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社會階層向上流動 實現澳門人的的“澳門夢”(之一)

——教育是居民向上流動的關鍵所在

子悠

300年前,當英格蘭移民乘坐著“五月花號”橫穿大西洋來到馬里蘭,尋找一塊清教徒能居住的“淨土”時,“美國夢”開始悄然萌芽——美國給了全世界每一個人均等的機會,只要努力奮鬥,都可以實現自己的夢想……這就是所謂的美國夢,一種相信只要在美國經過努力不懈的奮鬥便能獲得更好生活的理想。臨埠的香港也一直被稱為“機會社會”,一個人只要肯努力就有公平機會,可以從基層擢升至中高層職位,改善自己的生活,實現向上流動的“香港夢”。回歸本澳過往的發展歷程,也曾造就出不勝枚舉的成功人物。現在本澳整體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市民越來越多的分享到發展成果。調查顯示,接近五成八的受訪市民認為,現時澳門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較回歸前為多。顯示出澳門過去幾年的發展,確實為市民創造了一些向上流動的機會。同時,居民希望合理分享社會發展成果、持續改善生活質素、追求向上流動的願望亦正同步增強。不少市民表示,龍頭產業發展漸趨成熟,但產業多元未見顯效,加上房價高企、通脹持續,將可能影響市民的向上流動。此外,也不斷有聲音對可能滯礙本地居民向上流動的制度措施提出批評。這其中既有居民的個人主觀感受,也有的是實際上確實存在問題。可以說,現階段本澳已經十分有必要對各階層、群體的向上流動進行分析研究。從而保持適度的社會階層流動,凝聚居民奮鬥向上的積極性,使社會增強和釋放活力,共同推動社會進步。讓更多澳門人實現自己的“澳門夢”。

適度階層流動有助社會和諧發展

周日,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舉辦年度重點活動“齊為澳門動腦筋”座談會,並特別以“心繫澳門 攜手上游”作為討論主題。邀請本澳各界人士和香港著名學者共同探討如何促進澳門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問題。

“社會流動”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國社會學家索羅金於1927年在他的《社會流動》一書中提出的。他認為,社會流動是兩個集團之間的人口交換,即一個集團的成員轉入另一個集團。從這一說法中我們可看出,最初的社會流動這一概念其實更側重的是人口的流動。現時學術上對於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定義,係指一個社會成員或社會群體從一個社會階級或階層轉到另一個社會階級或階層,從一種社會地位向另一種社會地位,從一種職業向另一種職業的轉變的過程,當中又涉及不同的流動類型,而垂直性的社會階層流動正可作為社會公民素質的一個指標,它影響社會的階級、階層和產業結構。如果一個時期內向上流動的頻率超過向下流動,說明社會在進步,反之,說明社會在倒退。正所謂“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每個人都希望向上流動而不希望向下流動。

胡錦濤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上講話時,向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提出了四點希望,希望之首就是要“努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胡主席表示,“和諧穩定是發展之基,改善民生是和諧穩定之本。”要求要“更加注重機會公平,更加關注弱勢群體,更加關心年輕一代,使全體市民共用發展成果、提高生活水準。”座談會期間,有社團代表引用胡主席此番表述強調:“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就談不上經濟發展,改善民生更是鏡花水月。只有創造公平、公正的社會氛圍,特別是讓弱勢群體能夠通過自身的努力,得到提升,能不斷向上流動,使社會形成一個良好的競爭氛圍,伸張正氣,令階層矛盾得以緩解,有利和諧社會的構建。”以此來證明社會階層流動對社會和諧的重要作用。

社會成員在社會階層之間的合理的、公正的、公平的、流暢的社會流動,能夠化解階層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相反,社會階層固化,則會容易造成不同階層之間的緊張關係,從而産生階層的摩擦與衝突,嚴重的會帶來社會震蕩。“人望高處,水往低流”,倘若社會到處充滿公平的晉升機會,人們只要通過自我的努力,都有機會得到提升,從而生活得以改善,這樣社會通暢的流動在全社會裏形成一種不斷求進的正面鼓勵作用,這亦有利於階層矛盾的化解,有利於社會和諧。如果下層的人們看不到改變現狀的希望,不滿情緒就會增加,社會矛盾就不斷發生並逐漸激化,產生一種社會張力,張力積累到臨介面,就會激化成各種的社會行動。可以說,社會流動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關鍵一環。

教育是實現向上流動關鍵之所在

雖然,社會階層的向上流動對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至關重要。但並不是每個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分佈是均勻的,只有那些具備一定條件的人才有可能上升。影響社會流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經濟的因素,也有社會和個人的因素。在傳統社會,人們要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獲取一定的社會地位,籍貫、家庭出身、年齡等先賦條件往往起著決定作用。現代社會,由於社會制度、政策和文化價值觀念的轉變以及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社會流動的規模和速度已大大超過傳統的社會。相應地,社會各個部門,各種職業對勞動者科學文化知識、專業知識和技能等要求越來越高,這在客觀上要求社會成員要通過自己的行為努力獲取知識、技術和個人成就等自致條件,才能取得較好的社會地位,實現向上流動。而要很好獲得自致條件,學校教育是其主要途徑。因此,受教育的程度和教育的質素也就成了決定社會成員能夠實現向上流動的關鍵所在。

