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盛夏，我從加拿大溫哥華飛往多倫多，去參加母校北美校友會的年度聚會。其間，懷著一種期待與久仰的心情，在兩位學友的陪伴下，專程去尋找了張國燾的墓葬之地。多倫多市區周邊的墓地很多，然而關於張國燾的下葬墓穴，坊間卻流傳著幾種不同的版本，語焉不詳。為了能順利尋找到真實的墓地，出發前我們做了仔細的調研，查詢了張國燾墓地的大致方向，抱著試試看的心情，就驅車出發了。

眾所周知，在現代中國階級鬥爭如火如荼的年代，張國燾，這位中共創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主席，中共早期領袖，紅軍主力統帥卻成為了紅色話語事結構中的反面人物，遭遇了持續大半個世紀的醜化與批判。樹大招風，株連甚廣，曾引得無數英雄折腰，人頭落地。因此對於加拿大的張國燾葬身之地，據說過去許多老華僑也惟恐避之不及，敬而遠之，幾乎沒人敢去看他。

張國燾的死因芻議

據現今可查閱的資料，張國燾是1979年底在多倫多一家養老院溘然去世的。時值冰天雪地，天氣奇寒。那天晚上養老院突然停電，沒有了暖氣，當時他已是中風的孤獨老人，夜裏毛毯從身上滑下來，他行動不便，被活活凍死了，死後就葬在這座松山墓園裏。這是目前海內外最為流行的坊間故事，起源于張家友人蔡孟堅在臺灣《傳記文學》1980年發表的一段回憶錄，真偽難辯，描述了與張公夫人楊子烈的越洋電話內容，時值張公去世的第二天。此後，可見的文字還有國內記者來加採訪，回國後報道的情節如出一轍。其實，張國燾舉家移居加拿大後，刻意回避公眾視線，淡出江湖，從不張揚，他去世後，張家後人更是銷聲匿跡已逾三十年，根本就不可能接待海內外訪客。

自國內記者的所謂報道始，後來的各種轉述以此為本，大同小異，但價值取向完全一致，例如張國燾“被凍得瑟瑟發抖”，“他現在只有寒風中等死了”等等描述。事實上，這是典型的歷史誤讀。加拿大是一個自然資源很富足，高福利的國家，每個人都有生活無憂的社會保障。耆英老人與婦女兒童更是各級政府部門歷來最為關照的。儘管張國燾後來遠走天涯，徹底退出了中國政治舞臺，晚年不免心態失落，但是生活充裕，著書立說，堅持數年，寫成了洋洋大觀逾九十萬字的長篇記實傳記《我的回憶》，是現今中共黨史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貴文獻資料。夫人楊子烈是1921年入黨的中共第一任婦女部長，夫妻恩愛，出生入死，相濡以沫，患難與共達大半個世紀之久。更有三個兒子皆有出息，入行專業人士，分別為加拿大醫生，工程師和大學教師，安居樂業，屬於幸福的中產階級家庭。至今，我還收藏有張公晚年的全家福老照片，西裝革履，旗袍加身，祖孫三代個個喜氣洋洋。

張國燾去逝後，後事處理十分低調，他從此隱姓埋名，原始墓碑上連正式的姓名都沒有留下，家眷也隨後人間蒸發，銷聲匿跡。這時正值中國內地文革風起雲湧，如火如荼，遍地狼煙，無暇他顧，何來國內記者的採訪報道？因此，所謂張國燾最後因貧病交加，被“活活凍死”一說，應是以訛傳訛，子虛烏有。加拿大不是流放犯人的前沙俄和蘇聯西伯利亞，凍死熊羆未足奇，而是一個典型的民主法制國家，如果一旦有人被凍死，那將不是養老院裏一個人，而是大部分老人死去的群體事件，多倫多的這家老人院將引發舉國頭號新聞，面臨倒閉，並且承擔巨額賠償與法律問責。

