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人特稿背後:為何重回群眾中去

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的青年時代令人震撼。

無論出身高幹家庭還是鄉下農家,他們或曾在陝北山坳裏種地、拉煤、打壩、挑糞,或曾在中國最貧窮的縣當大隊書記;還有人曾在廣東當起重搬運工,“幾乎每天都要去扛水泥,每包50公斤。”新華社特稿說。

在2012年最後一周連續三天播發的“中共高層新陣容”系列人物特寫中,新華社中英文通稿以罕見的數萬字篇幅,對新一屆中共高層領導的個人經歷、從政道路乃至家庭生活,都做出空前細緻的描述。

同時披露的還有大量難得一見的照片,其中一些領導人與家人的合影,像是直接從家庭相簿中抽出來一般,略略泛黃模糊,但樸實的生活氣息卻撲面而來。

面對當年面貌清瘦的正定縣委書記習近平與一群農民圍坐桌前的舊照片,“90後”網友用“酷斃”、“帥呆”來形容。

雖然時光早已飛速掠過,雖然當年的“藍滌卡”已像是“古董”,但那種濃鬱的“地氣”讓今天不到20歲的少年也被感染。

新加坡《聯合早報》引用了一條評論:“(領導人)今天回到人間挺好,百姓會覺得我們是一家人!”

“人民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關於習近平的特稿用標題開宗明義。它其實強調了中國共產黨的“生命線”,也是三大“法寶”之一—— 群眾路線。

從這組特稿的細緻描述中人們可以看到,新一代領導人從基層走來的艱辛腳印,而那些與很多同齡中國人非常相近的經歷,大概也可以為中共十八大後新政風的由來和根源做出注腳。

在執政60多年後,背負面向新中國成立一百年和建黨一百年的執政諾言,中國共產黨期待得到人民更加堅定的支持和信任。

十八大後的記者見面會上,剛剛當選總書記的習近平說,“新形勢下,我們黨面臨著許多嚴峻挑戰,黨內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一些黨員幹部中發生的貪汙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必須下大氣力解決。”

他提醒,全黨必須警醒起來。

中國的新領導人用曲折的個人經歷體現了“從群眾中來”,如今民眾正在期待,他們領導執政黨繼續“到群眾中”去的新實踐。

田間地頭走出的領導人

熟悉是信任的前提。

習近平在陝北插隊的經歷本來廣為人知。但若非新華社這組人物特寫披露那麼多細節,人們恐怕很難想像,作為國務院副總理的兒子,他曾經經歷如此平凡和艱苦的生活。

在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由於窯洞裏跳蚤特別多,習近平被咬得渾身都是水泡,只得在炕席下灑農藥粉來滅蚤。

在那裏,農民們用習慣性的價值標準評價著這個來自大城市的年輕人:首先,他是個好勞力—— 能挑一二百斤麥子走10裏山路長時間不換肩;其次,他是個“吃苦耐勞的好後生”。

由於逐漸贏得鄉親們的信任,“出身有問題”的習近平不但入團入黨,還擔任了大隊黨支部書記。

這成為他鍛煉成長、施展才幹的第一個舞臺。像大多數農村幹部那樣,習近平在修築淤地壩時,赤腳站在冰中鑿冰清理壩基。

那也是中國最艱苦的歲月。習近平把村裏分配給知青的白麵饅頭分給鄉親們吃,自己吃糠窩窩。

另一個故事是,北京曾獎勵給知青先進人物一輛帶鬥的三輪摩托車,那在當地是十分稀罕的,他卻設法換成手扶拖拉機和磨面機、揚場機、抽水機等農用工具給鄉親們用。

1975年,習近平去北京讀書的時候,他得到了一幅鑲著“貧下中農的好書記”的鏡框。

與習近平相似,李克強在70年代初來到中國最貧窮的縣—— 安徽鳳陽,在大廟公社東陵大隊插隊。他白天下田勞作,夜晚挑燈夜讀。新華社特稿說:“他在那裏深深瞭解了什麼是貧困和饑餓。”

因為吃苦耐勞的品格和才幹,李克強深得鄉親們擁戴,不久就擔任了大廟大隊黨支部書記。

曾經扛水泥的新常委

張德江在1968年從長春市來到延邊的汪清縣羅子溝公社。他是七隊集體戶的戶長。因為“當地青年都趕不上的吃苦勁頭”,張德江在知青中很有威望,並因此成為當時100多名知青中的第一名黨員。

俞正聲在張家口的無線電廠當技術員。劉雲山在農村學校做教師,在農村參加勞動鍛煉,他於1975年開始在新華社內蒙古分社當了7年“農牧口”記者。

劉雲山有一篇報道叫做《夜宿車馬店》,因其文風獨特的寫作手法被當時的新聞界爭相模仿,至今仍被中國新聞界視為範文。

不足千字的通訊,生動記錄了他夜宿車馬店的所見所聞。有一段關於車馬店老炊事員週二旦的描寫:他一邊飛動著菜刀,一邊樂呵呵地說,“俺在店裏幹了十多年,天天跟莊戶人打交道。過去莊戶人眉頭上挽著疙瘩,如今,個個膘得臉上放光。那些年住店的,多數人拿的是紅(高粱)黃(玉米)面窩頭,舀兩碗開水就著吃;現在可不一般了,拿著白麵饅頭還嫌不順口,還要到街上買塊豆腐割斤肉,打二兩白乾,人家就圖那個美氣哩!”

