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光(集團)有限公司的歷史貢獻與文化精髓

以理想信念為支撐的責任文化

南光人在澳門複雜環境中履行政治、經濟和社會責任，形成了以祖國和澳門人民命運為己任的情操、品質與胸懷，以革命理想和堅定信念為支柱，以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精神為靈魂，以愛國愛澳、服務社會為宗旨的南光文化。據1949年10月15日加入南光的麥耀天回憶：“支前、搶運這個時期，可說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日子。那個時候根本無所謂上下班，大家都是輪流休息、吃東西。千萬不要誤會我們可以返家‘元龍高臥’，只不過是隨便呆在貨場、倉庫、碼頭找個地方瞌上一會而已。就我個人而言，也曾藉著藥物的幫助，為完成某項緊急任務，創下了七天七夜連續奮戰不睡覺的紀錄。回想起來，連自己也不大相信。不要以為只是我們這群火熱的小夥子才有這股勁兒，就連我們的‘老頂’柯經理，都會在任何時刻，哪怕是更深夜半，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對我們加以指導和鼓勵，檢查任務完成進度，為我們解決問題。同事們不但拼了命為完成任務而奮鬥，而且充分顯示出他們的愛國熱情。我們的工資，在當時來說算是很低的了。但當公司號召大家捐款購買飛機抗美援朝時，只要力所能及的，家庭負擔不重的，都自願捐出6個月工資(先由公司墊付，按月扣還)響應號召，他們這股愛國熱情，在我腦海中仍不時浮現。”

吃苦在前、以身作則的領導文化

在“支前”和“搶運”的緊張工作中，以柯正平為首的領導幹部與員工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守夜。麥耀天回憶：“1950年，我作為警衛員陪同符鐵民副經理去海南島，條件十分艱苦。一路上，符經理對我關心備至，有好吃的東西，他總是讓給我吃，如只有一張床，他就堅持自己睡在泥地上，命令我睡床上。”在服務華僑、華裔過程中，由於某種原因當時從香港到澳門的客人都是半夜抵達澳門，春節前後更加繁忙。據原澳中旅助理總經理梁偉耀回憶：“那個年頭，當領導要比員工辛苦，凡事必須帶頭，早上搬行李，下班輪值洗廁所，飯後審閱文件，晚上還要輪值客房，所有的申請報表不能過夜。每星期兩晚組織員工學習，每月拜訪作為工作紐帶的莊口(仲介)是指定完成的任務，年輕人情緒波動還要兼顧，思想工作隨時做，想方設法地組織各類文體活動來活躍員工業餘生活。在每日淩晨4點半香港客輪抵達前，陳源主任、林少華副主任分頭開車接居家的同事上班。”

“合情合理合法做事 、有理有利有節做人”的行為文化

在反擊澳萄政府的倒行逆施、捍衛國家尊嚴、維護澳門同胞權益的長期實踐中，在澳萄政府管理的特殊複雜環境下卓有成效地開展反擊清除反共勢力、反對台獨、開展經貿、進行統戰、維護安全等各項工作中，在南光逐步形成並由柯正平總結的“合情、合理、合法做事 ，有理、有利、有節做人”的基本原則，既是當時應對和駕馭複雜局面的領導智慧和工作藝術，也為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有效化解跨文化衝突提供了樣板。

工作學習化、學習工作化的學習文化

自成立以來，南光公司對政治學習和思想教育一直抓得很緊。愛黨愛國愛人民、為人民服務是員工最基本的行為要求。從上世紀50年代起，8點上班後讀書讀報一小時才正式工作，晚上也安排學習。在早晚學習時間，安排有思想工作彙報和總結，從部門領導帶頭報告自己近期工作表現、思想進步狀況，由大家提意見和建議，促進工作態度、工作作風的改善。

員工在業務上的進步主要靠實踐和自學，是“師傅帶徒弟”和“集體學習”。在實踐中自學成才的員工比比皆是。在支援抗美援朝的緊張搶運工作中，為了避免收到殘次劣質商品，驗貨成為對南光員工的一大考驗。大家邊學習邊工作，努力掌握儘量多的商品知識和驗貨方法。通過實踐摸索與到圖書館查資料學習，黎良、江啟輝等一批收貨的員工成了油青、黑渣、火水等方面的驗貨專家，當時甚至有銀行和保險公司找到南光，要求幫忙為他們押匯、索賠的貨品檢驗提供指導意見。再有如總務部資深員工李祥光，1951年8月加入南光，從做接待、搞清潔衛生開始，通過自學成為總務上的多面手，為公司安裝電機、電話機、放電影、管理音響，為同事裝礦石收音機，並被選派參加公司的首輪基建工作。1952年調到資料室工作的鄭光濱，初期只認識26個字母，通過自學和向他人孜孜不倦的請教，成為了負責翻譯英語資料的好手，做到翻譯文件準確無誤。1954年12月加入南光的黃秀珍，先後被分派做文書、倉務工作以及土產、工藝、糧油、服裝業務工作，繼而又做統計、會計工作，直到做商場經理，所有工作都是從頭學起，直至做到有聲有色。

