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歷史視野中的“這10年”

無論是經濟轉型,還是政治改革,從現代化的視角來看,都是中國現代化大考中兩個處於關鍵地位的問題。

從2002年到2012年的10年,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航中國的10年。這10年,無論於中國還是世界,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在一個時代行將結束之際,如伺總結它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問題以及留給後世的遺產,既不溢美,亦不諉過,考驗著我們的良知和判斷。

胡錦濤總書記在“7·23”講話中談到未來的發展時強調,我們必須毫不動搖走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中開辟出來的正確道路,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為任何千擾所惑。解放思想始終是推動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強大思想武器,改革開放始終是推動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強大動力,我們必須毫不動搖推進改革開放,永不僵化、永不停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信心百倍戰勝前進道路上的一切困難和風險。

這段話語雖然是對未來的一個告誡,但實際上也可把它看作是這10年發展經驗的一個總結。總結一個時代,亦需要我們有歷史感的。所謂歷史感,也即從歷史的大視角,看待一個時代發生的變化。這樣得出的結論,才可能不被某些表面的現象所迷惑,而真正經得起歷史邏輯的檢驗。

三個時間維度

這10年,我們可以把它放在三個時間維度中來總結。這三個維度是:近代、新中國成立和改革開放,這10年則分別占三個時間維度的1/10、 1/6、 1/3。

晚清以降,中華帝國已進入到它的垂暮之年,在和新興的充滿張力的異質文明的首次全面競爭中敗北,“保種自強”成了鴉片戰爭以來的近代中國 最重要的任務。

1949年,新中國成立,“保種”的任務算是完成,“自強”則真正剛剛開始。及至改革開放,當中國再次睜眼看世界時,又面臨一個“開除球籍”的問題,融人世界--作為一個急迫問題於是被提出來。

由此可以看出,雖然上述三個維度面臨的具體環境、任務和目標不同,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或者有一條共同的主線貫穿其中--從中國睜眼看世界起,追求民族獨立與國家強盛以及現代化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使命。只不過,近代以來的現代化是一種被動的現代化,到新中國成立後,才有能力實行一種自覺的追求。再到改革開放,現代化的學習目標則從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轉向資本主義的西方。

就這條主線而言,過去這10年是上述三個維度的延續。應該說,在這10年裏,國強的目標已經基本實現。當下中國在世界所處之地位,可謂盛唐之後之千年未有。對現代化的追求,也比這三個維度更加自覺和自主,中國力爭在現代化的西方模式外,探索一條有著中國特色、帶著中國印痕的現代化之略。

西方的現代化,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而自然發展起來的,到中國開啟現代化時,它已經發展了二三百年。中國則是在和西方文明的碰撞與學習中,直接從一種傳統的農耕文明和生產方式裹挾進現代化(近代化)的洪流,現代化的主要目標是圖強。因此,中國的現代化在新中國成立前,是一個被動的轉型過程,這個轉型至今還未完成。

不過,與前述三個維度比,在最近10年,轉型的速度在加快,特點更明顯,對現代化所追求的內容與目標也更加自覺。同時,這10年還有一個特點不能不提,即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網絡及以網絡為依託的新媒體的出現,其所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徹底改變了中國社會的生態,極大地催生和提升了大眾的民權意識,從而對執政黨和政府的控制與治理構成了挑戰。總的來講,各級黨政(主要是基層黨政)在這種變革面前,還不適應,經常用一些前現代的管理手段和方式來應對日益增加的權利要求。這是當前社會問題和群體事件頻發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從上述三個時間維度來總結這10年,可以說,成就非常巨大,但問題也不少。這看上去像是老生常談,卻是實事求是。需要指出的,成就的背面乃是問題,它們不可分離。

經濟轉型

這10年,其成就為中國未來的發展與進步奠定了一個好的物質基礎,並嘗試了一些制度改善,但亦有很多事情或問題因受各種條件的鉗制而未能完成和解決,只能留給繼任者去努力。

這些事情和問題包括,經濟結構的調整未有大的進展,內需主導型的社會還未形成;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未能出臺,貧富差距還在拉大;房地產的調控雖然進行了幾輪,但效果迄今不是很明顯;社保體系和制度盡管建立,但還處於低水準;戶籍改革未能與公共服務剝離,導致城市化雖然快速推進,但農民工仍被堵在城市之外;人口老化嚴重,人口政策滯後於社會現實;環境污染未見根本好轉,生態文明建設有待破題;教育行政化日趨嚴重,教育思想需要根本變革;科研雖然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但基礎研究和原創成果較少;社會道德體系正在瓦解,核心價值觀缺失;社會分化加劇,宮民矛盾凸顯,政府的公共服務水準和社會治理能力還很低,等等。

