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蘇貞昌是否及何時會調整兩岸政策的初步研析(下)

其三、蘇貞昌即使是在二零一四年五月的黨主席選舉中打敗蔡英文獲得連任,但在二零一四年還有一個「七合一」選舉需要面對。一方面,他必須集中精力,打好「七合一」選舉這一仗,而無暇顧及兩岸關係;而另一方面,「七合一」選舉是地方型選舉,兩岸關係議題並不是選戰議題,也沒有調整的急迫性。更重要的是,蘇貞昌倘若打輸了「七合一」選舉這一仗,就必須按照民進黨的慣例引咎辭職。倘此,此前所進行的調整兩岸政策努力,就將由按黨章規定補選繼任者、而極有可能是蔡英文享受。因此,調整黨的兩岸政策,還須進一步推延到「七合一」選舉之後。而在此時,正好就是進行「總統」黨內初選之際,倘能闖過「七合一」選舉這一關的蘇貞昌,在此時推出新的兩岸政策,就是「時間剛剛好」。

其四、蘇貞昌「武大郎開店」心態嚴重,還得提防謝長廷喧賓奪主。蘇貞昌在當選黨主席之後,為了團結「英系」以外的黨內次要敵人,打擊蔡英文這個黨內主要敵人,曾將在二零一七年黨內「總統」初選中結下的怨仇拋開一邊,表態在設置「中國事務委員會」之後,將由謝長廷來「打骰」。這使得謝長廷懷有極大的憧憬,並進行了多項「熱身動作」,包括提議在黨內進行「中國政策大辯論」。但這卻引起蘇貞昌的警覺,擔心謝長廷將會籍著主持黨內「中國政策大辯論」的機會,在協調鼎鼐黨內各派系不同觀點的過程中,成了各派系的「共主」,就會是「影子黨主席」。在蔡英文已經成立「小英基金會」,儼然是「另一個黨中央」,而民進黨又向馬政府施加讓陳水扁保外就醫壓力,陳水扁獲釋後又將變成另一個「影子黨主席」的情況下,這讓蘇貞昌不得不有所顧忌,擔心謝長廷將會喧賓奪主、反客為主,再與蔡英文合作,在二零一四年的第十五屆黨主席選舉中,奪了自己的主席大權。

其五、還有一個大陸政治情勢發展的考量。中共將於今年秋季舉行「十八大」,胡錦濤、溫家寶等將屆滿卸任;而政府權力機關也將於明年三月間的第十二屆全國人大進行新舊交接。因此,即使是排除前面的因素,蘇貞昌要啟動兩岸關係,也不會與即將卸任的中共黨政領導人交往,而是把這個「面子」送給新任的中共黨政領導人。

因此,蘇貞昌在完成中央黨部的重組工作之後,卻沒有將調整兩岸政策納入黨中央的議事日程,也沒有恢復中國事務部,甚至連「兩岸政策」一詞也不再提起。而即將舉行的民進黨「十五全」,也是沒有任何一件與調整兩岸政策有關的議案,甚至連恢復中國事務部和設置「中國事務委員會」也不見蹤影。這並不能以「黨代表沒有連署提案」來作解釋,因為有報導說,蘇貞昌對他上任後的首次「全代會」非常重視,對會議的每一個流程都很關心,進行全程緊盯。倘蘇貞昌有意在「全代會」上審議通過有關調整黨的兩岸政策的提案,他必然會指令或暗示「蘇系黨代表」提案並徵求連署。

由此估計,蘇貞昌即使是要推出有突破性的兩岸政策,最快也得到二零一四年五月的第二個主席任期開始,但最有可能的還是在二零一四年底的「七合一」選舉之後。

六、仍應不放棄做對民進黨人的工作

儘管我們不能對民進黨的骨幹人物尤其是其中的「台獨」基本教義派寄以奢望,但仍不能輕易放棄做對民進黨人的工作。身兼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的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最近在「海峽論壇」上說,「即使是那些曾經主張、追隨和從事『台獨』的人,我們也鼓勵和歡迎他們回到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正確方向上來。」並沒有要求民進黨人「放棄台獨立場」,這應是北京對台政策尤其是對民進黨政策的一次重大調整,更為務實地落實「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政策,將其工作重點由泛藍群眾轉移到投票支持民進黨候選人的那部份人民,以至是民進黨高層人士的身上。這與蘇貞昌接受《遠見》專訪時所說的「如果沒有預設任何前提,我用黨主席的身分去看看」,有著某種程度的契合。尤其是在民進黨有機會在二零一六年再次執政的前景之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的法寶決不能丟。

當然,也得接受當年台灣方面頒布《「國統會」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及將「九二共識」詮釋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之時,仍是以敵對至少是懷疑心理,對其進行批判或否認,而後來卻專為肯定的教訓,對蘇貞昌的某些帶有「隱性台獨」意識的言論,給予「一分為二」的分析,是否是在面對「台獨」基本教義派時的權宜語言,或是選舉語言。

實際上,現時獲蘇貞昌安排的民進黨中央黨部的主管人選,也多是實務派,尤其是「蘇系」和「新系」,並非明顯的「台獨」基本教旨主義者,甚至有曾著書強烈批評陳水扁掌政時惡化兩岸關係及破壞台美關係的學者。

就此而言,北京對民進黨人的政策,不妨比國民黨更為寬鬆些,就像對待其實嚴格而言仍有歧義的「九二共識」予以模糊化那樣,對蘇貞昌極有可能會在「七合一」選舉後,民進黨二零一五年五月黨內「總統」初選之前,提出「不設前提」訪問大陸的要求,根據賈慶林的談話精神予以寬鬆處理。這樣,是有利於爭取部分民進黨人的;而倘使蘇貞昌在「二零一六」一役獲勝,因他曾有大陸之行,相信其在處理兩岸事務時將能較為謹慎。而且,也可防止某些人在蘇貞昌提出「登陸」申請時遭到拒絕時,將「一哩路」的責任推到北京的頭上,就像陳水扁上台初期,曾經數次放言要與大陸接觸,但卻回以「觀其行,聽其言」,導致陳水扁最終放棄,因而至今仍有部分台灣民眾認為陳水扁後來的惡變,北京也應負上某些責任那樣。(下)

(本文是作者在「第二十一屆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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