新華社還刊發了劉雲山一張充滿野外氣息的工作照:1981年秋在內蒙古敖魯古雅採訪時與鄂溫克獵民促膝交談。

畫面中劉雲山與穿著同樣簡樸的獵民席地而坐,頭頂是晾曬的獵物,中景是燒水做飯用的柴堆彌漫著青煙。

王岐山也在延安農村插隊。正如人們所知,這種經歷使他對農村研究產生了濃厚興趣,並最終改變了他的人生路向。

張高麗不滿3歲時父親就過世了,從小與母親相依為命,和農民一起上山種田下海捕魚。

1970年,他從廈門大學經濟系畢業,卻被分配到中央大企業石油部茂名石油公司後勤部總倉庫當起重搬運工,幾乎每天都要去扛水泥,每包50公斤。

後來,張高麗曾用中學時的一首詩與南開大學師生分享自己的“艱辛”經歷:“人生道路曲折漫長/不能沒有理想/意志是多麼的重要/當我孤獨無援的時候/它給我力量/它給我希望……”

命運起伏跌宕,是那個時代很多人的共同經歷。新常委們的故事和舊照片,在知青論壇中廣為傳播。很多人由此想起仍然留在農村的知青同伴們,他們中不少人像習近平和李克強一樣,在那裏成為大隊書記。

對於目前中國社會中最主要的兩代人——知青一代和他們的子女,特稿引起的共鳴自然而然。就前者而言,這些領導人就是他們曾經苦掙苦熬的同伴;對於後者來說,他們擁有和自己父母一樣的經歷,“吃過一樣的苦,這些情節我們都很熟悉,因為父母經常會提起。”鳳凰網知青論壇的一名版主說。

“這樣一代人,經歷了上山下鄉,瞭解人民的疾苦。對於踐行群眾路線,可以說具有很好的基礎。”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對《瞭望東方週刊》說。

他們從鄉間起步

在1949年之後的歲月裏,中國經歷了“將軍治國”、“工程師治國”,領導人們曾因在槍林彈雨中身先士卒而被尊崇愛戴,又或因建設生產中的專業造詣而在參加工作早期就被人看重。

新一屆領導人的人生經歷相當特殊,他們大多出生成長在新中國成立之後,而動盪起伏的政治潮流,又將他們深深地推進中國社會的最底層。

他們大概也是從鄉間起步的最後一代高層領導。知青一代之後,大多數幹部都是從學校走向工作崗位。

從新華社特稿可以看到,基層情懷貫穿新常委們的人生旅途。正如習近平曾坦誠地說,在他的一生中,對他幫助最大的“一是革命老前輩,一是我那陝北的老鄉們”。

1979年從清華大學畢業後,習近平到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工作。1982年,當一些年輕人下海經商、出國留學時,他卻主動離開北京,到河北正定縣任職。

這個縣1981年人均收入不到150元。剛開始,不少人對這個初出茅廬的年輕縣委副書記將信將疑。“低調務實的他,住在辦公室,吃在大食堂,和大家一起排隊打飯,一起蹲在樹下吃飯聊天,並總是騎著自行車往鄉下跑,深入到老百姓當中拉家常、問寒暖,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

1988年,習近平到福建寧德擔任地委書記。寧德是當時中國18個連片貧困地區之一。他經常一連數日坐著吉普車在崎嶇的山路上顛簸,常常顛得連腰都直不起來,有時腰疼得一時下不了車。

有個鄉叫下黨,他從早上7點半走到中午12點多才進到鄉裏,成為“到過這裏最大的官”。

李克強畢業留校擔任團委書記,年底被選為團中央常委。他雖已身居要職,但與基層的聯繫絲毫沒有中斷。

一個故事是在團中央工作期間,李克強在安徽省金寨縣為全國第一所“希望小學”選址。兩個月後,全國第一所“希望小學”在安徽金寨誕生。

2004年底,李克強調任遼寧省委書記。他走進棚戶區,目睹了近千居民共用一個旱廁的場景。

李克強摸著冰冷的土炕,承諾說:“就是砸鍋賣鐵,也要讓群眾搬出棚戶區。”

其後,他全力推動“棚改”民心工程。3年時間120萬居民過上了新生活,大片的棚戶區消失。

與“人民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呼應,新華社特稿說,李克強在“棚改”過程中一再強調的“萬事民為先”,這句話成為他日後主政的核心理念。

同樣,按照特稿的講述,“在基層鍛煉多年,張德江深知民間疾苦,對老百姓懷有深厚感情”。

比較特殊的是,他曾任職民政部副部長,經常深入各地扶貧救災,為基層群眾辦好事辦實事。

俞正聲的一個故事是,他在青島做市長時為掌握一線真實情況,半夜來到印染廠,和夜班工人談心聽建議。

市長夜訪一事轟動了青島的紡織業。“至今,青島一些紡織廠的老廠長們還感念敬重這位老市長”。

而從記者到官員,“幾十年間,劉雲山不變的是他對百姓、對基層的深厚情感”。

1986年,劉雲山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宣傳部部長時,為調研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獨自一人坐火車、乘汽車、搭拖拉機,進農家、住帳篷,與農牧民群眾促膝談心。

《人民日報》記者陳勇在河套地區採訪聽到劉雲山的故事,寫了“部長下鄉”的報道,引起不小反響。

王岐山“對這片土地和人民的熱愛”則直接改變了他的一生。他在上世紀80年代初進入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參與農村改革政策的研究和制定。這也成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