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英津日前在台灣出席「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指出，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月前在北京提出「一國兩區｣論，其內涵符合「一中原則｣和「一中框架｣，儘管臺灣方面傾向強調「一中各表｣，但仍堅持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原則，這點值得大陸方面肯定。他認為，雖然「一國兩區｣論述與北京的想法有差距，但與民進黨主張的「一邊一國｣有根本上的不同，有其正面的積極意義。王英津指出，大陸提「兩岸一國｣，就是回應「一國兩區｣，是大陸方面向「一中共表｣方向邁進的一次努力。但在從「各表｣到「共表｣的過程中，將會有一段「各表｣與「共表｣都存在的時期。當兩岸達到「一中共表｣之後，從理論上說，兩岸一國中的「一國｣，不排除可以是兩岸統一時共同締造的「新中國｣，而這個「新中國｣的國號則留待兩岸雙方通過談判來商定；兩岸之間可用一個國家（新中國）來共表，彼此在各自內部則以「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各表。他認為，大陸當局在鞏固「一中框架｣的前提下，無須急著去解決「一中涵義｣（即一中是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應持續增加兩岸政治互信，累積彼此共識，等條件成熟後，再來解決一中涵義的問題。

王英津的這一論述，可在較大程度上解決海峽兩岸當局對「一中｣內涵「誰也不服誰｣的問題，但尚未能解決兩岸統一後「誰吃掉誰｣的問題，也就是「國號究竟採用哪一邊｣的問題。其實，對此問題，鄧小平早在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接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就已找到瞭解決的辦法。當時他提出了兩岸統一之後的政策共有七點，其第七點就是「國號國旗國歌也可以改」。為此，楊力宇在會見後當即根據記錄撰文，並傳真給香港《七十年代》雜誌。此文刊登出來後轟動一時。但有關鄧小平接見楊力宇的新聞及相關談話內容，一直到一個多月之後，才以《鄧小平談中國大陸和台灣和平一的設想》為題，於七月三十日在《人民日報》上刊登出來，並將鄧小平的談話內容刪去了第七點，變成了「鄧六條」，後來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時也是按此六條處理，此就是構成「一國兩制｣理論的最初論述基礎。

但有關「國號國旗國歌也可以改」的論點，卻已傳遍全球，就連內地的黨政機關也在傳達。比如，當時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的王啟人(後任澳門新華社社長及正名後的澳門中聯辦主任)，就曾在港澳辦內傳達。不過不是傳達鄧小平的原話，而是傳達時任國家主席兼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楊尚昆的報告，而這個報告引述了鄧小平的這個談話內容。

鄧小平的這個談話內容後來在正式發表時，為何刪去這第七點？當時有多個傳說，既有說是中共黨內一些老人極力反對，認為中共經過二十八年奮門，拋頭顱灑熱血，犧牲了三千多萬人，才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因為統一而將之「丟掉」的，這是政治上的說法。也有技術上的考慮，那就是當時在研究「國號也可以改｣時，有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的「人民｣和「共和國｣在詞義上是重疊的情況，建議將國號改為「中華共和國」；這本來並不錯，但又有人指出，其英文「Republic of China 」，與「中華民國」的英文完全一樣，中華人民共和國豈不是「被中華民國吃掉了｣？頗為「吃虧」。既然在政治上有爭議，在技術上也不可行，因而也就擱置了下來。如果當時能像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事業上主張「思想再解放一點｣那樣，以開放的態度來對待「誰吃掉誰｣的問題，趁「台獨｣意識尚未成勢，民進黨也未成立，當時的「黨外｣活動也支持統一的形勢下，及早解決此問題，就沒有現在這麼艱難及複雜了。

其實，倘是追溯到中共一九四九年建國時，能夠以國際公法上「政府更迭及繼承｣的方式，繼續使用「中華民國｣的國號，或至少是採用帶括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也就沒有後來的「兩個政治實體｣，甚至是「事實上的兩個中國｣的問題了。實際上，據許多憶述一九四九年「新政治協商會議」的文章以至是書籍中都有提到，一九四九年九月，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領導人在籌備建國時，雖然將國號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同時又加上『簡稱中華民國』的括弧。」毛澤東關於新中國實行「雙重國號」的設想最初來自民主促進會領導人雷潔瓊的建議，也得到民建領導人黃炎培、民革領導人何香凝等人支持。主要是出於對孫中山先生的尊重和對辛亥革命歷史作用的肯定，以及當時大陸地區人民對使用「中華民國」國號心理習慣的考慮。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中央領導集體研究決定，「雙重國號」條款寫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之中。誰知在審議《共同綱領》(草案)之時，「雙重國號」條款引發了極大的爭議，有人表示支持，有人表示反對。中共中央為了消除分歧，由周恩來、林伯渠於九月廿六日中午在北京東交民巷六國飯店設午宴，邀請對「雙重國號」條款持正反意見的二十多位民主人士進行討論。一些民主人士和華僑代表出於反蔣仇蔣情緒，強烈地表明瞭反對實行「雙重國號」立場。由於當時還不存在台灣問題，當然更不會想到以後會有「台獨」勢力的坐大，考慮到在民主人士中支持「雙重國號」條款的聲音處於弱勢，而反對的聲音處於強勢，所以毛澤東沒有再堅持原來的設想。第二天，也就是九月廿七日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刪除「雙重國號」條款的《共同綱領》，以後的中國憲法均延用《共同綱領》之「單一國號」表述至今。幾年後，當毛澤東得知美國有推動台灣「獨立｣｣的企圖，並逼迫蔣介石從金門、馬祖撤軍，試圖割斷台灣與大陸的地理聯繫時，為當年沒有堅持「雙重國號」條款而表示後悔。據現任國防大學政委的劉亞洲在《對台作戰：戰略評估》一文中透露：「毛澤東說他一生做的最遺憾的事是改掉了中華民國的國號，把一個國家變成兩個了。」一九六五年，毛澤東接見了法國人道報記者馬嘉麗，說到一件令他後悔的事情，就是一九四九年不應該把中華民國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當時年不改名的話，會減少很多麻煩，解決很多問題，好比聯合國問題、臺灣小朝廷問題等。對此，「台獨教父」李登輝就曾於一九九一年六月在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說：「毛澤東最大遺憾是改了國號，如果他們還叫中華民國的話，我們就麻煩了。」

最新一期（十二月號）的《炎黃春秋》刊登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叢日雲的《解讀一九四九年國號之爭》一文，除了是分析了「人民」與「共和國」在語義上是重複的之外，也指出「世界上一般的民主國家，往往在國名或國號中簡單地使用『共和國』；民主根基最深的國家，往往在國名中『民主』與『共和』都不用；而在『共和』前加上『民主』或『人民』修飾詞的，大多是不民主國家或民主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共和國前既加『民主』又加『人民』的，可能是最不民主的國家。｣（按：他暗指國號重複了三次「人民｣，可被解讀為「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國家｣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該文又指出，現今世界上有一些國家的國號是不附帶任何有關國家制度特徵的內容的，如日本、新西蘭、加拿大、烏克蘭、愛爾蘭、蒙古、以色列、牙買加、羅馬尼亞等。由此，我們是否可以得到啟發，遵照鄧小平「國號也可以改｣的思路，兩岸統一後乾脆就叫做「中國」，這就不再存在「誰吃掉誰｣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