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38 年，張聞天同毛澤東的合作都是黨中央總書記同紅軍最高統帥之間的合作，實行集體領導，各按分工行事。張聞天尊重毛澤東對軍隊的指揮領導，其他重大問題也徵求毛的意見。但是，張聞天同毛澤東這種總書記和紅軍統帥之間的合作，經過1937 年“十二月會議”特別是1938 年的六中全會，已發生了根本變化。從此，在毛張關係上張聞天做了“配角”，而且從整風起，連“配角”也不再是了。“十二月會議”在組織上的變動就是在名次上毛澤東排在了第一位。這當然不會是王明、康生輩的意思。從事前（蘇聯著重宣傳毛澤東）和事後（六中全會上王稼祥的傳達）的情況看，顯然是在貫徹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意圖。張聞天不僅心領神會，而且立即付諸實際，加以貫徹。他是個光明磊落、豁達睿智的人，從來不爭權、不圖名，多次表示並不熱衷於當領導，而是對理論和研究工作有興趣。

從毛澤東方面來說，首先是因為同張聞天的合作多少帶有勉強性質。他本來就看不起張聞天，但卻不得不保持某種“君臣”關係，心中自然不服。隨著他權力的上升和對張聞天需要的減弱，在同張的關係上就顯得越來越不耐煩了。而且這種厭煩情緒竟保持了一輩子。其次，他同張的作風、性格、愛好等也相差甚遠，造成看不慣和談不攏。他把張聞天看成“洋房子先生”，“言必稱希臘”（指馬列），只瞭解蘇聯一些表面情況，對中國則“一事不懂”。而從張聞天這邊看，他通過長期實踐固然越來越佩服毛澤東的領導與軍事指揮才能，但同時也覺得實在不好相處。一是感到毛這個人容易猜疑和記怨，而且很厲害，在一起共事得處處留神，小心謹慎。二是可能對毛的不大談馬列和新文化（特別是世界文明），而是言必中國“故紙堆”，有點不以為然。三是正像黃克誠所說，毛喜歡順著來的人，他卻不屑於此，也學不會，同毛合作有點出於相忍為黨，因而被毛批評為清高。

從1941 年到1945 年的整風期間，張聞天和毛澤東的關係完全是一種挨批者和批判者的關係。雖然這時張聞天還保留著政治局委員的名分，但已不起相應的作用，甚至有些意見都沒處提（ 例如他不同意搶救運動，但直到最後才同任弼時私下談起）。

延安整風以後，張聞天雖然在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可是實際分工，只負責一個中央材料室，這是中央各部門中最小的一個單位。一個政治局委員，只管一個只有四五個人的小單位”。正好不久日本投降，中央決定開闢東北工作，他懇切要求去東北做地方工作．並迅速得到中央和毛澤東的批准。

1950 年，張聞天被調去做外交工作，派駐聯合國任首席代表。這一調動不排除有“貶謫”、“外放”之意，毛澤東在張聞天出使前還特別提醒他：“不說話是金，少說話是銀”。各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多為大使銜的副部長級，當時蘇聯東歐國家還沒有見到有政治局委員出任此職的。聯合國去不成，張聞天即被改派為駐蘇大使，以代替生病的王稼祥。張聞天在駐蘇大使任內曾通過陳雲要求改行做經濟工作。後來陳雲寫信告訴他，毛主席對他有看法，認為他驕傲，表示不拿下他的政治局委員是不好另行安排工作的。

十年外交工作中，延安整風後所受歧視有增無減，政治局委員的虛位和實際職務間的差距繼續拉大。早在東北，非政治局委員的同志如李富春等任東北局副書記時，他就只任常委兼一個小省的省委書記。政治局委員出任駐外大使的，在十多個社會主義國家中他也是罕見其匹。後來周恩來感到工作實在太忙，對他做外交工作也還滿意，遂建議調他任外交部副部長協助周主持常務。

張聞天十年外交期間一貫謹言慎行，從未表現出對毛的不滿。但也使人感到，他對毛是有意見的，缺乏某些領導人那種“主席不離口”的崇拜感情。幫他起草文章或他自己親筆寫，一般都不用查找和引用毛澤東的語錄。平時看毛也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由於歷史關係，張聞天夫人劉英過去同毛較熟，過一段時間總是建議一起去看毛，他多以“主席那麼忙，又沒什麼事，打攪人家幹什麼”為詞推託。他見到毛除談正事外（或沒正事，如參加跳舞），就只是沉默寡言，倒是劉英在旁可以搭上話。