張公國燾，我看你來了

我們驅車徑直來到了一處被稱為Pine Hills Cemetery松山墓園之地，其為加拿大萬博墓園集團（Mount Pleasant Group of Cemeteries）下屬的墓園之一，位於多倫多郊外東北方向的625 Birch Mount Rd,距離市中心約30多公里。我在加拿大生活了多年，這才知道張國燾墓可能就坐落在這裏。我帶著種種好奇與疑問，首先造訪了墓園管理處，希望能尋找到些許蛛絲馬跡的線索或可能的答案。

那是一座十分漂亮的建築，類似於時下的一幢豪華別墅，大廳裏明窗淨幾，淡藍色的地毯，雅致的鮮花與綠色植物，營造出了一種五星級酒店的氛圍。此時，櫃檯後面幾位職員正忙碌著，見到我們的到來，便熱情地招呼著。應客人的請求，按照辦事程序，一位職員在電腦系統裏開始了各種方式的檢索，不厭其煩，但是結果卻不容樂觀，始終也無法查詢到有關張國燾的中文字樣，或近似的英文拼音字母。

據該職員回憶，近年來常有中國人來此，詢問這位張國燾先生的下葬情況，但是墓園管理處的電腦系統裏根本就沒有這一姓名和任何相關記錄。由此可見，大多數來訪者因查不到張國燾的姓名，無果而返。

正當我們感到徹底失望之時，那位職員在電腦系統裏找到了一位英文拼讀為Kai-Yin Cheung的先生，說是相似中國姓氏，向我們求證。我一聽到此，不禁喜出望外，大聲歡呼了起來：“就是他，就是他！”因為我知道，這是海外流行的威氏拼讀法，愷蔭就是張國燾的字號，正如仲甫即是陳獨秀，露清即是王明，洛甫即是張聞天，潤之即是毛澤東，博古即是秦邦憲，只是博古的字號在中國現代史中更為出彩，如雷貫耳，幾乎完全消解了他的真實姓名。

博古最輝煌的人生是在張國燾之後，他在24歲時就做了中共的總書記，在1931年9月－1935年1月為中共實際最高領導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至今遠在無錫，他的家鄉人為他而驕傲，為他立碑，修繕故居，獻花拜覲，年年如此。家鄉人從不忌諱博古或曾犯過所謂錯誤，更欣賞他自省反思的博大胸懷。今天，我們可以從《鄧小平文選》裏讀到這樣的語錄：“主席三七開，我能夠對半開就不錯了”。鄧小平晚年尚能坦然自評功過，主動承認自己一生曾犯過許多錯誤，留待歷史定音，實乃仁君之德。在發展的歷史面前，沒有永不失範的聖賢。是啊，凡人都有做人做事走偏了路時候，何以因言因事毀人一生？目前，我們還可讀到1945年中共七大發言記錄文獻，其中記載了博古的檢討：“各種惡果我是最主要負責人，這裏沒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負責人。” 這種大包大攬、保護他人、顧全大局，光明磊落的人品，被他的家鄉人稱為仁義敦厚的楷模，傳為佳話，永澤後世。

話說回來，我們確認了張國燾的墓穴在此無疑，就按照管理處提供的指南前往尋找。松山墓園很大，占地約有3千多畝，埋葬著數萬魂靈，估計是多倫多最大的福地。其中有幾個墓區，主要以華人碑林為主，放眼望去，滿眼皆中式碑文，仿佛置身於中國墓園。我不由得驚歎，悠悠歲月，竟有這麼多華人一生飄零，望洋興嘆，埋骨異鄉，終竟也未能落葉歸根。

在墓園的第五、第九、和第十區的三角地帶，在偌大的一塊坡地，為了節省時間，我一路小跑步，來來回回地奔走，仔細梳理了一排又一排列隊矗立在那裏的碑林，看過了每一塊墓碑上的正面碑文，也不得發現，好生納悶，心想該不是墓園管理處的職員指錯了方向？

