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釣行動成了兩岸四地一場政治大戲

一個中國人十多年來首次實現踏上釣魚島的土地並插上中國國旗宣示主權的保釣行動,成了兩岸四地的一場政治智鬥大戲。成功登島的香港保釣人士固然是這場大戲中的主角,也因而成了最大的贏家,順帶也使得本來在這場大戲中沒有戲份的香港特首梁振英,輕易解決了已經嚴重困擾他的「國民教育」的難題,使他獲得加分不少。中國大陸也成功地在避免進一步升高中日對立情緒及東亞緊張局勢的同時,透過香港警方對保釣船的「放水」,讓其能夠「輕易」地突破長期以來對保釣船構築的「防阻線」,從而得以達成到達釣魚島並登島宣示主權的終極目標,亦即是借港澳保釣人士的手來達成宣示主權及警告日本軍國主義者之目的,更能紓解了國內民眾的強烈民族主義情緒,化解了官方與民間的矛盾,為中共「十八大」的順利召開掃除了一種不穩定因素。澳門特區政府也因及時發表聲明而得分。唯有台灣地區的馬政府因困身於自設的「避免形成兩岸合作保釣」及「維護《東海和平倡議》權威」樊籠之中,而優柔寡斷,進退失據,前倨後恭,自相矛盾,把本應最有責任扮演主角,也最可為自己加分的「保釣」議題,演成一場滑稽戲,不但是大為失分,而且也進一步強化其「無能」的形象。

在這場滑稽戲中,最令人感到好笑的是台灣「國安會」的無知。據說,台灣保釣船的出師不利,就是按照「國安會」的劇本來演出。「國安會」在得知中國大陸也將有保釣人士從廈門駕船出海,與台灣保釣船會合後擠兌集結前往釣魚島攜手保釣的消息後,擔心這將會形成「兩岸合作保釣」的效果,因而透過「海巡署」向台灣船主施壓,而致台灣地區的保釣行動失敗。但豈料預先並未被納入「國安會」預案中的港澳保釣人士,在登島時不但是手持五星紅旗,而且也手持青天白日旗,另外,保釣船還插著香港特區和澳門特區的區旗,形成了在一個中國架構下,兩岸四地聯合保釣,但以兩岸為主的形象。而且,香港《文匯報》、《大公報》以至大陸的許多官方媒體、網站,還竟然打破政治禁忌,採用了有青天白旗的圖片在頭版大幅刊登;《廈門商報》按照慣例思維,以電腦技術將青天白日旗塗成「一片紅」,而遭到讀者痛罵,只好在網路上發表致歉聲明,聲稱其在該報版面上不當使用「PS圖片」,「傷害了讀者的感情」,「作為負責任的媒體,不應發生這樣的錯誤,在此僅向廣大讀者致歉。」

這本應是台灣方面求之不得的事,馬英九不是「老保釣」嗎?不是強調「一國兩區」嗎?這正是展現自己政治立場的生動例子呀。但馬政府卻驚慌失措了。據《中國時報》報導,在國安系統原先各項評估方案,根本未納入港船登島插旗。港船突破日方封鎖線,根本是突發狀況,也讓府院、國安高層一片震驚。決策人士直呼:「實在是出乎意料之外。」更令人啞然失笑的是,昨日的《聯合晚報》更進一步報導,「國安會」昨日上午三度舉行應變會議,「國安會議」分析,保釣人士有意形塑兩岸四地合作保釣的印象,讓保釣行動染上統戰目的,「中華民國國旗」成為工具!

「國安會議」的這一說法,如果不是意圖擺脫「兩岸合作保釣」的尷尬,及避免讓馬英九的《東海行為準則》破局的話,那麼,就是愚蠢無知。這是因為,凡是熟悉港澳事務的人士都知道,這次乘搭「盛豐二號」保釣的港澳居民,基本上是屬於「反對派」陣營,不但是「凡中必反」,而且也時時處處針對港澳特區政府。既然如此,他們又怎會為北京承擔「統戰」任務?!

誠然,香港的「反對派」人士,政治立場各異。比如,曾於十幾年前與手持青天白日旗的新黨臺北縣議員金介壽一道,高擎五星紅旗登上釣魚島的「長毛」梁國雄,雖然是「頭號反對派」,但卻是信仰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只不過是廣義社會主義各流派中的一派--「託派」中的「革馬盟」(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的中堅成員。這次他沒有參與保釣行動,可能是要籌備參加立法會選舉。其實,他倘再次參與保釣更有利於自己拉票。參與此次保釣行動的古思堯,就曾經常與他一道「抬棺」示威,據說也是信仰「托洛茨基式」的共產主義,因而是信奉科學社會主義的中共的死敵。而與古思堯、梁國雄一道經常參與「抬棺抗議」行動的「戰友」中,卻也有中國國民黨的黨員,是香港親台組織的骨幹成員,因而在參加香港的大遊行時,也經常高舉青天白日旗。因此,這次保釣有人手持青天白日旗登島,這正是該人認為「中華民國」才是正溯,是效忠於中國國民黨的行為。但「國安會議」卻竟然說這是對台灣的「統戰」行為,豈不讓人笑掉大牙!

就此,「國安會」該被打屁股了。「國安會」作為「為總統決定國家安全有關之大政方針之諮詢組織」,卻在這次保釣活動中連連作出誤判,又如何能為馬英九作出正確決策提供精準的幕僚意見?

港澳保釣人士是英雄,但在某種程度上,卻又成了北京和香港特區政府大棋局中的棋子。對北京來說,一方面,必須展示保衛國家領土的作為,否則會引發強烈民粹,不利於中共「十八大」順利召開;另一方面,面對複雜雜的國際形勢,及必須遵守「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承諾,又不能貿然進行直接的行動。因此,原定於廈門出發的大陸保釣船未能按時出發,就是基於這個考慮。

在此情況下,港澳保釣船的順利出發,尤其是保釣人士的成功登島,就解決了上述兩個問題。正因為如此,過去一直阻撓保釣船出海的香港警方,今次卻在裝模作樣地攔阻了一下之後,就予以「放行」了。這也可說是香港特區政府配合北京的統一部署。

獲悉保釣人士被日本警方拘捕後,香港特首梁振英召見了日本總領事隈丸優次進行交涉。鑑於不久前香港旅行團成員在菲律賓遭到槍殺時,香港曾在是否擁有「次主權」問題上發生過激烈的爭論,梁振英此舉確是有一定風險的,因為《香港基本法》規定此項對外交涉權力應由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行使。但看來似是中央政府已經按照基本法規定,授權梁振英「自行處理」此一突發事件,這就使得梁振英可以紓解在推動「國民教育」問題上的被動困局,佐證香港人完全可以在愛國議題上有所作為。而且,也為他已陷入低迷的形象,起到加分作用。因此,梁振英是這齣保釣大戲中的最大得益者。

澳門特區政府的表現也不錯,及時發表了聲明,表達了明確的態度,起碼是沒有失分,並有利於緩解與「激進反對派」的矛盾。而且,由於領區及於澳門的日本港澳總領事館的館址不在澳門,省去特首崔世安「召見總領事」之舉,沒有抵觸中央政府所負責的外交事務權力,因而是最拿捏得當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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