的貿易合作壁壘。雖然在CEPA、《粵澳合作框架協定》，以及中央政府給予澳門的各種先行先試優惠政策下，制度方面差異與合作壁壘正在逐漸消退。但是距離真正消除，需要走的道路還有很遠。

按照一般的狹義理解，兩地及多地交流合作的產出都是集中在“經濟方面”，而經濟合作的主體是企業。政府間的交往與協商更多確定經濟合作的方向，制定和推出各項的優惠吸引政策，為企業的跟進發展促進兩地合作創設條件。那麼，在企業方面又有什麼因素制約了交流後的產出？對澳門而言，筆者認為主要因素有三點：其一，企業自身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