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令飛像極了他的祖父魯迅，尤其是那兩撇鬍子，常有人跟他開玩笑，問是否有導演請他去演魯迅。他笑聲朗朗，“不行啊！我太高了！”

他比祖父高出20公分。有學者論證了，許廣平女士身高170公分，因此周海嬰以及他的三兒一女，個子都遠超魯迅。

他是由祖母許廣平一手帶大的，為了他這個寶貝大孫子，許廣平戒了煙，日日精心看護。“令飛”的名字也是她取的，這是魯迅曾經用過的一個筆名。每逢朋友來訪，她就會把孫子抱起來，高高地舉到魯迅的遺像前。周海嬰初誕時，老來得子的魯迅也是如此興奮，家中來了客人，海嬰即便是睡著了，也要抱出來，供朋友們欣賞讚美一番。

周令飛有兩個弟弟(周亦斐、周令一)一個妹妹(周甯)，大弟弟亦斐還在媽媽馬新雲肚子裏時，周海嬰夫婦考慮過暫不要那麼多孩子，專心學業。去開人流手術介紹信時，被馬新雲所在學校的領導制止了。校領導認真商議了一番，認為魯迅的後代本來就少，怎可輕易打掉？

82歲的周海嬰先生如今兒孫滿堂，周家第4代有兩個孫子兩個孫女，還有一對雙胞胎外孫女，好不熱鬧。

十多年來專職從事魯迅普及、宣傳的周令飛是這個特殊家庭的新聞發言人，他的人生經歷也是兄弟姊妹中最曲折的。

“公派自費”留學日本

周令飛生於1953年，父親周海嬰對他的評價是，“性格極強，自己認准的事情，非要達到目的不可。”

上小學他未經父母同意，自己跑去報考解放軍藝術學院；16歲那年，部隊招兵，他還不到參軍年齡，卻硬是向軍代表軟纏硬磨，穿上軍裝到東北高炮某部當了幾年兵，後到解放軍畫報社當攝影記者，轉業分到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9年前後，國家放寬出國留學政策，周令飛加入了首批自費留學的大軍。他早早聯繫好了東京一所語言學校，打算先過語言關，再進修別的專業。

然而學校都開課了，他還沒拿到批文，急得他三天兩頭跑教育部。批文遲遲不下的原因是他是魯迅的孫子，有關方面斟酌再三，覺得“像我們這種人家的孩子以自費名義出去留學，要靠外國人來關照，未免有失國家體面。但是，按規定像令飛這樣的情況，似乎又不合‘公派’的資格……最後，上面總算想出了變通措施，叫做‘公派自費’，即是說，出去的一切費用由自己掏腰包，而對外的名義卻是國家所派遣”(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

做魯迅的後代不容易，周海嬰在自己的青年時期已深有體會。1948年，他同母親許廣平在地下黨的安排下，取道香港，與郭沫若等人一同乘船奔赴東北“光明區域”(郭沫若語)，一路上坐言立行處處小心，仍然發生了許多令他終身難忘的尷尬苦惱事。

先是添置冬衣時買錯了行頭，組織上發了一筆錢用於購置冬裝，海嬰給自己買了一身形似美軍戰俘的舊軍衣，給母親買了件狼皮大衣，穿上去頗似國民黨官太太，到了“光明區域”彆扭無比，許先生只得另做大衣，將這件皮衣捐出去做電影道具。

到瀋陽後，母親一再叮囑時年19的海嬰“夾緊尾巴做人”，甚至明令他走路緊跟茅盾夫人孔德沚，亦步亦趨，惟恐行差踏錯。

東北書店補上一筆魯迅著作版稅，母子倆堅辭難拒，海嬰將這筆款子兌換成50兩黃金，打算捐獻給瀋陽“魯迅文藝學院”，不料從銀行取款回來第二天，母子倆一進餐廳，便遭冷落白眼，“可憐我們母子倆竟被徹底誤解了，人家北上是赤膽忠心投身革命，而我們卻是來向黨伸手討賬要錢的……”

經過許廣平多次請求，又經過上頭多次研究，離開瀋陽前夕，他們終於得到回復：魯藝可以接受捐款。1997年，周海嬰應邀參加該學院的魯迅塑像揭幕式，院領導送給他一張當年捐贈合影的大照片，周海嬰捧著那張照片，回想往事，“仍禁不住身上一陣陣的寒栗”。

上大學後，一天同學在宿舍打橋牌，他在一旁圍觀，插了幾句嘴，傳出去成了魯迅的兒子不好好學習，沉溺於玩橋牌。為此，校團委書記還專門找他談話，囑咐他作為魯迅的後代要注意影響。

周令飛為愛私奔臺灣

一生謹小慎微的周海嬰沒料到兒子周令飛放了一顆“原子彈”。

1982年的一個週末，他和老伴接到閨女周甯從東京打來的國際長途，女兒聲音急促，說出的消息猶如驚雷：

她剛剛從東京電視臺的新聞節目中看到，大哥哥與姓張的臺灣女同學決定去香港結婚，並且中途在臺北下飛機後，向媒體發表了三點聲明，內容的大意是：一、此舉純粹為了愛情，而沒有任何別的企圖；二、這事與我父母無涉；三、因為與臺灣的女孩結婚，兩岸的狀況又如此，我宣佈退出中國共產黨。

夫妻倆愁苦無奈，相對無語，一下子蒼老許多。

臺北，這是什麼地方啊，豈是你可以去得的嗎？你為了去那個地方竟然連光榮的共產黨員稱號也不要了，你何以對得起黨，何以對得起國家，何以對得起愛你撫育你的奶奶和父母，你還是偉大魯迅的孫子啊！(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

