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和他的大寨在中國農村具有極為愚蠢、卑劣甚至是野蠻的影響，則屬無疑。這些東西不僅屬於這個小小的村莊，也屬於把它推向社會潮頭的那個時代。

陳永貴在奪取權力之後採取了兩個重大步驟，仍然不外乎生產問題和政治問題。農村的生產問題乃是一件因地而異、因人而異的事，直到這時他也沒有試圖在這個領域裏佔有至尊無上的位置，而且還能承認要向其他地方學習新的耕作技術。但是政治問題就大不一樣，按照列寧的理論，小生產在每日每時地、大量地產生著資產階級，所以反對資產階級的戰鬥便需隨時隨處地進行，沒有什麼可以例外。這個目標使得“一地之經驗號令全國”成為合乎邏輯的施政要則。具體說來，大寨是以自己的行動，把共產黨“全面專政”的理論變得具有實行操作的可能。

陳永貴的施政原則是，專政的力量必須涵蓋所有農民，始終不能有絲毫懈怠。他認為資本主義是極端頑固而又奸詐狡猾的東西，即使在大寨這樣充滿著革命精神的村莊，一不小心也會讓這一危險東山再起。堵死了自由市場，它就會鑽到山溝裏開自留地，堵死了自留地，它又會鑽到村子裏來化公為私。這是因為人之本性中的私欲冥頑不化，只要這充滿私欲的混沌世界還沒有獲得完全淨化，專政手段也就永遠不能放鬆。

基於這樣的信念，陳永貴訂立了一整套驅除人們內心私欲的方法。其要點是嚴密注視每個人的一言一行，從中找出違反政治標準或者道德準繩之處，將之消滅于萌芽狀態。這種關注的包羅萬象和細緻入微，在今人看來一定不可想像。勞動吃飯說話行路辦事讀報睡覺做夢自在其列，甚而嘴裏一聲歎息、腳上一雙襪子、腕上一塊手錶，以及內心深處所埋藏的鄰裏恩怨兒女戀情之類隱私，也會進入他人視野之內。農民最隱秘的世界通常是在家中，夫妻及其子女間的親情似乎很難為外人離間。但是在大寨，對個人的關注可以勢如破竹地進入家庭。比如兩個年輕的女孩子李田環和賈愛民，便因為擔負起監視她們的富農父親的責任，被譽為家庭內部的“社會主義釘子”。

然而最具威懾意味的是，很多事情乃是見之於無形，用陳永貴本人的話說，是“思想動向”。“動向”雖然不是現實，但卻有可能發展成為現實的危害，所以任何人不得企圖隱瞞。每天晚上，黨的支部委員們要在會議上將每個社員之思想動向公之於眾，以供分析並研究對策之需。至於對策，則會由於不同的人而採取嚴厲程度大不相同的辦法。倘若屬於自己陣營裏的人，雖然決不姑息，但方式較為緩和。有些事無傷大雅，只需當場嚴加管束。比如陳永貴的長子陳明珠在地裏勞作的時候沒有脫去鞋襪，陳永貴由此認定這是資產階級思想的一個表現，於是強令其赤足，以致兒子的腳底在烈日下燙起水泡，走路也不能如常。

但是也會有一些事情相當嚴重，非一個命令可以根治。一旦這種局面出現，辦法就是連續不斷地把會議開下去，不徹底解決問題不使會議停止。這樣的會議開得最長的一次是在1966年，一直持續三個夜晚。事情的起因是以郭鳳蓮為首的23名“鐵姑娘隊”隊員，差不多在同一天裏提出了離開大寨的要求。因為她們各自的戀人都住在大寨以外的城裏，她們想要去與他們結合。按照農村傳統的習俗，婚後理應女到男家。這在陳永貴看來無異於是對大寨的背叛。全國都在學習大寨，大寨的這麼一大批姑娘卻“不願在大寨找對象，眼睛盯著工人和幹部”，這便證實了他的判斷，“大寨有新的資產階級思想，有新的階級鬥爭”。而問題居然牽涉到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郭鳳蓮，這就更加嚴重。他決定以郭鳳蓮為首次攻擊的對象。於是，支部委員們共同來討論郭鳳蓮的婚姻，一致決定她必須終止初戀的感情。年僅19歲的郭鳳蓮這時淚如雨下，憑著少女的純真和任性拒絕支部干涉她的私事。雙方相持三個夜晚之後，陳永貴忍無可忍地拋出致命一擊：“如不答應，開除黨籍。”這令少女終於屈服。據說她說服自己的理由是她在黨旗下的誓言，那中間有一句是“不怕犧牲，為黨獻身”。這樣，無產階級思想終於占了上風，其餘的“鐵姑娘”們，也紛紛做出斬斷情緣的決定，並且宣佈“死了也不出大寨”。這是郭鳳蓮在她一生中經受的第一次考驗，也是最嚴厲的一次。她日後果真接替陳永貴成為大寨的黨支部書記，聞名全國，與陳永貴這一次對她的改造和她所作出的犧牲不無關聯。

