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3年到1975年，總理直接安排我去華盛頓駐美聯絡處工作。

1975年夏，在駐美聯絡處工作兩年後我奉召回國，被任命為國際司副司長，但幾星期後我又一次被派到外交部在北京北郊的五七幹校勞動。

這是第四次派我到農村和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也是我第二次去五七幹校。這次在五七幹校的一年多時間裏，我真誠地努力學習，像一個真正的農民那樣幹活。1979年1月29日，冀朝鑄(左一)陪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開始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這是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領導人對美國的第一次訪問。

儘管我插秧的技術一點兒沒改進，我還是不顧北京夏天的炎熱，堅持在水田插秧。我彎腰站在田裏，光著膀子受太陽暴曬，汗水就像小雨一樣落下來。我在中國人裏算高的，插秧對我顯得尤其費勁。幸運的是，與以前在農村勞動時糧食限量不同，這次我們有自己的廚房，至少能填飽肚子。

然而，我體重還是減輕了很多，以至於1976年10月，我作為中國聯合國代表團的一位代表參加聯合國大會第31次會議時，基辛格看見我很吃驚，大聲問我：“冀先生，出了什麼事？你怎麼突然變得這麼瘦？你病得很厲害嗎？”那時如果沒有其他中國同事在場，我們同外國人說話就要特別小心，否則就會被指責為洩露國家機密，所以我只是笑著簡單回答：“沒什麼事，我很好！”然後就很快走開了。

儘管我很努力，我在地裏的表現還是太糟，最後調我去喂豬，很快豬又掉膘了，可是沒人在意。幹校的同志們都很同情我，又調我去和婦女、老人一起幹活，像把稻子在場上鋪開曬乾等。那時我46歲。

敦請喬冠華向劉秀學習

我在農村時，總理與世長辭，那是1976年1月8日，全國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

與此同時，由於毛主席健康惡化，在外交部，一場劇烈的權力鬥爭，以前是隱蔽的，現在在新任外交部部長喬冠華和外交部那些“通天”的人之間爆發了。喬冠華在毛主席會見外國貴賓時被排斥在外，急於找機會重新參與這些會見。他派車到幹校把我接回北京，住在他家裏，囑咐我不要告訴向同或其他任何人我回來的事。

喬冠華於是詳細告訴我那些“通天”的人加在他身上的不公正待遇，然後對我說：“小冀，你太天真了。她們一直想整死你，你卻一點兒也沒意識到。”

我當然意識到了，而且在喬冠華講這些話很久以前就意識到了。我自己確實是那些人的犧牲品之一，我妻子也是。我不喜歡她們，她們也不喜歡我，但是我覺得在外交部又一次製造不和是危險的。按照周總理的指示，我已經通讀了《資治通鑒》，對其中描寫的一個發生在2000年以前的歷史事件印象深刻。那是後來成為東漢第一個皇帝的劉秀，寬恕了他的死敵，結束內戰，從此迎來了東漢王朝200年的和平與繁榮。

我敦請喬冠華部長向劉秀學習，我還提到周總理的豁達大度的處事態度，認為仇怨對任何人都沒好處。

但是喬冠華苦笑著說：“小冀，你一點都不知道其中的複雜性。”他告訴我他需要見到毛主席，但他受那些“通天”的人排擠，不讓他見毛主席。他說他是外交部部長，將任命我又一次做毛主席的翻譯，這樣毛主席接見外賓時，他就可以和我一起去毛主席的住所。然後他打電話給毛主席的秘書張玉鳳，詢問了有關安全事項，張玉鳳問過主席後，表示同意喬冠華的安排。

就這樣，在毛主席和外國友人的最後三次會見中，我再次成為他的英文翻譯。最後一次是會見巴基斯坦總理佐勒菲卡爾•阿裏•布托。多年以後，布托政府被一次武裝軍事政變推翻，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世界許多政府首腦呼籲寬恕布托，但布托還是被吊死了。

我住在喬冠華家時，他告訴我他已經靠攏江青，從而在和外交部那些“通天”人物的鬥爭中得到支持。我嚇了一跳，警告他這樣做很危險，所有正直的人都痛恨江青，江青比任何人都壞。喬冠華又一次笑了，對我說：“小冀，這就叫做以毒攻毒。”

從收音機裏聽到“四人幫”被抓的消息

每次為毛主席翻譯後，我都回到幹校。那個夏天，1976年7月28日，唐山發生大地震，24萬多人在地震中喪生。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許多年，有關這次慘痛損失的原因才漸漸披露出來。原來那時江青一夥正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不允許任何事阻撓這場運動。因此當地震局報告說唐山可能發生大地震時，所有警告大家做好準備的嘗試都被阻止。地震在淩晨發生時，所有人都毫無防備，全城很快成為一片廢墟。從死亡的人數上看，它是中國乃至世界上100年來損失最慘重的一次地震。

然而，在唐山郊區的一個小鎮，那裏震級和唐山一樣，卻沒有人死亡，只有少數人受傷。因為當地政府不理睬上面關於“繼續批鄧、不得終止”的要求，通告全鎮人民預防地震，採取了在戶外過夜等防範措施。

