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吳江先生神交已經二十多年，久仰他的大名，很想和他見面。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我們一次次失之交臂。三年前我赴來京，打電話給他，他正好在醫院檢查身體，醫生關照不能接待來訪者。對此，他似乎也感到很遺憾。在以後他寄給我《當代中國思想家文庫•吳江文稿》的時候，特地在扉頁附上一張便條：“上次住院正做檢查，未能相見，特致歉意。”事情已經過去了一年，他還記在心裏，可見他是一個性情中人，讓我十分感動。
去年12月9日，我終於見到吳江先生！說起這次見面純屬偶然。半個月前的一天，下午一時半，我正要出門，突然手機響了，一聽就知道是吳江先生從北京打來的。他說，《當代中國思想家文庫•蔡尚思文稿》要請我編，他講了編輯的要求……我因為要趕去上海圖書館開會，沒有時間聽他多談。於是，我說：“我現在要去上海圖書館參觀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展，晚上我再和您聯繫。”又順便問他：“您老人家有手稿嗎？”他略加思索說：“手稿倒是有一部。”又說：“是前幾年在香港出版的《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我馬上說：“能不能捐贈給上海圖書館。”這時，我告訴他上海圖書館已經收藏了許多文化名人的書信手稿。他問我：“我的手稿他們要不要？我沒有資格吧。”我說：“您是當代思想家、理論家、國學家，大名鼎鼎，書稿給上海圖書館，這是他們的光榮，他們求之不得啊！好，就這樣定了，我會告訴上海圖書館的領導，派人來北京拜訪您的。”吳江先生已經九十五歲了，在電話中，聲音響亮，看得出他身體是很健康的。
一會兒，我到上海圖書館參觀中國文化名人手稿展，見到上海圖書館副館長、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館長周德明和歷史文獻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副館長黃顯功，告訴他們剛才與吳江先生通話的過程，他們如獲至寶，喜出望外，說：“吳江先生是大家，他的手稿我們求之不得的。”在上圖名人手稿館，著名作家、藝術家的手稿很多，但是，當代理論界、學術界著名的專家、學者的手稿相對比較少。所以，周、黃和我於12月9日“飛”北京拜訪吳江先生。
吳江先生住在東城區雅寶公寓。我們就在他家附近的一個旅館住了下來。下午三時，我們買了一籃水果，到雅寶公寓小區，保安盤問了一番，然後向吳江家通報，才允許我們進入。我們敲了門，一位中年婦女為我們開門。她是吳江先生的女兒，早就知道我們要來探訪她的父親，熱情地招待我們。吳江先生知道我們來了，拄著拐杖從臥室走了出來，他是浙江省諸暨人，身穿深色的中裝，個子很高，不像是南方人，但普通話中夾雜著南方口音。我緊緊地握著他的手，說：“我們終於見面了。”在他面前，我們不僅是小輩，還是“小人物”。他卻熱情地招呼我們坐在沙發上，問長問短，特別問周、黃二人上海圖書館的情況。這樣一來氣氛就活潑了。周德明早就做了“功課”，打開手提電腦，念著他們館裏的吳江藏書。吳江著作很多，主要的有：《工農聯盟問題》、《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改造問題》、《歷史辯證法論集》、《認識論十講》、《哲學專題二十講》、《當代社會主義若干問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來龍去脈》、《民主與政黨》、《中國社會主義新路向》、《中國封建意識形態研究———儒家學說評說》、《馬克思主義是一門大史學》、《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溝通論》、《吳江論集》、《冷石齋沉思錄》、《冷石齋憶舊》、《旅港時評》、《思想力的源泉———哲學專題十九講》，還有2009年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的《當代中國思想家文庫•吳江文稿》三卷。
周德明每念一本書的書名，吳江就解釋，說這本書是哪一年在哪一個出版社出版的，為什麼要寫，在什麼地方寫的，發行量多少，有幾種版本，吳江先生記得一清二楚，對答如流。比如，《工農聯盟》這本書，他說是他的第一本書，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們都佩服他驚人的記性。
周德明說：“您的大作我們只差兩本，一本是《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一本是《中國的新路》，其他的都有了。”吳江對上圖收齊了他的著作表示感謝，他知道沒有收藏的那兩本是在香港出版的，他們買不到。為了“成全”上圖，他起身去書房取出三本《十年的路》，簽了名，給周、黃各一本，一本給上圖收藏；另送一本《中國的新路》，他說這一本已經沒有多少了，找出一本給上圖收藏。周、黃起立感謝，說：“您老的著作我們館齊了，謝謝！”