周海嬰的主管領導——廣電部部長吳冷西把他叫去，說周令飛的行為，政治影響極壞，並以黨和組織的名義命令周海嬰寫一個聲明，宣佈與周令飛脫離父子關係。周海嬰違心地把領導準備好的“脫離父子關係”的草稿重抄了一遍，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所幸這份聲明並未公佈。

他在單位閱讀文件的資格被取消，全國人大主席團成員資格也被取消，周令飛母親馬新雲被剝奪教學資格，直到1986年才恢復。

那段時間，他時常收到從香港寄來的信件，裏面裝著各種宣傳紙片，有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甚至還有黃色圖片。

“魯迅的孫子到了臺灣！”受到這一重大新聞刺激的臺灣媒體一片譁然，他們對周令飛這一行為給出了“叛逃者”、“投奔自由”的政治闡釋，周海嬰時刻擔心兒子在那邊的言行，生怕他“做出什麼對不起黨和國家的事來”。

幸而周令飛沒再爆出什麼讓父母驚駭的猛料，他拒絕了國民黨的各種安排和當地媒體的邀請，放棄了自己的電視製作專業，在岳父開辦的百貨公司工作，警醒地生活。

張純華父親的生意大受影響，最後公司破產倒閉。出外謀職的周令飛因為是大陸人，又是魯迅的孫子，沒人敢用，夫妻倆生活一度甚為窘困。後來他倆買了一台爆米花機，將爆好的米花批發給攤販。魯迅的孫子竟落到在臺北賣爆米花過日子的地步，媒體記者又是一通熱炒。

1999年，周令飛因工作從臺北來到上海，並沒有打算長期留在這裏，“我留在上海是一個偶然，當時我被聘請在上海做一台舞臺觀光秀的節目，因為我在臺灣一直是做這方面的工作的。公司一直欠我薪水，最後公司倒閉，欠了我很多錢，我為了討債就留在了上海。”

滯留上海，給了周令飛一個瞭解父輩、祖輩的機會，“我父親當時在維護魯迅的私權方面是走快半步的，也因此舉步維艱，很多人對他表示不理解，當時人們的私權意識還不是很強，說‘魯迅的家屬怎麼會這麼愛錢啊’，我覺得挺不公平的，這是我自己的東西我憑什麼不能要啊？為什麼魯迅家屬就沒有這樣的權利？”

因為不忍心“看著父親孤軍奮戰”，就開始幫他，在幫的過程中漸漸進入了魯迅的世界，也漸漸發現了問題，“‘魯迅是誰’這個問號在我心中和腦海中越來越大，到底是不是我年輕時知道的那樣一個魯迅？後來發現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太爺爺的文章，我們讀起來沒有那麼強的共鳴”

周令飛的大女兒周景欣高挑秀美，大學二年級時曾在臺灣熱門綜藝節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中出鏡，一句“我的曾祖父是魯迅”甫一脫口，節目片段、截屏相片便在網上熱傳。

當時打算進入娛樂圈發展的她徵求父親的意見，周令飛的回答是，“你能做到前三名嗎？如果能，你就去做！”景欣想了想，說算了。

這個家族的家教從來如此，尊重孩子的個性和選擇，甚少干涉。周海嬰小的時候曾同魯迅討論過如何做一個好爸爸：

“我做爸爸的時候不要打兒子的。”

“如果壞得很，你怎麼辦呢？”魯迅問。

“好好地教伊，買點東西給他吃。”(許廣平《魯迅先生與海嬰》)

如何做好魯迅的後代？周令飛對子侄們的建議是，“做你自己！”

記者從周令飛那裏得到周景欣的手機，電話接通，一個甜美清脆的聲音跨海而來。

“哎呀，上《我猜》那個節目都已經是10年前的事情了，當時只是好奇，什麼都想嘗試一下。我現在已經成家，快要生小孩了。”

她供職于一家不動產顧問公司，先生是學生時代就認識的。“大學三四年級的時候，我就已經明白，其實自己想要過的，就是跟一般人一樣的，穩定平凡的生活。”

“太爺爺在大陸非常受尊重，但在臺灣，他的文化思想並不像在大陸那樣影響深刻。” 從1949年兩岸對峙，到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令，40年間魯迅及30年代作家(甚至包括沈從文)的作品在臺灣一律成了禁書，偷看魯迅作品甚至會惹來殺身之禍。

她很坦率，說自己讀太爺爺的作品“有壓力”，“他的文學作品對於我來說有一點不可思議，很沉重，他筆下描述的是一個壓抑時代的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高中時，周景欣曾經從臺灣轉學到北京，“在魯迅中學念了一年。”她笑起來，說自己特別喜歡北京。

《藥》就是在那年學到的一課，“人血饅頭”給了她極大的刺激，“是他筆下那個時代氛圍傳遞出來的壓力，不是很愉快的東西。我是一個樂觀的人，我跟那個時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是有距離的。”

“太爺爺的文章比較艱深，加上時代的隔膜，我們讀起來並沒有那麼強的共鳴。現在生活步調很快，壓力很大，如果看書，自然想讀一些比較輕鬆的、能夠舒緩壓力的東西。”

景欣直言，她跟妹妹只有在回大陸探親，參加一些紀念活動時，那個“魯迅後人”的身份才會被強化，一回到臺灣，就回復到她想要的“穩定平凡”中去了。

這樣的生活，魯迅若是泉下有知，應當會含笑嘉許的吧，他對後代的希望正是“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記者提到有傳聞說她曾打算跟父親一起從事魯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