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

不久我被召回外交部，告知我已被選為聯合國大會第一屆委員會的代表。

在紐約時，我有一次寫信給在北京的喬冠華的妻子章含之。在信中我非常直率，罵外交部那些“通天”的人。

幾乎在同時，在紐約我們駐聯合國使團的駐地，我從收音機裏聽到“四人幫”已被抓起來的消息。

我當時獨自一人在房間，沒有人可以擁抱歡呼，就高興得跳起來，使勁鼓掌。我感到極大的解脫，渾身說不出來的輕鬆。

外交部部長喬冠華立刻被召回國內。很快，我也接到通知立即回國。我們駐聯合國的代表黃華通知我的時候顯得很擔憂。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擔心，我覺得“四人幫”終於被打倒了，“文化大革命”也該結束了，沒有什麼可以擔心的。

接受“批評幫助”

我回國之前，一個當時也在紐約使團的翻譯處的同事要求和我談談。他問我對喬冠華部長和外交部那些“通天”的人的看法，我坦率地對他講了。不久當我因偏袒喬冠華受到群眾大會批判時，我在紐約告訴這位同事的話被當做證據證明我的“罪行”。過了些年，我和這位同事都當了大使，我們在國外遇見了。他把我拉到一邊，向我道歉。我被感動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那個瘋狂年代，不僅朋友，甚至有時丈夫和妻子、父親和兒子、母親和女兒都相互背叛，以為這是無限忠於偉大領袖。我接受了他的道歉，我們又成為好朋友。

我返回北京時，在朝鮮時任志願軍代表團的一位領導、後來又擔任國際司代理司長的畢季龍迎接我。他也對外交部那些“通天”的人很有看法，並很同情喬冠華部長。當時外交部的一位副部長指示，要準備領導國際司開展批判鄧小平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

我們都非常迷惑，“四人幫”不是已被打倒了嗎？為什麼我們還要批判鄧小平？而且，為什麼“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錯案仍是正確的？

事情很快就趨於明朗了。喬冠華受到公開批判，外交部部長的職務也撤銷了，所有支持過他的人都要接受批評幫助。指定了國際司的三個人專門來“幫助”我。其中一個人那時在外地，從未到場，他後任駐外大使，我們仍是朋友。另兩個人在國際司召集大會、小會批判我，不斷對我施壓，要我坦白和喬冠華一起“搞陰謀”的“罪行”。這時我還是國際司副司長，我的職務也沒變。很快他們告訴我暫時不能參加和外國官員的會見和外交事務，緊接著他們又不准我參加部裏和司裏的會議。

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他們突然又告訴我，我不能再審閱外交電文和其他外交文件，從此集中精力揭發喬冠華的“陰謀”，並坦白自己在這些“陰謀”中的角色。聽到這些話，我突然感到一陣噁心，對他們這些卑鄙的勾當厭煩之極。我急需呼吸點新鮮空氣，就走上了屋頂。他們中的一個人，生怕我會幹什麼魯莽的事，趕快緊跟我，滿臉堆笑，想說服我下來。我一點兒也沒有要從屋頂跳下去的念頭，我繼續在屋頂散步，他也緊緊跟著我，滿臉堆笑，想和我說話。

在這些對我的鬥爭和“幫助”會上，除了這兩個人，幾乎沒什麼人發言批判我。實際上，不少同事都私下對我表示同情和支持。

兩位當時的處長，楊虎昌同志與後來成為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和駐美大使的李道豫同志，利用上廁所的機會提醒我注意那兩個傢夥下一步幹什麼。一些年輕同事知道我單獨在辦公室時，就藉口給我送報紙或問有關工作的事兒，到我這兒來安慰我，肯定地說他們不相信那兩個傢夥能把我怎麼樣，用不著擔心。

除了那兩個人，我們司又來了一位年紀大的女副司長，我以前從沒見過她。她比那兩個傢夥更急於逼我坦白交代。

重回五七幹校

幾個月以後，這些人從我這裏挖不出什麼足以置我於死地的東西，就決定再把我送到農村去。他們要我一邊勞動一邊儘量回憶我的“罪行”，還有喬冠華的“罪行”。只有徹底坦白交代，不遮遮掩掩，才有出路。我出發去農村之前，那位女副司長再次提醒我，我的案子還沒完。我勞動時要認真考慮我的問題，想起什麼就馬上向他們彙報。

當外交部組織批判喬冠華時，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還在繼續。

我回到了以前勞動過的生產隊，受到大家熱情的歡迎。沒有人問我在離開的這一年出了什麼事，也沒人問關於前外交部部長喬冠華的事。五七幹校多了很多新人，大多是北京外國語學院的年輕畢業生，他們要經過一年的勞動鍛煉才能派到國外各使館去。有了這些年輕人，五七幹校的氣氛變得輕鬆快樂。年輕人高興地承擔了重體力活兒，我們年老體弱的人就幹些輕活兒。

允許我們每隔一周在週末時輪流回北京，坐卡車只用一小時。每星期一的早上我們就互相轉告在城裏聽到的消息。我們最感興趣的話題是鄧小平是否會複出，什麼時候複出。

在一個星期一的上午，天氣很好。一位剛從北京回來的同事告訴我們，外交部一位司機告訴他，他曾載著前外交部副部長王炳南去景山公園以西的一個大院子。王炳南離開時，他看見鄧小平送王炳南出來。這位司機又驚又喜，趕快跑上去和鄧小平握手，問候他的健康狀況。鄧小平微笑著和司機握手，說他很好。這個驚人的消息立刻傳遍五七幹校，一些人高興得跳起來歡呼。從那時起，我們回北京後的主要任務就是打聽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