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媒體集中報道的一條新聞——美國國際教育研究所發布的“開放門戶”報告顯示，在2010/11學年度，美國共招收國際留學生723277人，其中中國留學生人數為157558人。比上一學年度增長23％。這意味著自去年留美學生數量首次超過印度以來，中國連續第二年成為赴美留學第一大生源國。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第二年，美國在中國大陸設駐華聯絡處。但1974年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臺，中美關系變得撲朔迷離。
1974年前後，一些美國教授開始給北京的一些大學和1949年前曾留美的教授寫信，“希望到中國做研究，交流合作”。但無論是給自己的中國學生寫信的美國教授，還是直接與大學聯系的美國教授，在一番焦急等待後，都未能收到回信。
時任美國駐華聯絡處一等秘書唐占晞的印象是，“美方一直提出要交換學生，中國一直沒有接受”。郭懿清1976年被借調到教育部外事局出國處，她也記得當時的情形，“美國一直想跟中國交換學生，咱們一直沒答應”。
1978年6月23日，鄧小平決定專門安排時間，和國務院副總理方毅一起，聽取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劉達有關學校各項工作清查整頓情況的當面匯報。
“我贊成留學生的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這是五年內快見成效、提高我國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現在我們邁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我們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學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學習，這樣可以有一個比較，看看我們自己的大學究竟辦得如何。”
鄧小平當場作了這一後來被稱為“擴大派遣出國留學人員的重要講話”的表態，並指出:“不要怕出一點問題，中國留學生絕大多數是好的，個別人出一點問題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個，也只占十分之一，還剩九百個。”
7月7日，美國總統卡特的科學顧問普雷斯博士率領美國科技代表團與方毅在人民大會堂會談。對互派留學生一事，美方只是作為談判籌碼，並不抱太大希望。普雷斯在上午提出可以互派留學生時，中方並未給予回應。但下午會談即將結束時，方毅突然提出，中國政府要談的最後一項，是1979年想先派500個學者到美國進修學習。
唐占晞作目瞪口呆狀，回憶起當時的場景:方毅的話被翻譯後，美方人員有那麼片刻愣住了。坐在方毅正對面的普雷斯，用手碰了碰身旁隨行人員，低聲問，“有沒有這方面的預算？”他得到的是否定的答案。
“Who will pay(誰出錢)？”普雷斯抬起頭，嚴肅而略帶困惑地問。
方毅隨即告訴他，“費用由中方來付。”
7月10日，在會見普雷斯時，鄧小平強調，美國的科學技術在很多領域比其他國家先進，中國已經大大落後，迫切需要獲得幫助，以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唐占晞回憶道:“鄧小平說，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需要科技知識，美國是最先進的國家，應該幫助我們。他提出派人到美國學習。”
隨即，卡特總統在淩晨3點接到了普雷斯的緊急越洋電話。
“總統先生，我實在不願意打擾你休息。”普雷斯說。
“肯定是發生了危機。”卡特判斷道。
“不是，我正和鄧小平副總理會見，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經過商談，中國教育代表團定于當年10月訪問美國。
在華盛頓的談判進行得異常艱難。雙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留學生人數和專業範圍。
美國從國防的角度，指出有一些學術領域，外國學者尤其是蘇聯和中國的學者不可以涉及，並劃定了一系列範圍。唐占晞回憶，根據這個範圍，他們設計出一個表格，以後申請留美的中國人，都需要填寫各自的學術背景、研究領域等信息。
這樣的研究範圍限制沿用至今，並在當時讓談判陷入僵持。
在美國停留13天后，代表團終與美方達成11項“口頭諒解”，並議定，“雙方鼓勵兩國的大學、研究機構和學者之間進行直接接觸”。
代表團回國後，教育部的首要任務，是選拔出首批50名留美人員。
英語考試，60分及格，但真正能考到60分以上的不多。有幾個考到八九十分的，要麼本人是1949年前從教會學校畢業，要麼他們的導師1949年前曾在英美留學。
最終，外事局確定了50人
的名單，其中女性不到10人。
周培源在北大的學生薑伯
駒和張恭慶，當時恰好獲得美國的獎學金，即將去進修。外事局覺得，雖然這兩人不由中方出錢。但也應納入公派留學隊伍。首批留美人員。於是變成52人。
1979年1月31日，鄧小平訪美期間與卡特總統簽署關於派遣留學生的正武協議。簽署協議前，鄧小平在中國駐美使館接見了留美人員代表。
52名留美人員還應邀參加總統夫人為鄧小平夫人卓琳舉辦的招待。招待會後，卓琳把他們叫到一起，告訴他們:國家派你們來不容易，你們學成後要回國，你們要是不回去的話，小平同志要著急的。
中國人的留學之門再一次被完全打開。首批52名留美人員，除一人延期外，均在兩年後按時歸國。他們後來大多成為中國科技領域的領軍人物。
（王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