我們喝了一口茶，接下來談《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的手稿，這是1995年由香港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出版的，已經再版了四次。作者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記錄了1977年至1987年撥亂反正時期各次重大論爭的細節，並追憶了與胡耀幫同志相處的日子，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幕；也是作者在這十年走過的路程的一個小結。吳江先生說：“我一生寫了許多書，書稿都沒有退回來，《十年的路》出版不久，出版社就退還我手稿，你們是不是需要，如果你們需要，你們就取走吧。放在我這裏也沒有用。”女兒吳小英打斷他的話說：“有人要它拿去拍賣。”吳江先生說：“放在你們那裏是這部手稿最好的歸宿。”周、黃二位興奮地說：“您的手稿入藏我們上海圖書館是我們館的光榮，我們代表上海圖書館的所有讀者向您表示感謝。”他又起身去書房取來一個塑料包，從裏面取出一疊書稿，遞給周、黃。這是用鋼筆抄寫的手稿。書名“十年的路”，字很大。書稿寫在稿紙上，每一頁略有小改，字體是行書，剛勁有力。接下來又取出一本《十年的路》出版後各方面人士反映的資料本子。我們翻開一看有各種剪報，有知名人士來信的原件，真是彌足珍貴！不可多得的資料！
我們已經和吳江先生交談了一個半鐘頭，儘管他談興甚濃，但是他畢竟是一位耄耋老人，我們向他告辭。他握著我的手再三關照：“《蔡尚思文稿》抓緊編出來，《王元化文稿》幫助瞭解一下情況。”
這一天，北京的氣溫零下三四度，離開了雅寶公寓小區，微弱的陽光灑滿大地，寒風吹拂，我們漫步在京城古老的胡同小道上，我的腦海浮現了我與吳江的交往……我與吳江先生的通信始於1994年初。那時，他給《學林》專刊投稿。題目《國學小議》，是用鋼筆寫的。何謂“國學”，為何要研究國學，如何研究國學，等等，他都講得一清二楚，我覺得他對國學研究是很有見解的。此吳江，當是八十年代初在中國理論界鼎鼎大名的吳江。這篇文章約三千字，不長。我很快就安排版面發表了。文章指出：“‘國學’主要也就是指中國的傳統學術思想。而國學又非儒學一家，孔孟之道、程朱理學、管子之學、道家之學、名家之學、墨子之學、兵家之學、玄學、中國佛學等均在其內，此之謂‘博大’。”他說，這是一孔之見，非一家之言。文章發表後，我給他寄去樣報，並附上一信。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吳江在中央黨校任哲學教研室主任、理論研究室主任。在胡耀邦同志的領導下，中央黨校是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重要陣地。我在信中告訴他，當時，我去北京組織理論稿件，曾經到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編輯室，想拜訪他。一位叫孟凡的同志（後聽說是辦公室負責人）說他開會去了，沒有見到。其次，向他請教如何進一步開展國學討論。當時，報刊上發表許多有關國學文章，對國學的定義、國學研究的意義，都有不同的看法。他很快就回信說：“儒學問題文章不少，但是討論不多，總的是中老年人注意者不乏其人，青年人則多不理會，不當一回事。”他還說：“現在文壇上有一種現象，就是各說各的，很少有認真的探索討論……原來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現在似乎喪失了理論思維能力，更不願有所反思。這一現象恐怕還要持續一個時期。”他建議我們召開座談會，邀請一些專家參加，開展百家爭鳴。我們遵照他的建議，後來《學林》又發了幾篇，正如吳江所說：“很少有認真的探索討論。”
第二次通信是在我退休以後。吳江寫過一篇《可敬的蔡夫子》（見《文匯讀書週報》2004年12月24日）。復旦的朋友和我編輯“紀念蔡尚思誕辰一百零五周年、逝世一周年思慕集”，決定收入這篇文章，我同他聯繫，吳江先生與蔡先生只見過一次面，不熟。但讀了蔡的許多書，對蔡先生的評價甚高，在《可敬的蔡夫子》一文中，他開頭說：“他是名副其實的中國傳統文化飽學之士，這方面的知識，由於群星零落，今天恐無出其右者。”文末特意附了一首二十六行的“打油詩”，最後兩句是：“複思古泉州，非孔多才俊。武夷雖立廟，獨尊已成塵。君不見，南天壽星蔡尚思，李贄之後第一人。”（蔡尚思和李贄都是泉州人。）吳江先生說蔡的研究領域甚廣，從孔夫子、諸子百家、董仲舒、朱熹、黃宗羲、王船山到孫中山，就是從古代到近現代，都有獨特的見解。吳江在給我的信中說：“蔡老對中國文化學術貢獻甚大，如果要‘平衡’一下，他的貢獻恐不在範文瀾等人之下。”是的，蔡尚思博覽群書，治學廣泛，學術觀點獨樹一幟，自成體系，尤其是他勇於探索，敢幹爭鳴，追求真理的勇氣，更是令人欽佩的。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著名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專家。《蔡尚思文稿》，作為《當代中國思想家文庫》的一種，看來是吳江提名的。他知道我參加《蔡尚思全集》的編輯，所以把這個“任務”交給我。
這裏，我要說一說《中國思想家文庫》，這是中央編譯出版社策劃的一部大型文集。2009年9月首先推出《吳江文稿》，按照出版社的計劃，還要出版於光遠、費孝通、吳敬璉以及王元化、蔡尚思的文稿。每部文稿一百三十萬字左右，三冊。《文庫》主編俞可平在總序中說明：“誰是當代中國思想家？誰的作品有資格入選這套《文庫》？這必然是富有爭議的問題。我們不能指望讀者對此有統一的答案，但我們希望《文庫》的編選標準是合理的，並能得到多數讀者的認可。簡單地說，這些標準就是：中國化、原創性、現實感和影響力。”“‘中國思想家’，不僅僅表示這些作者是中國人，更重要的是這些思想源於中國的現實，關注中國問題，是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傳承和發揚。”“思想是時代的產物，思想家是民族集體智慧的代表。任何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