建國後毛對張已越來越厭煩，有時講到歷史問題也是有意褒王稼祥而貶張聞天（如說“遵義會議王稼祥投了關鍵的一票”）。在毛看來，延安整風後張聞天內心並未服，思想並未通。因為延安整風樹起的一個正確與錯誤的標準就是以對毛的態度劃線。此後，隨著個人崇拜的不斷升級，這一標準也越來越嚴。個人崇拜的天然要求是歌功頌德和少提以至不提缺點與批評。張聞天並不是不瞭解這點，但他從思想上就反對個人崇拜，既不會歌功頌德和順著來，又喜歡揭露缺點和提意見，所以使毛越來越反感。

張聞天1958 年4 月到上海、杭州參觀訪問，26 日寫信向毛澤東彙報，本想在肯定和讚揚大躍進的同時指出存在的問題和缺點，後經一再考慮，定稿時還是刪去了要提的缺點和意見，只剩下讚揚。毛看後認為是張的進步，遂於5 月8 日回信說：“你這個人通了，我表示熱烈的歡迎和祝賀。我一直不大滿意你。在延安時曾對你有五個字的批評，你記得嗎？進城後，我對陳雲、恩來幾次說過，你有嚴重的書生氣，不大懂實際。記得也對你當面說過。今天看這個報告，引起我對你熱情歡迎。”接著又說，上述看法，“可能對你估計過高，即書生氣，大少爺氣，還沒有完全去掉，還沒有完全實際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緊，你繼續進步就是了。但你過去能寫出現在的報告嗎？能有這樣的無產階級感情嗎？能有這樣感人的氣氛嗎？在我看來，沒有。現在有了，通了，群眾化了，因此向你致賀。”

不久後的事實證明，張聞天並沒有“通”，政治路線和思想作風上的分歧，使他們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並終於在1959 年的廬山會議上爆發了。

張聞天在廬山會議後受著屈辱的待遇，不斷的批判，不斷的檢查，還從1962 年9 月起被“專案”審查，取消參加中央會議和閱讀中央文件的資格。但他為了照顧大局和使自己能留在黨內，還是不斷地檢討，特別是寄希望於毛澤東並經常寫信。據《張聞天年譜》主編張培森統計，從廬山會議後到去世前張聞天共給毛澤東寫了32 封信（先多後少）。內容主要是順著毛的恭維的話和提點要求，如：附送報告文稿和《讀書筆記》、彙報思想和工作以至被鬥情況，對重大政治事件的表態，要求作結論和分配工作以及要求接見等。可惜，毛澤東沒有再見過他，他的信也大多沒有下文。但是毛對張聞天並沒有置之腦後和不再關注，包括緊張混亂的“文革”時期。

“文革”中批鬥彭德懷和張聞天，在北京大概無人不曉，何況毛澤東。而且對張聞天的待遇、處理，毛也一直在關注著，無人可擅自做主。1968 年3 月15 日“王明、蘇修特務專案組”報告：鑒於張聞天的“罪行”和態度，建議將他和劉英送衛戍區“監護”。康生4 月12 日在報告上批示：“張聞天問題要請示主席林副主席。”1968 年5 月17 日謝富治手諭：“中央決定叛黨叛國分子張聞天、劉英二人在家實行監護。”1969 年10 月20 日，中央辦公廳負責人宣佈：毛主席批准解除監護，張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為戰備疏散，遣送廣東中小城市。此後，張一再給毛寫信，要求調回北京，恢復組織生活和分配點工作。1974 年1 月19 日，周恩來批示要汪東興落實毛澤東指示，讓張、劉參加地方黨的生活和工作。1 月20 日廣東省委組織部即通知恢復張、劉組織生活，享受縣（團）級政治待遇。後來張給毛寫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養病”。10 月18 日毛答復：到北京住恐不合適，可另換一地方居住。據此，張要求以上海為養老地點，但被駁回。最後獲准去無錫安家，住不到一年即病逝於此，他和毛澤東的聯繫也就此自然中斷。

(何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