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1949年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在全國戰場上節節勝利，準備南下解放全華南之時，港澳問題便凸現出來。早在全國解放前夕，中共最高層領導對港澳問題已有明確的決策。根據新中國成立前後擔任毛澤束俄文翻譯師哲的回憶，1949年初，毛澤東在西柏坡向史達林派來的特使米高揚介紹情況時曾說過:“目前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需要採取另一種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採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的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兩地原來的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作最後決定。”根據中央決策，當人民解放軍揮師南下，廣東全境即將解放之時，中共華南分局外事辦公室制訂了可實際操作的“對港澳的方針和政策”，其主要內容為：

1，暫時維持現狀(各邊界)，對領土主權不做任何表示。

2.採取一切正確的有效辦法避免軍事衝突，並防止邊界糾紛。但在邊界上必須嚴加警戒，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則。

3，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基礎上和對方進行貿易。

4.在深圳地區設外事機構，以掌握政策和及時收集情報。

5.迅速制訂和公佈對外貿易和通彙的各種條例，發表闡明我對外貿易和保護外僑的談話。

人民解放軍揮師南下兵臨珠海，進入澳門只是一步之遙。但橫掃千軍的人民解放軍停住了腳步－－飽受戰爭磨難的中國選擇了和平。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宣佈廢除一切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不平等條約。當然包括了對香港和澳門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但考慮到香港和澳門的特殊歷史情況和當時中國處在列強的歧視和封鎖之中，他們想把新中國扼死在搖籃中，中國與西方國家不能直接進行商貿，而且當時中國的國力還不強。在此情況下，中國政府從實際出發，沒有馬上收回香港和澳門。而對這兩個地區實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政策，待條件成熟時通過和平談判收回。

周恩來總理多次談到香港問題，並且中國領導人從來都是把港澳問題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的，對香港的方針，也就是對澳門的方針。

1951年，周恩來在同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談話時曾指出:“香港對我們大有好處，大有用處。我們可以最大限度地開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工作，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支持我們的反美鬥爭，支持我們的國內經濟建設。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是我們通向東南亞，亞非拉和西方世界的視窗。它將是我們的瞭望台、氣象台和橋頭堡。它將是我們突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我國實行封鎖禁運的前沿陣地。近兩年的發展證明，我們在解放全國時留下個香港是正確的。”

1954年8月，周恩來又指出：“香港的居民絕大多數是中國人，大家都認為香港是中國的。但時機尚未成熟，我們不要去談。”

1957年4月，周恩來再次指出，中國內地“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香港可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礎。可以通過它吸引外資，爭取外匯”，所以“保持和擴展香港這個陣地有好處。”

中國政府對港澳的“充分利用，長期打算”的基本政策，正是根據這些講話概括而來的。我們就是要利用這兩個自由港，充分發揮對外視窗和橋樑的作用，打破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封鎖。長期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世界各國的對外貿易和交流等主要通過香港和澳門這兩個自由港，應該說港澳對打破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封鎖，開展對外經濟貿易、對外交流以及新中國的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新中國成立初期，葡萄牙政府不承認新中國，，繼續同台灣保持外交關係。中方也根本不承認澳門的“殖民地”地位。然而，為了澳門的穩定和維持澳門現狀，中國政府從國家和澳門居民的利益著想，在政治上執行維護澳門穩定的政策，在經濟上，對澳門實行扶劻政策，以足夠數量和合理甚至優惠的價格長期供給澳門生活用品和生產資料。使澳門這“視窗”和通往西方的“橋樑”在發揮出極大的作用的同時，社會生活穩定和經濟發展。

澳門地域狹小，又缺乏資源。從原材料到糧油食品以及鮮活食品，包括飲用水都需要從鄰近地區輸入。周恩來曾對供應港澳問題作過多次批示。他要求：“各地凡是有可能，對港澳供應都要負擔一些，不能後退。這個陣地越搞越重要。對港澳供應確實是一項政治任務。”由於澳門鄰近廣東，兩地居民的生活習慣又相同。因此，對澳門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廣東承擔甚多。澳門市民日常所需的鮮活食品(豬、牛、雞、鴨、鵝、蛋、魚、蔬菜和水果等)的八成以上，以及相當數量的大米和其他食品都是來自廣東。廣東省的多個縣市、出口部門、農場等都參與了這項工作。

廣東省政府對供應澳門的工作十分重視，把它作為一項政治任務來對待，經常對此方面的工作進行檢查和督促。”58年後，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對農村造成極大的破壞，加上又遇到自然災害，廣東農村的一些基層幹部對供應港澳物資產生抵觸情緒。當時正在北京的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為此專門打電話給廣東省委指示:對港澳副食品出口要保證，即使上調少完成一些任務也要保證供應。廣東省省長陳鬱也指示說：對港澳出口的生豬、魚類，三鳥、臘味等，廣東是拿得出來的。我們不是沒有能力解決，而是工作做得不到家。他要求外貿部門要真正從思想上認識到對港澳供應是很重要的政策問題，切實把這項工作做好。省外貿局長甚至表示，只要我們少吃一點點，拿來出口就不是小數位。他要求最好由各地黨委掌握。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廣東對港澳的供應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但從未中斷。

內地多個省份也以優惠價格保證對港澳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對穩定港澳物價滿足居民消費需要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香港的一項研究顯示：1961至1973年間，如果香港不從內地進口食品，改由其他市場供應的話，本港居民要維持同樣的生活水準，則生活開支至少須增加15％至2096，這一研究成果原則上同樣適用於澳門。

中國政府對港澳“充分利用，長期打算”的方針政策，並未對外公開宣佈。1963年3月8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指出：“我國政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就宣佈，對於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歷屆中國政府同外國政府所訂立的條約，要分別按其內容，或者承認，或者廢除，或者重訂。””還有一些歷史遺留下來的懸而未決的問題，我們一貫主張，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經過談判和平解決；在解決前維持原狀。例如香港、九龍，澳門問題。”這是新中國政府在港澳問題上，首次公開它對解決港澳問題的立場。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採取和平手段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是從戰爭廢墟上站立起來的中國人民作出的明智選擇，體現了中國領導人的豪邁氣魄和超人膽略。

澳門不是殖民地

1971年10月26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以七十六票贊成，二十五票反對，十七票棄權，以壓倒多數通過了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席位，驅除國民黨在聯合國的一切席位。1972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發表了《上海公報》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72年3月10日中國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在聯合國發表聲明：“香港，澳門是屬於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結果。……香港和澳門系英國與葡萄牙政府所佔領的中國領土:香港與澳門問題的解決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而不能等同於其他殖民地。中國政府一貫認為，關於港澳問題，應在時機成熟時，以適當方法解決，聯合國無權討論此間題。”從而表明了中國政府對香港和澳門主權的堅定立場。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委會於同年6月15日通過決議向聯合國大會建議從殖民地名單中刪去香港和澳門叫972年11月8日，第二十七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批准了該特委會的報告。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一批年青的軍官組成的“共和國救國委員會”發動政變，推翻了葡萄牙的獨裁專制政權，確立對內實行多黨民主制，對外實行“非殖民化政策”。當時擔任葡國政府總理的貢薩維斯提出：放棄所有的葡萄牙殖民地，其中包括澳門。1976年4月2日葡萄牙頒佈的第三個《葡萄牙共和國憲法》追認“澳門擁有的特殊地位”，澳門是“葡國管治之下的中國領土”。這是葡萄牙在法律上首次明確澳門主權所屬問題。

（康冀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