這些問題若在未來一段時期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將會影響中國的和平發展大計和堀起速度,甚至中斷崛起過程。

正如胡錦濤在“7·23”講話中指出的,解決中國的問題還在於“我們必須毫不動搖走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中開辟出來的正確道路,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為任何千擾所惑”。這條正確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我們必須長期堅守的道路。但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側重點,就當下而言,需要優先處理好兩件事情,一是加快推進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盡快結束經濟增長的下行趨勢;二是推進政治改革,加強法治建設,以實現民眾政治參與的要求。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然而,就像“7·23”講話所指出的,在當代中國,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就是堅持科學發展。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戰略抉擇。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上半年的經濟增速首次回落到了3年以來的一個新低,跌破8%,這使得國內外對中國經濟的看空聲音加強。在此種背景下,若仍然要維持高增長,無疑會有打亂原先調結構轉方式部署之虞。

事實上,此次經濟下行,某種意義上,它也是國家主動調控的結果。以中國政府掌控的資源,要在短期內維持一個超8%以上的增速,是沒問題的,無須採取很多措施,放開對房地產的限制即可。但這樣做雖然能夠保持短期的高增長,卻會加劇經濟發展中各種關系的沖突、緊張和扭曲,從長期發展角度看,是非常不利的。就此而言,調控造成經濟增長的下滑,一定程度上是經濟轉型需要付出的代價,不過,這個代價比起固化已有的發展模式對長期發展造成的傷害來,要低得多。

所以,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盡管面臨著許多不確定的短期風險因素,但從長期看,經濟增長的動力依然充足,短期風險不會影響到長期增長的基本面。因為,從發展的角度看,中國社會中存在的城市化率不高、地方發展差距大、社會保障不完善、收入普遍較低等問題,只要我們思路正確,實際上又恰恰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尤其是考慮到改革30多年積累的教育、科技資源和成果,以及進一步改革開放和政策調控的空間還很大,中國經濟在未來30年雖然不可能重現前30年的高增長,然維持一個相對高速是有可能的。

宏觀調控最忌諱的就是政策的大起大落,應該牢牢把握結構調整、轉型升級這條主線,堅定不移推進發展方式的轉變,以更加具有針對性的制度建設,促進中國經濟增長能夠實實在在地轉到以創新驅動為主要特徵的發展道路上來。如此,才能從根本上化解中國經濟的發展難題,推動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

政治改革

如果說,做好調結構轉方式這篇文章具有短期和長期兩方面的意義,那麼,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更加廣泛、充分的民主,滿足和實現民眾政治參與的願望與要求,也具有短期和長期兩方面的意義。從短期來說,面對社會不斷高漲的權利要求和各種群體事件,避免矛盾和沖突的激化;從長期來說,為中國的民主化尋找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路徑,奠定中國民主化的制度框架和基礎。

各國民主化的目標和內容沒有根本的沖突,但具體道路則不一樣,國情不同,路徑有別。中國作為一個具有自己歷史傳統和榮譽感,人口眾多、且素質參差不齊的國家,民主化的道路肯定和其他國家不同。“7·23”講話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胡錦濤在有關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一段表述中,強調三個“更加”,即發展動口廣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保証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維護國家法治的統一、尊嚴、權威,保障社會公平正義,保証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

這三個“更加”至少給人們傳達出三層含義:一是中國人民可以享有也必須享有更廣泛的民主和自由,這是人民作為國家主人的權利,從而回答了形形色色基於中國特殊國情人民不配享有民主、中國不應實行民主的論調;二是中共也會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保証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從而回答了形形色色中共不會、不能實行民主的猜測和判斷;三是發展民主必須依法進行,與實行法治統一起來,從而回答了現階段實行民主的重點和路徑,以法治來保障民主的實現。

若講前兩點是中國發展民主的目標,第三點就是中國在現階段推進民主的路徑選擇。民主、人權、自由等是當代世界的發展大勢,也是人民群眾的新期待、新要求,而要保障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保障人民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則離不開法治。這在現階段尤其如此。換言之,法治與民主必須同在同行,這既是由民主與法治的內在關系所決定,也是基於中國的具體現實而作出的選擇。

民主的要義是主權在民,而憲法和法律對人民民主權利的保障,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沒有這個前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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