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報機嘀嘀嘀作響的辦公室裏，譯電科科員顧曉夢拿起剛譯好的文件，經過女科長、情報高材生李甯玉審閱，又送到軍機處處長手裏。換到舞廳的場景，下班後的顧曉夢，穿著修身旗袍，在流光閃爍中旋轉、歡笑。這是電影《風聲》的鏡頭。今年85歲的王慶蓮沒看過《風聲》，卻曾有過同顧曉夢相似的經歷。王慶蓮已經是大陸僅存的有過軍統首腦機構工作經歷的女譯電員。

“戴笠給我的印象比較正派”

我的身世怎麼講呢，太苦了。不到一歲就沒了生父，住在浙江省江山縣的外婆家，才讀了六年小學，日本鬼子打過來，什麼都燒光了。我一生最恨的就是日本人。1943年4月，我剛滿15歲，什麼都不懂，家裏經濟困難，無路可走了，軍統局來江山招人，我媽媽給我報名。也是運氣不好，一考就考上了。

當時抗戰到了很緊張的時候，人不夠才臨時招的。我們4個女的，16個男的，沒培訓就大概在6月8日到了重慶。有10個人分到軍統局本部譯電科。

我和其他10人被送到磁器口造紙廠的密本股做打印工作，因為敵機轟炸厲害，為了保護密碼本，所以密本股設在鄉下。

1944年4月，我調回局本部譯電科華南股，擔任譯電員，軍銜是準尉，領少尉的工資。

軍統局第一把手戴笠和第二把手毛人鳳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八個處，一個秘書室，另外就是譯電科。局本部大部分是江山人，不容易混進奸細。

戴笠這個人，很神氣，說一不二。我們不叫他戴局長，都叫戴老闆。小小聲說一句“老闆來了”，大家趕緊老老實實地幹活。老闆很講究儀錶，他的中山裝風紀扣扣得很整齊。在我印象裏，戴老闆還是比較正派的，不像現在說的陰險毒辣的人。我也不知道我這個話說得對不對，但我接觸過他，他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

上個月我到江山的戴笠故居，有個民主人士叫章士釗，他是毛主席的好朋友，給戴笠寫過一副對聯：“生為國家，死為國家，平生具俠義風，功罪蓋棺猶未定；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亂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後人評。”我看見那個對聯，真是不捨得走。戴笠這個人厲害是厲害，但有壞的也有好的。包括軍統局，軍統局不是只搞反革命工作，也為抗戰出過力的，抗戰中犧牲了一萬八千人，對日情報、暗殺汪精衛，都出過力氣。　我前幾年看到一本書說，戴笠後來飛機失事是蔣介石派人害他。我們心裏不這麼想。

前兩年有部電影叫《建國大業》，姜文演毛人鳳，很神氣。其實毛人鳳這個人不嚴厲，沒戴老闆厲害。我在軍統局看到他，他穿的也都是中山裝，沒有電影上那麼華麗。

軍統局一共就兩輛小車，一輛是戴老闆的，另一輛給毛先生這些大官，誰出門就誰用。有一次參加老鄉的婚宴，我傻乎乎喝得暈頭暈腦，毛先生就讓司機開車送我先回去。

毛人鳳比較隨和，戴老闆生氣要打人，他就去勸。我在軍統局一共呆了三年零幾個月，走時也是找他請的假。說起來，我走也是姜毅英的原因。1945年8月抗戰勝利了，軍統局的工作人員分批坐飛機回南京。我工作表現不好，薑組長不讓我早回去，我就約了6個同事，自己搭汽車、火車，1946年7月才回到南京局本部報到。姜毅英嚇唬我，說娜尼鬼表現不好，把你關起來。我怕了，就想趕快走吧。第二個月姜毅英去上海同美國歸來的未婚夫完婚，雖然她跟我關係不大好，但軍統局女的少，她也沒有別人做伴娘，就叫我去。一星期後我回來，趁著她出去度蜜月，我就打了長假的報告，直接送到毛人鳳局長–當時戴笠已經死了，軍統局改叫保密局。毛局長問我，你為什麼要走，我說我年紀小，媽媽不放心。他就批准了。我於是回到老家吃老米飯去了。1949年軍統局撤到臺灣去，他們還叫我，娜尼鬼，你跟我們一起去吧。我說，我不去，我去了我媽媽怎麼辦？

