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0年的外交生涯中，我駐留時間最長的國家是越南：留學三年，工作六年。而且即便是在外交部機關上班的時候，中越關係也一直是我的主管領域。

在新中國外交史上，中越關係極為特殊，從事對越工作的一代代外交官都為之付出了辛勤勞動。如果說幾十年來的中越關係是大起大落的話，那麼縱橫捭闔於其中的中國外交官們所面對的則是大風大浪。

本文無意講述兩國關係的經緯和沿革，只旨在記錄幾位我接觸過的中國駐越大使的點滴過往。

幹練儒雅的王幼平大使

我是1973年被外交部選派到河內綜合大學學習的，當時越戰還未結束，但美國已停止轟炸北越。該階段中國的對越工作，在我看來，一是支持南方抗戰，二是支援北方建設，三是在國際上配合越方的各種外交努力。對中越兩國而言，越南是前線，中國是大後方。

時任中國駐越大使王幼平是位老紅軍，年紀在60歲左右，已然滿頭銀髮，卻幹練儒雅。雖然當時的工作千頭萬緒，但他仍抽出時間接見我們這些留學生。印象最深的是他總強調自己是軍人出身，做外交工作屬半路出家。他說：“你們青年學生都是科班出身，以後將成為職業外交官，可以做得更多，也要做得更好。”幾十年過去了，王大使的這番話卻一直在我心裏。

王大使很關心我們這些遠離祖國的留學生，有一次我們在使館活動，他看到天要下雨，就親自安排司機送我們回校，第二天又把我們接回使館吃餃子。

據當時使館的人說，王大使對館員的安全也十分上心。無論多晚，只要有人未返館，他都會一直默默等候，直到所有人都安全回來。而且，王大使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還一直私下同時資助多位在不同使館共事過的家裏困難的下屬。這其中有些人是外交官，更多的是一些工勤人員，包括外地借調來的司機和廚師等。曾有同志給我看過王大使寫給他的親筆信，所以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大使于1974年調離越南，出任我國首任駐馬來西亞大使。回國時他沒有選擇坐飛機或火車，而是坐汽車沿著崎嶇的山路顛簸回國。他這樣做是為了方便向分佈在越南各地的解放軍烈士陵園敬獻花圈，向長眠在異國他鄉的1400多位烈士進行告別。

此舉也影響了中國駐越的後輩外交官。在以後的歲月裏，即便在中越關係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每年清明節，我們的外交官都堅持分赴越南各地為解放軍烈士陵園掃墓，獻上一束鮮花，點上幾支蠟燭，告慰烈士的英靈。

很多年以後，我有幸出任駐馬來西亞第九任大使，在王大使工作和生活過的地方為我國的外交事業做一些具體工作。當地的報刊也常常會借兩國建交紀念日等特殊的日子，把歷任大使的照片刊載出來。每逢此時，我都會認真思考怎麼做才對得起前輩的教誨和期待。

有文人情懷的外交大家符浩大使

我留學期間見到的另一位大使是符浩同志，他也是共和國最早的外交官之一，新中國成立前曾在山東濱州一帶帶兵打仗。幾十年後，當我們去那一帶訪問時，當地群眾在談到他和夫人焦玲時仍交口稱讚。

符大使在外交部當過辦公廳主任、副部長等重要職務。他風度翩翩，喜歡寫詩作詞，書法造詣很高，有著很濃的文人氣質。在接見我們這些留學生時，他講的更多的是文化，而非政治。他對越南文的長詩《金雲翹傳》特別感興趣。該長詩被認為是越南文學創作的巔峰之作，取材於中國清代的一部同名小說，講的是才子佳人的故事。符大使以此為例，說明我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密切。此事過去了幾十年，當我代表部裏去他家拜訪時，符老仍有提及，在他的散文集中也有過專門論述。前些年，我請《人民日報》海外版的“名人書齋”主編潘衍習先生專門到他家拍了一張照片，並作了簡短專訪。符老心情大好。當時他已90高齡，但仍堅持送我們下樓。他給我的印象是具有文人情懷的外交大家。

“輕傷不下火線”的陳志方大使

我在外交部亞洲司工作兩年之後於1978年被派往駐越使館研究室工作。此時的大使是陳志方。陳大使也是老紅軍，軍醫出身，據說在長征途中曾挽救過包括小平同志在內的多位革命老前輩的生命。陳大使治館很嚴，堅持會議制度、讀報制度、值班制度和每天收聽新聞廣播的制度。當時中越關係正處於山雨欲來之際，大批華人華僑蜂擁至使館申請“臨時歸國證”，參與援建越南的中國專家陸續撤回，當地輿論環境不斷惡化，使館工作困難重重。但陳大使處變不驚，帶領全館上下齊心共同應對。

陳大使患有嚴重的心臟病，但一直堅持工作，他的口號是“輕傷不下火線”，直到中央派專機和醫療小組將他接回。臨走時他還堅持對工作進行了必要的交待。

雷厲風行的魯明代辦

陳大使突然病倒後，國內派了亞洲司負責人魯明來館任臨時代辦。此公亦是大有來頭，西安事變時他曾是西安中學的學生領袖，後投奔延安，成為周恩來副主席的秘書。周恩來參加重慶談判和南京國共談判時，他都緊隨左右。後由周恩來、鄧穎超做媒，他同夫人在梅園新村30號結為連理。他還當過董必武的秘書，見證過諸多重要歷史事件。

