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天安門便成為國家慶典活動的重要場所。我曾多次登上城樓，承擔現場招待服務工作，因而有幸耳聞目睹了天安門上慶典的一些令人難忘的事。不過，記憶中當時那種恢弘大氣的場面，都已變為歷史瞬間的記錄。湊巧，不久前我見到了天安門上國慶節用的“席次圖”，於是那些似曾相識的人和事，又不停地在腦海中浮現……

50年前的“天安門檢閱台席次圖”

這是一張50年前“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二周年天安門檢閱台席次圖”。在主席臺正方第一排，標有9位貴賓及其陪同出席人員名單：古巴總統多爾蒂科斯，尼泊爾國王馬亨德拉和王后，錫蘭(斯裏蘭卡)共產黨主席魏克馬沁格，蒙古國烏蘭巴托市市長桑傑巴塔和他的夫人、女兒，比利時王太后伊麗沙白和她的女兒，匈牙利國民議會副主席瓦什•伊斯特萬妮，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馬•穆夫蒂烏，波蘭共產黨政治局委員、計委主席英德裏霍夫斯基，澳大利亞共產黨總書記夏基。另外還有不公開姓名的各國兄弟黨政治局委員。節日當天，他們分別被安排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中國領導人中間。間隔作陪的，還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元帥、重要民主人士等，大約30餘人。在“席次圖”的右上方“絕密”兩個大體字分外耀眼。而在左邊的特別說明，更加令人注目：“本件送：毛主席、劉(少奇)主席、朱(德)委員長、周(恩來)總理、鄧小平副總理、彭真市長、陳毅副總理、習仲勳副總理、楊尚昆主任、謝富治部長、廖承志副主任、齊燕銘、汪東興、高登榜、曾濤、嶽欣、賈星五、劉冀平、李茂齋。請用後自行銷毀。”我見到的這份，因已屬歸檔材料，故才得以保存下來。細心人通過這張“席次圖”，定會領悟到，原來過去每年的慶典藍圖，是需要多少人參與“設計”才能完美地呈現出來啊!

色香味俱佳的特式點心

國家慶典，自然離不開美食招待。新中國成立初期，因條件所限，在吃的問題上，比較隨便。警衛局的老同志說：“那時天安門上的招待點心，多為普通麵包、餅乾和熟食之類的東西，有時甚至還備有饅頭、花卷、烙餅……後來有了外國客人，並且又要照顧黨外重要朋友，於是才加了少量西式點心，算是高規格的東西了。隨著國家進入正規化建設階段，天安門從周邊環境改造、主體建築加固、城樓大殿裝飾佈置等都有了較大的改觀，至1954年底，一個比較規範的禮儀規格和招待標準也制定出來了。往後的食品招待，主要是針對中外人士的特殊身份、重要地位、年齡變化和檢閱時體能消耗較大，甚至出現視饑餓的具體情況而準備的。當然，也考慮到很多首長彼此雖然都是知交故友，但因各忙各的，平日難得往來，所以就利用一年僅有的兩次機會備上美食，在特殊的時刻、特殊的環境，讓大家更加愉快地見見面，敘舊。所謂美食，就是規定用中南海總特灶，由特級西餐西點師傅田樹賓設計製作的點心，杭州西湖龍井新茶，上海產的中華煙、熊貓煙，新疆的馬奶子葡萄，大連的香脆蘋果，天津的上等鴨梨，廣東的優質香蕉等等。其中點心一項，是必須要多說幾句的。因為它是中南海的名牌食品：一是原料考究；二是製作精細；三是堅持規格。西式點心以德國口味為主，兼顧法式果料；中式點心有大江南北的特點，論清真就是清真，講素食就是素食，不馬虎，不惜力，釘是釘，鉚是鉚。現在能回憶起來的基本品種，西點類的有：“三明治”、“黃油蛋糕”、“奶油松糕”、“巧克力花糕”、“奶油脆卷”、“肉末酥餅”、“果醬卷”、“多味氣鼓”、“夾心餅乾”、“蒸黃糕”；中點類的有：“國慶月餅”、“桂花豆沙糕”、“棗泥蓮心包”、

“多層芝麻糕”等等。後來凡是定下來的品種，從用料到製作再到規格都有專門標準和要求，不能隨便改動。就拿“三明治”來說，將前一天烤制好的新麵包去皮，切成8釐米長、4釐米寬、半釐米厚的薄片，在每兩片間夾添同等大小的雞蛋、牛肉、火腿，疊成一份，如果是清真或素食，則改為鹵牛舌、油燜香菇、玉蘭片、酸辣黃瓜皮、素火腿等，然後用無毒透明油紙包緊即可。故愛開玩笑的首長拿著“三明治”說：“簡單方便，明白可見，乾淨衛生，放心即食的——‘三明吃’。”