“運動開始了，我是反革命”

我離開軍統局是在1946年8月，內戰剛爆發，那時國共正在和談。可是後來劃了反革命，我心裏覺得很苦。我在軍統局就是坐辦公室，譯電報，沒開過槍，沒殺過一個人。

運動開始了，”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肅清反革命”，”整風”，”文化大革命”，一個接一個，我們這些有歷史問題的人，就像在風口浪尖上的小船，隨時都可能沉沒。1951年”鎮壓反革命”，我24歲，是鎮壓的對象，我把我的歷史一點不保留地向杭州公安局交代了。我先是在杭州白肉市場工作，後來又到糧食局，那八年間，一直戰戰兢兢，唯恐丟了飯碗。

1958年杭州的政治清理運動開始了，上麵點到我的名字，很好笑，他們要我”自願”申請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監督勞動。我那時已經和杭州公安局的前夫離婚了，第二任丈夫是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的，也是”右派”。沒辦法，我們下到杭州郊區的塘棲鎮去了。送到鄉下，給我們安排的房子，前面是羊圈，關著羊，羊圈後面堆著柴火，我就在柴火堆空的地方搭張床，床的後邊又是羊圈，就這樣與牲口為伴。

那天晚上在食堂買了晚飯，回到那個”家”，我哭了，我才30歲呀，就這樣完了。

那裏是水鄉，去勞動都要划船出去，我五歲的孩子扔在家沒人管。冬天去很遠的地方修水利，晚上就在當地農民家的地上鋪稻草睡，只有我一個是女的，我覺得很屈辱。苦難的日子還在後頭呢。”文化大革命”時期，真是生不如死。在我一生中，這是最黑暗的一段。身體的苦沒什麼，精神折磨最難熬，我丈夫、兒子在跟我相隔一百米的地方，但我們不能相見。

掛牌子、戴高帽、遊街，站在凳子上說自己是反革命軍統特務。有一天遊街回來，我吃不下飯，我躺在床上想，你們是爹生娘養，我也是，何苦這麼對我呢？

但後來我坐起來，我對自己說：國家主席的夫人王光美也要挨批鬥，我算個什麼東西，我為什麼不好好活下去？

我就是破罐破摔了，已經在地獄裏，死也沒什麼可怕，不如勇敢一點。江山人脾氣倔，軍統的江山人，脾氣更倔。我下到農村改造23年，還是很倔強，他們叫我招認，叫我揭發別人，我從來不招，沒有的事情我絕不隨便講。

很多事情講不清，凡在軍統就是作惡多端嗎？沒辦法，講不清。

我後來想，那段時間，社會不知道要倒退幾十年。51年”鎮反”，53年”三反五反”，55年”肅反”，死了很多反革命和資本家。57年搞”整風運動”，搞”大鳴大放”，要知識分子把心裏話說出來，許多大學裏的教授提了意見，結果劃成右派，埋沒了多少人才。

接著又是”三年自然災害”，到了”文革”，”四人幫”，狗咬狗，你不揭發別人就算互相包庇。一個跟我一起下放的大學教授，我是打就打，我不招，但他苦頭吃不住了，說他有一支槍，丟在魚塘裏。其實沒有的事。他趁人不注意逃到兒子那裏，他兒子大義滅親，給送回來了。

那真不是人過的日子，一直到1979年落實政策，我老公先平反了，那天晚上我們夫妻抱在一起哭，總算熬到頭了。　我是1981年落實政策的。我還是感謝共產黨，在鄉下的23年也給我算了工齡，到現在我退休31年，共產黨養了我31年，晚年生活能平平安安過。譯電科在臺灣還有幾個男的，大陸除了我活著，沒有人了。哎呀，人生就是這麼回事，轉眼之間，我也會很快離開這裏了，85歲了，還有幾年？現在有關愛老兵的朋友們關心我，我感到很幸福。

（王慶蓮／口述、鄧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