但是，把親生兒子弄得一瘸一拐和把自己最信任的接班人逼成一個淚人，都不能說明“全面專政”的違反理性和不近人情的程度。事實上，“全面專政”殘忍地剝奪人的思想、信念、尊嚴、自由以至生命，令人至今回想起來還要不寒而慄。陳永貴雖然對於逐字背誦毛澤東的話不以為然，但是，毛澤東有一句話卻讓他刻骨銘心：“八億人民，不鬥行嗎？”他和他的大寨的不少創造，其實就是這八個字的延伸。他坦然承認自己，“沒有上過學，理論水平也很低”，主要的辦法“就是鬥，我們鬥了這二十多年，不批不鬥什麼事情也幹不起來”。某些具有想像力的文人便和大寨的社員一起，編造出許多令人瞠目的警世名言。比如“‘鬥’字是萬好之源”、“不鬥則退，不鬥則修，不鬥則亡”、“鬥得私字掃地出門，鬥得修字挖根斷苗”，云云。有一首詩寫道：“虎頭山下風雷吼，大寨社員敢於鬥，大寨人的脾氣就愛鬥，七鬥八鬥不停休。”另外一首不是詩，但卻傳播得更為廣泛：“不怕‘犯上作亂’，不怕‘過分過激’，全面鬥，及時鬥，事事鬥，處處鬥，鬥絕做絕，鬥爭不息，才能演好社會主義的新戲。”這些說法的集大成者，叫做“紅色恐怖”。當然這主要是針對那些被視為“階級敵人”的人們。但是，影響也毫無疑問地深入到所有農民心中。甚至老弱婦孺亦不能避免。比如大寨人在那些年月裏經常引以自豪的是村子裏的一個嬰兒，剛剛一周歲，不會說話，卻能表現出鮮明的愛憎：只要他的父親一喊“親親毛主席”，他就舉起手做出笑的樣子，如果父親喊出“恨恨劉少奇”，他就會做出咬緊牙關的痛恨之狀。這個孩子的表現被當時的報紙廣為傳播，作為大寨的鬥爭精神能夠深入人心的一個明證。

對於人的精神和肉體施以打擊，一向都是一種統治的力量，是使人心驚膽戰謹小慎微而又瘋狂癡迷膽大妄為的根源。“中國人個個都是與人奮鬥的天才”，一位記者在90年代開始的時候這樣說。他這個有點玩世不恭的比喻是靠了引用毛澤東的半句名言，才顯得格外尖刻。那句話可以說影響了整整三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中國人由此將自己的智慧應用於人事的算計與攻防。這種力量即使到今天也還是死而不僵蠢蠢欲動，大多數中國人是在60年代中期誕生的“大學校”裏學會這種本領的。大寨在這個大學校裏成為第一個傑出的榜樣。然後就是昔陽。這有下麵的事實為證：在1966—1978年的12年間，在這個小縣死於“全面專政”力量之下的人命共計141條。傷者則不計其數。這是一連串恣意謾淩辱，甚至嚴刑相逼的直接後果，其中兩人於亂棒濫鞭之下當場斃命，14人致傷而死，餘者全部因為不堪忍受酷刑的慘烈自己了結生命，其自盡方式極為簡單，再一次表明這是一群一無所有的窮光蛋：62人使用絞繩上吊、36人投水自溺、6人跳崖，還有兩人一頭栽進自家水甕窒息而亡。這些事實在1980年8月公佈出來，令聞者難以置信。

（淩志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