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下發了《關於徹底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示”規定，對當時的肅反運動中“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不夠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用於繼續留用，放到社會上又增加失業的，則進行勞動教養，就是雖不判刑，雖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應集中起來，替國家做工，由國家發給一定的工資”。這是我們國家出臺的第一份有關“勞動教養”的紅頭文件。

1957年8月1日，經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78次會議批准，國務院出臺《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規的形式，確立了勞動教養制度。所以，一般公眾以及官方的標準說法，都是中國的勞教制度始於1957年。2007年，全國公安和政法系統搞了勞教制度誕生50周年的慶祝活動。

上述文件規定勞動教養對象為：“1.不務正業，有流氓行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責任的盜竊、詐騙行為，違反治安管理、屢教不改的；2.罪行輕微，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受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的開除處分，無生活出路的；3.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內，有勞動力，但長期拒絕勞動或者破壞紀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開除處分，無生活出路的；4.不服從工作分配和就業轉業的安置，或者不接受從事生產勞動的勸導，不斷地無理取鬧，妨害公務，屢教不改的。”

《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在反右高潮中出臺。勞動教養成為當時解決右派分子的重要方式。全國55萬右派分子中，約有48萬多人送勞動教養，4萬多人被判刑，留單位的是極少數。

1961年4月，公安部制定《關於當前公安工作十個具體政策問題的補充規定》。依據該《規定》，勞動教養的期限是兩年到三年，由勞教機關“內部掌握”，只在收容時向本人及其家屬宣佈；對表現不好的勞教人員，可以延長勞動期限。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公檢法被“砸爛”，勞動教養制度停止實施。一部分勞教人員被釋放；一部分勞教人員被轉移到監獄、勞改隊，當作罪犯進行管理。這期間，“牛棚”是右派分子的勞教所的別稱。“牛棚”只是約定俗成的民間說法，並不存在於官方的正式文件中，但也不為官方所否定。被關入“牛棚”的人，人身自由、言論自由都受到嚴格限制，並被強制勞動。

“文革”結束，中國第一次比較集中地出現“廢除勞教制度”的意見，主要在學術界，沒形成大眾輿論。1980年2月，將1957年頒佈的《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重新發佈實施。同年2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繼續辦好勞動教養》。1982年1月21日頒佈《勞動教養試行辦法》。於是，勞動教養制度中斷10年後重新啟用。此後，勞教制度貫穿整個新時期。今天，各地勞教委簽發的勞教決定通知書，引用的仍然是這些文件。

20世紀末期開始，勞教制度除了適應國家政治和社會治安，漸漸產生一種“地方化”的傾向。目前，各地勞教所的被勞教人員，多數仍然是“打架鬥毆，偷雞摸狗，賣淫嫖娼”等治安事件的事主，但是反對和舉報地方領導，為個人利益維權上訪，以及其他種種因地方領導的“個性化”而產生的勞教事件，也不會其例。同時，隨著整個社會的商業經濟的發展，勞教人員的勞動產品越來越顯示其經濟效益，這也影響著勞教局勢的走向。

近年來，隨著公民意識的覺醒，勞教越來越受到公眾的抨擊。因為勞教本身是法律判決以外的，由公安部門自行決定的處罰（雖然勞教處罰決定以當地政府勞教委的名義發出，但勞教委其實是公安內部的另一塊牌子），使得勞教制度完全失去辯護。《國際人權公約》規定，“除非依照法律所確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以及“任何人都不應被要求從事強迫或強制勞動”，勞教制度直接違背這些已經為中國政府承認的基本法律。所以，勞教制度何去何從，是已經逼到眼前的必須回答的問題。

（何三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