魯代辦系臨危受命，連行李都來不及收拾就隨接陳志方大使的專機飛赴河內“履新”。豈料這一“代”就是好幾年，而且剛好趕上中越關係全面緊張的非常時期。

魯明是個雷厲風行的人。他要求我們走出使館，多進行觀察和瞭解，努力掌握一手的情況。據說這得益於他戰爭年代的經驗。延安時期，他曾率小分隊深入敵佔區，到石家莊一帶瞭解各種信息，並在高粱地裏向中央發送綜合情報，供中央領導參閱，得到了毛主席的讚賞。據說這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參考消息》的前身。魯代辦要求大家寫短文章，但必須實事求是。記得最短的電文只有一、二行字，應該是創造了外交部的短文“之最”。由於形勢日趨緊張，我們的館員從80多人銳減到34人，但魯代辦生性樂觀，工作之餘仍跟大家說說笑笑，打球、游泳、在院子裏騎自行車，甚至同年輕人一起捅馬蜂窩。魯代辦還非常擅長做別國使團的工作，即便在邊境武裝衝突期間也未中斷過。各國駐越使團的車輛不斷出入中國使館，本身就很有意義：對外廣交朋友，對內穩定軍心。令人感動的是一些友好國家的外交官紛紛表示，一旦有事，他們使館的大門將永遠向中國使館的同事敞開。在前後三年多的時間裏，魯明代辦率領我們制定了各類應急預案，處理了一系列突發的和棘手的事件。在那種特殊的環境中，館長的一言一行都會影響整個使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魯明代辦經常講的一句話是：“氣可鼓而不可泄。”閒暇時，他還會跟我們講他年輕時在中央領導身邊工作的特殊經歷。

後來，他從越南轉赴科威特，出任特命全權大使。調離前他沒有太多豪言壯語，但內心還是十分高興的，他私下對我講：“當大使是我最大的願望。”

從容淡定，臨危不懼，服從需要，正是這一代外交人的共同特質。

“越南通”張德維大使

我於1982年春離開越南，再返使館已是九年之後的事情了。此時世界風雲激蕩，全球範圍內的冷戰行將結束。中越兩黨兩國領導人在對外保密的情況下於1990年舉行了著名的“成都會晤”。中方江澤民總書記、李鵬總理出席。越方越共中央總書記阮文靈、部長會議主席杜梅、越共中央顧問範文同與會。我因當時在外交學院進修而未能親歷“成都會晤”，但參加了一年後對越共新任中央總書記杜梅和部長會議主席武文傑率領的高級代表團訪華的接待工作。中越“結束過去、開闢未來”，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我在外交部工作的幾十年間，參加過無數次外國元首訪華的歡迎儀式，但這一次卻非常特別。中越兩國關係經歷了十年之久的非正常狀況，一舉得到轉圜。當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廣場再次奏響兩國國歌時，我非常激動，感慨萬千：和平多麼美好啊！但中越之間畢竟發生了那麼多不愉快的事件，兩國關係可謂百廢待興。

1991年12月底，我啟程赴越擔任使館的研究室主任。在途經曼谷時，聽到了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下臺的消息。中越兩國關係的改善與蘇東劇變和越南決定從柬埔寨撤軍密切相關，這是大氣候。

此時駐越大使是張德維。張大使是我的老領導，我1976年入部時他是亞洲司印支處處長。張大使系歸國華僑，年輕時在越南參加革命工作。後因兩黨兩國關係發展的需要，周恩來總理向胡志明要了幾名優秀的翻譯人員，張德維是其中之一。他是真正的“越南通”，幾乎經歷過中越之間所有的重大歷史事件。舉例而言，他曾陪同羅貴波大使一起列席過越南勞動黨的政治局會議；胡志明主席病危時，他隨同周總理派出的中國醫療小組一直工作到最後一刻。

張大使工作作風嚴謹，對情況瞭如指掌，再加上語言優勢，出任駐越大使可謂得心應手。事實上，中越能有“成都會晤”，除中央及時決策外，張德維大使個人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張大使在越南有很多老朋友，我也陪同他去見過其中的一些人。印象較深的一次是去見越南前總理範文同。當時範文同已經雙目失明，但思維仍很清晰，對兩國關係及世界形勢瞭解很深。他每天聽讀報，也收聽“美國之音”，對美國要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充滿擔心，對蘇聯、東歐形勢的突變深感惋惜，但對共產主義事業仍抱樂觀態度。

還有一次是見胡志明主席的政治秘書武奇。武奇和張大使有很多共同的回憶，兩人的談話使我對兩國老一代領導人之間的交往情況有了更多的瞭解。武奇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對一些問題的看法獨到、坦誠，包括中越之間文化差異的核心所在等。

此外，我還陪張大使在使館宴請過來訪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著名醫學家吳階平。吳老談了很多有關周總理派他到河內為胡志明主席治病的情況，包括制定詳細的方案等，我不禁為周總理的偉大人格所深深折服。這也應了很多越南朋友對我講過的一句話，如果胡主席還活著，中越關係不致出那麼多問題。

開拓進取性很強的張青大使

在張德維大使離任之後，我們又迎來了張青大使。張青也是越南問題專家，在我入部之前就當過主管越南的印支處副處長。兩國關係緊張時，他是我在使館研究室的頂頭上司。邊境武裝衝突期間，研究室只有我們二人。回部機關後，他又擔任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