與墓園守望者的對話

因此，我帶著疑問再次返回墓園管理處，希望那裏的員工能幫我確認地理坐標，以便及時找到張公墓碑。或許是巨大的文化差異使然，職員們顯出一臉的茫然不解，不知站在他們面前的這個中國人何以要如此執著地尋找一位非親非故的亡者。

無奈之中，我只好央求墓園管理處的員工幫忙，希望陪我去墓地走一趟，甚至拿出了一筆可觀的小費。但是他們卻表示不能接受，也絕不陪同，言之他們的職責範圍就是在管理處主事接待，從不陪同客人下墓區。這或許可理解為忠於職守，抑或也是希冀自己討個風水吉利，中西文化的異同由此可見一斑。

是日，已是夕陽西下，看看天色已晚，我們在墓園裏逗留了已近三個小時，奔走得精疲力竭。學姐不由地感歎道：“張國燾，你在哪兒呀？你讓我們學弟找你找得好苦啊！”這聲音在空曠寂寥的墓園裏，與暮色中烏鴉的咶嘈遙相回應，顯得格外的淒美。其時，兩位學友已有了打道回府的念頭，不想再繼續尋找下去了。我告訴兩位學友，這次我萬裏走單騎，專程來多倫多一趟頗不容易，希望再去最後梳理一圈，即使無果而返，也就無怨無悔，不枉此行。然而，就在那一偶然的瞬間，或許是天道助勤，我猛一回頭，瞥見了不遠處，在一排碑林的背面，其中一塊墓碑上赫然鐫刻著“張公國燾”的四個蒼勁的魏體漢字，啊！終於找到了！正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再次令我喜出望外！

隱姓埋名為那般？

近年來，鮮有見諸於報端，描述張國燾墓碑的文字和圖片，僅有的幾段文字多以豎立墓碑為張國燾唯一的墓碑，其實大謬。這塊碑文上書張公國燾和張楊子烈兩人姓名，後者按照香港和老一代海外華人的習俗，女子出嫁後隨夫姓，這完全符合當時的情理。由此也可見入鄉隨俗的影響之深，顯然僅是張國燾夫婦的合葬墓碑。碑文上除了兩人的姓氏用漢字鐫刻，其它皆為英文表述，楊子烈的生卒日期為DEC.9.1902—MAR 27.1994。從這一細節，可知此張國燾夫婦合葬墓碑的立碑時間應在1994年3月27日之後，也就是楊子烈去世後，晚於張國燾去世時間1979年12月3日整整15年。因此，張國燾的早期下葬地點和墓碑究竟在哪里？當時，我暗忖著這仍是一個謎團。按照中國傳統的殯葬習俗，以張國燾的身份之巨，應該至少還有一個獨立的原始墓碑。經過仔細實地考證，我終於發現了謎團的答案。

顯而易見，此碑非彼碑，合葬墓碑並非原始墓碑。事實上，原始墓碑並不在這裏，而是距離它約七米以外的一塊地碑，只有磚頭大小，呈灰碣色，全英文，上書字母Kai-Yin Cheung，立碑人以及立碑的年份。立碑人是一牧師，而非15年以後去世的張國燾原配夫人楊子烈。

可以想像，在那非常年代，如同張學良晚年在夏威夷信奉了基督教，王明晚年在莫斯科常去天主教堂，張國燾晚年的思想也靠近神，受了洗，下葬時自然由牧師主理並立碑文，順理合情，同時也為夫人楊子烈避嫌。為了不再受到意想不到的政治恩怨與情仇騷擾，從此隱姓埋名，淡出江湖，悄然安息在那裏，不能不說是來自家庭與牧師給力的精心設計與高明之舉。

離開墓園之前，我再次“三顧茅廬”，去到了墓園管理處，向幾位員工求證，為何一碑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