1957年五一勞動節，當群眾遊行隊伍大半已通過天安門，站久了的陳毅副總理約新華通訊社社長吳冷西進大殿談事。談完事，陳毅風趣地說：“能被邀請到這裏來的人，恐怕前一天晚上會睡不好覺，要想著早點起來梳妝打扮嘛!我就是這樣，連早餐都沒有吃好。但敝人曉得，天安門有美食——點心，是不會餓著的……”吳冷西笑著回答：“那陳老總您就多吃一點兒吧，可要當心，容易胖人。”其實他們兩位心裏都十分清楚，在大殿裏只能小憩片刻，不能耽擱太久，尤其是黨內高級幹部，更不能坐在那裏慢條斯理地喝茶、吸煙、品嘗點心，因為外面還有大批群眾，正不斷地行進在天安門前，興高采烈地接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檢閱。所以陳毅又說：“今天在檢閱台站著，面對群眾就是我的工作。”

穿插在慶典過程中的別樣故事

從表面上看，首長的全部精力都已投入在檢閱群眾遊行隊伍中，但在慶典的同時，每位首長都肩負著各種各樣的任務：有要從速解決的突發情況；有思想與智慧的交流時刻；有話鋒暗湧的政治問題；有關係重大的緊急國務……

1956年國慶節，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在天安門同中國領導人一起檢閱群眾遊行隊伍時，不料下起雨來。雖然都臨時舉起了傘，但衣服還是淋濕了。而且沒想到，片刻過後蘇加諾總統乾脆拒不要傘，依然精神飽滿地不斷向行進中的人群招手致意，中國的首長也只好跟客人一樣，淋著雨檢閱。周總理和彭真同志見此情形著急了，趕緊召集有關人員進入大殿商議，是繼續遊行?還是適當減少，就地疏散?還是就此提前結束?最終決定：遊行方隊，適當減少，並要有組織地就地疏散。同時作出的一個新決定，使我們工作人員感到意外和緊張起來，即每張桌上準備茅臺酒——驅寒防病。因過去沒有先例，計劃中沒有準備，現在酒倒好辦，可下酒的菜呢?難了!汪東興靈機一動，立即叫值班幹部打電話到北京飯店去取。我們則迅速分頭準備酒具和餐具。很快原來各休息室桌面上已有的點心、茶果中間又多了冷菜拼盤和茅臺酒，仿佛又變成了西餐酒會，大家見了，紛紛叫好。

1958年國慶節，鄧小平、李富春、郭沫若、張際春、宋任窮等首長，剛剛檢閱完反映“大躍進”的科技彩車後，利用休息喝茶的機會，湊在一起無比高興地談起中國科技大學在北京正式開學的事。並結合一年前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中強調的：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在我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農業基礎，必須建立工人階級自己的宏大的技術隊伍和理論隊伍的明確目標，集中討論了蘇聯《知識就是力量》雜誌的名字和一個爭論較大的口號：“技術決定一切”。雖然相聚時間很短，只有一根煙捲的工夫，但首長們你一言我一語地說：“蘇聯的這兩個‘口號’，我們可以參考，但不能全盤接受，因為有片面性。首先，自然界的力量，至今人類能控制的依然十分有限；其次，知識(包括技術)是可以轉化為力量的，但要看這個力量掌握在誰手裏，是一種進步的力量，還是一種破壞的力量。”寥寥數語，觀點深刻，對辦好我國的科技大學，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1963年5月1日，我國第一艘自行製造的萬噸級“躍進”號大型遠洋貨輪，在赴日途中突然沉沒!消息第一時間傳到了天安門城樓上。正在檢閱臺上的周總理得知此事，不動聲色地立即來到大殿內，會同中央軍委和空軍司令部值班小組同志以及交通部的領導，深入分析發生這一嚴重事件的幾種可能，並馬上組織力量，詳細佈置，查明原因。當我們聽到這一消息時，無不緊張起來，第一個想到的是，會不會是敵人破壞所致?但周總理卻一直處變不驚，鎮定自若，胸有成竹地應付著事態的發展。

1965年9月3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林彪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這是一篇紀念抗日戰爭勝利20周年的重要文章，黨內外反響很大。這年國慶節，林彪在殿內休息時，他的幾位部下趁機上前奉承道：“林總，您寫的文章太好了，抗日戰爭勝利的基本經驗總結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幹部、戰士都看得懂!”沒想到林彪毫無表情地回應了一句：“我一個字都沒有寫。”儘管當時的情景很尷尬，但奉承他的人還是能聽出，其中有不便說明的緣由。原來林彪對中央讓康生進這篇文章的寫作班子大為不滿，但礙於當時的情況，只能把話說得隱晦躲閃。

新中國之所以每一次天安門的檢閱和遊行都能舉辦得如此順利完美，獲得國內外一致好評，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周總理親力親為，檢閱“預演”。每到節日前的兩三天，周總理必定要召集大會指揮人員，和中央軍委、外交部、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中央警衛局等有關負責同志，在零時於天安門城樓檢閱預演的遊行隊伍，並按照計劃方案仔細審查。通常情況下，如果預演順利，便會一次通過。但若是發現問題較多，將會進行第二次預演，確保方方面面的工作細節不出紕漏。正是基於此，天安門上的盛會才能如此熠熠生輝地留存在親歷者、旁觀者以及後人的記憶中，作為一種國家實力和形象的群體見證，載入中國歷史的長河。

（張寶昌/口述 張事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