分析認為:除了簡單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外,獲得教育的程度,層次越高,其職業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就越高,這兩者之間呈現一種明顯的正相關。鄧肯和布勞在1967年對美國職業結構的研究中,發現對個人職業地位影響最大的是本人的教育程度(係數0.39),對於初職而言,教育的影響作用更大(係數可達0.44)。我國,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在1996年的一次大規模的全國性抽樣調查結果也顯示,文憑資格的高低同個人進入社會中高級白領階層的機會呈現出明顯的正比例關係。

各種事實表明,各種職業對學歷的要求都在發生變化,特別是較高地位的職業對學歷的要求越來越高,因而,具有較高學歷的人在競爭較高地位、職業中處於優勢。另外,事實還表明,具有高等教育學歷不僅影響人們最初的職業選擇,而且對以後的職業變換,與較低學歷相比也更為有利。

教育在影響個體取得某種相應職業的同時,並以職業為仲介,進而影響其經濟收入、聲望和社會地位等。職業與人們的經濟收入密切相關,既是人們的一種工作方式,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是現代社會人們生存方式與狀態的集中體現。而任職條件即是對一個人特定能力的要求,這種特定能力的形成,最主要依靠的是學校教育。教育通過影響某種職業的獲取,進而對個體經濟收入產生影響,可用“教育的經濟回報率”來表示。

好職業的獲取,伴隨經濟收入的提高,成為保證高品質生活的重要因素,也是進入富裕階層,取得一定社會地位的經濟資本,這種經濟資本的獲得則需教育提供的文化資本作為保障。同樣,知識份子要得到別人的重視和尊敬,就必須堅持自己的文化正當性,而當其越受大學教育體制的承認和重視,也就越具這種正當性。

由以上分析可知,個人要想實現向上社會流動,需接受一定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訓練,取得一定的學歷或文憑,謀求相應的職業,從而實現一定的經濟收入、聲望和社會地位的提高,進而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

提高教育素質 促進社會階層向上流動

教育作為影響社會成員向上流動的最主要因素。必然也存在影響個體向上社會流動過程中受到制約的因素。其中最為顯著的就是教育機會的均等問題。主要包括:第一,教育起點的機會不均等。社會成員是否能夠進入教育體系或是進入何等品質的教育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所在家庭的經濟實力所決定的。位於社會下層的家庭,由於經濟實力的相對劣勢,往往在相對較大的機會成本面前,放棄了讓子女進入更高層次或較好品質的教育體系的機會,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了實現階層向上流動的機會。第二,教育過程的機會不均等。在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影響下,受各種經濟利益的驅動,各種教育資源會自發地向優質的地區或學校轉移,事實上造成了在教育資源的配置和利用存在著學校之間的區域差異、城鄉差異和重點與非重點的差異,使得社會成員在進入同一教育體系後無法享受同等品質或數量的教育服務。同時,家庭經濟實力較差的個體也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獲得額外個性化教育的機會。第三,學業成功的機會不均等。學校開設的課程主要是適應于升學的課程,這在為中上階層打開深造機會之門的同時,也把低收入階層拒之於大門外,甚至阻礙了低收入階層子女在放棄升學時獲得職業的機會。

在教育公平方面,我們非常高興地看到,自特區成立以來,就教育事業一直給予高度的重視和大力的支持,自2009年起實施的15年免費教育,隨後在教育的投入上也是逐年增大。加之社會上各種對教育和學生的支援措施,可以說本澳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教育不均等的問題。基本上不會出現因為經濟原因而無法升學的情況。這對於提升澳門的競爭力,提升澳門居民的整體素質至為重要。但與此同時,我們不得不對現存的一些不足的情況加以正視,加以檢討,令這個了不起的舉措能發揮出最大的效益。

有研究指出:根據統計暨普查局的資料顯示,2010至2011學年,全澳的非高等教育的學生共七萬三千多人,留級率就高達6.49%,而中學教育的留級率高達9.72%。無可否認的是,這樣高的留級率或多或少都會對青少年學生造成一定的挫敗感,對其健康成長造成一定的障礙。所以不少教育界的人士都認同,要在保證教學質量、保證學生知識水準的條件下,想方設法減低留級率,這是非常正確的造法。與此同時,另一組數字就更值得我們深思,就是學生的離校情況,據資料顯示,2010至2011學年,非高等教育的學生離校率為1.73%,而中學教育的離校率為2.47%,但中學回歸教育學生的離校率卻高達24.86%。

事實上,隨著博彩業的開放,澳門社會急速的變化,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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