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英九就任「總統」初期出任「國安會」秘書長的蘇起，前日在參與淡江大學舉行的「中共十八大與兩岸關係發展」論壇時，就台方完全冷處理對待大陸積極促成的「兩岸政治談判」的話題表示，談兩岸政治互動應分為「政治談判」與「政治對話」兩個層次，「政治談判」在現階段兩岸關係中應該要緩，也許還要很長時間，在馬英九任期內不太可能。但兩岸「政治對話」可以加快進行，事實上現今兩岸政治對話都在進行，包括智庫、學者、專家、前官員間的交流，以演講、研討會等各種方式接觸、對話、增進瞭解，減少誤判的機會。因此，台灣應與大陸持續政治對話，累積雙方瞭解與互信，重點是「兩岸關係要動」，不能停滯成為僵局，僵局若拖下去，對台灣不利。

或許，蘇起的這番話，可為當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入「深水區」後，應當超越目前的經濟交流合作層次，進入更高的政治、文化等層次，卻遇到來自台灣方面的障礙而「解套」。既可在理解的基礎上照顧馬英九目前遇到的實際困難，對本來應當進行的兩岸政治談判暫時予以放緩，又可積極回應中共「十八大」提出「希望雙方共同努力，探索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談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穩定台海局勢；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前景。」的主張。

實際上，正如蘇起所說，兩岸政治互動可以分為「政治談判」及「政治對話」兩個層次，「政治對話」是「政治談判」的初級階段，亦即是在「政治對話」的條件尚未具備之前，就兩岸關係發展遇到一些必須及早解決，但因涉及到政治層面，卻又因未能進行「政治談判」而將會影響進展，而適宜採取權宜辦法，以官方、半官方甚至是民間的「政治對話」方式予以「解套」，並經過逐次積累，為未來的「政治談判」創造氛圍、準備條件。

其實，早在十四年前，在蘇起出任「陸委會」主委之前他的前任－－「陸委會」前主委張京育就說過類似的話。當時的背景是，一九九八年十月，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率團訪問北京，時任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在北京釣魚台國賓十八號樓會見辜振甫一行，提出兩岸應當進行政治對話的訴求。辜振甫在則向江澤民介紹了台灣的政治民主化經驗與經濟發展成就，期盼大陸亦能朝民主化方向發展，指出只有在大陸實現民主化之後，兩岸才有可能談判統一。江澤民則回應說，民主化不是抽象而絕對的東西，每個國家情況不同，因而有不同的民主化。值得注意的是，辜振甫還提出了「江李會」的要求，而江澤民則以汪道涵已同意接受邀請訪台作回應，並聲稱「兩岸可以先營造良好的氣氛」。辜振甫在會晤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時，也使用了「兩岸民主統一」的概念，並提出在此之前，應有各自的國際空間；錢其琛除了強烈否定兩岸處於制度之爭之外，還指稱以台灣式民主解決兩岸問題不切實際，並要求「盡快進行兩岸政治談判」，「早談比遲談好」。

而辜振甫一行隨後抵達上海，與海協會長汪道涵會晤，並達成了四項共識，其中第一項就是「兩會決定進行對話，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各個方面，具體的安排由兩會負責人另外商量。」辜振甫還邀請汪道涵適時訪問台灣，而汪道涵則計劃在翌年十月回訪台灣。

由此，在台灣政壇上和媒體中，都掀起了一股喜迎「兩岸政治對話」的熱潮。此時，張京育就以「陸委會」主委的名義發表了現在回頭看來仍具有積極意義的談話。這個談話有兩個要點，其一是「兩岸政治對話是兩岸政治談判的初級階段」，其二是「提前進入《國統綱領》中程階段」。

張京育就是將兩岸政治互動分為兩個階段的，其中「政治對話」是「初級階段」，是「最低綱領」，在當時的情況下即可進行；而以兩岸和平統一為標的的「政治談判」，則是「高級階段」，也即「最高綱領」，但當時並未具備條件。主要的障礙，是在於「大陸尚未實施台灣式的民主化」。

另外，按照張京育「提前進入《國統綱領》中程階段」的說法，是國家和平統一的進程，可以跳過《國統綱領》中的「近程－－交流互惠階段」，尤其是在其中的「在互惠中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兩岸應拼除敵對狀態，並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在國際間相互尊重，互不排斥，以利進入政治合作階段」的內容尚未實現之前，就可直接進入「中程－－互信合作階段」。包括「推動兩岸高層人士互訪。以創造協商統一的有利條件」，「兩岸應建立對等的官方溝通管道」，及「兩岸應協力互助，參加國際組織與活動」等。

但這只是國民黨官僚體制中一些「反獨促統」人士的一廂情願而已。實際上，就正因為張京育說了這一番令到李登輝大感不悅的談話，而被「炒」了「魷魚」，李登輝改派在「新聞局長」任內親筆撰寫《一個分治的中國》元旦說貼，因而被他認為最瞭解自己政策底線的蘇起，接任「陸委會」主委。但李登輝顯然是看錯了眼，其實蘇起與張京育一樣，都是主張「反獨促統」的，只不過是蘇起的態度沒有張京育那樣「急進」而已。

更令張京育、蘇起等人意想不到的是，據蘇起後來在《危險邊緣——從兩國論到一邊一國》一書所述，就在當年八月，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北京，並在上海提出「新三不」的一個月之後，李登輝即已指令蔡英文、張榮豐、陳必照、林碧炤等人成立「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小組」，並召集了島內一些法政學者，花了九個月時間，利用特別的秘密經費，撰寫了「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亦即「兩國論」的報告。這個報告，也「適逢其會」，被李登輝計劃作為汪道涵訪問台灣，提出以「八十六字」為基礎的」一個中國」內涵，並向他提出進行兩岸政治對話之時，進行反駁的理論依據。但李登輝卻是提前於七月九日在接受「德國之聲」記者專訪時正式發表，很可能是故意為之，將之作為阻攔汪道涵訪問台灣的「擋火牆」。由此可見，李登輝連開展兩岸政治對話的「最低綱領」，也予以否定並拒絕進行。

蘇起曾是馬英九的近身親信，在馬英九競選「總統」時，出了許多佳點子，包括重新包裝由其梳理提煉的「九二共識」概念。而使得馬英九在就任「總統」後，立即與大陸獲得共同語言，從而可以迅速恢復兩岸協商，簽署了一系列協議。但蘇起因「美牛案」事件被迫辭去「國安會」秘書長職務後，就一直得不到馬英九「關愛眼神」。而且，馬英九以「不統不獨不武」等籍口，拒絕進行兩岸政治對話；最近被稱為「最能掌握馬英九大陸政策底線」的「陸委會」主委王鬱琦，還在「中歌榜」等問題上要「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這就顯示，在此問題上，其實馬英九與李登輝並沒有甚麼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蘇起在《危險邊緣——從兩國論到一邊一國》一書所述，李登輝在發表「特殊兩國論」之前，在一九九九年四月八日「國統會」第十四次全體會議上發表談話，提出了「兩岸建立軍事政互信機制」的訴求，但卻被負責文稿的張榮豐走漏消息，被陳水扁搶前於四月一日先講，氣得李登輝大為震怒。

而現在，馬英九連「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議題也不談不提，比當時的李登輝、陳水扁還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