在共同奮鬥中形成的團結和諧文化

在南光公司，上下級之間、同事之間互相關心、親密無間。在河邊新街工作期間，內派幹部與未婚員工都在公司天臺搭建的職工宿舍一起住，集體生活和管理。每天早晨有人領隊一齊出去跑步和踢球，夏天每週組織2次海浴，1967年前週六都要與鏡湖醫院聯誼、舉辦舞會。已婚同事家庭在共用廚房、衛生間和公共設施情況下，和睦相處、相互關心，年輕員工經常為同事運送大米等生活必需品。下班後已婚和有孩子的員工等先走，其餘的同事如不加班，就留在辦公室看書、下棋。到了晚上若倉庫開工，大家都自覺去幫忙。

據1972年加入南光的財務部員工劉瑞琛回憶：“在進入公司的那一天，隨著算盤嘚嘚的聲響由遠漸近，部室主任容顯把我領到財務部的辦公室，這個亞姨那個亞哥的介紹了一通，感受著前輩的笑語歡聲，那融洽熱鬧的工作氛圍使我的憂慮一掃而空，那一刻，南光人的熱情完全感動了我，我樂做勤快的亞妹作回報。在財務部繁忙的工作中，同事們無私指導使我很快進入角色，領導循循善誘，除傳授財務知識外，對財務人員必備品格與工作態度等，都一一細述兼且身體力行。記得在工作中曾偶有失誤，我只懂深深自責而一籌莫展，但領導的態度不是嚴呵，而是積極想辦法補救，把問題解決。事後，還不忘作指導：工作難免有出錯時候，自責解決不了問題，重要的是知道錯誤，承認錯誤，及時糾正，開動腦筋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在錯誤中吸取經驗教訓。言傳身教，使我在工作中不斷成長。公司裏，部門與部門之間互相協作，同事們互助互愛、和諧親切，我想這就是歸屬感吧。”

1980年代加入澳中旅的綜合部員工周偉民記得：“我見到澳門中旅的時候，公司總體規模不大，但公司上下非常的團結，真的可以說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每次接到大單的時候，是全公司最開心的時刻。各個部門齊齊動員，上上下下不分你我，一心做好是最終的目的。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全公司上下一同減薪，休無薪假，但大家無怨言，該堅守崗位的依然堅守崗位，齊心共渡時艱。”

敢為人先、開拓進取的創業文化

南光的靈魂人物柯正平本身就是創業家。南光公司、南通銀行、澳門日報、澳中旅是他在極其困難甚至非常危險的條件下創業並發展起來的。南光人自稱是“澳門的359旅”，在國家投入很少甚至幾乎沒有投入的條件下創業起家，自己掙錢發揮政治作用、寧可少掙錢也要履行好社會責任。澳門的旅遊業、倉儲物流業、會展業、糧油食品業、石油石化業、轉口貿易業等非傳統產業，南光公司都作了開拓性或主導性的貢獻。即使在實行政企分開、探索發展新路的時期，在不太長的時間內，能與四大洲的70多個國家、上千家企業建立各種合作關係，創辦100多家獨資、合資、合作企業，開拓國際市場、培育國際視野。雖然其間難免失手甚至於嚴重失誤，以致“先鋒”成了“先烈”，但如果唯物辯證地看問題，總體上仍然屬於改革探索中的失誤，其間體現出的開拓進取精神仍然值得肯定和發揚。如果按照當時胡耀邦“允許在改革中犯錯誤，但不允許犯不改革的錯誤”的要求衡量，情況更是如此。

60多年來，在澳門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環境中，南光文化不僅極大地增強了自身的抵抗力和免疫力，而且在澳門社會宣導了一種積極向上的先進文化導向，南光文化的傳播、輻射和影響力，在優化著澳門的文化生態的同時，也優化著澳門的政治生態、經濟生態和社會生態。有人作了個有趣的比較，說香港由英國人統治100年，許多香港人被英國文化同化了；澳門被葡萄牙人統治400年，許多葡萄牙人卻被中國文化同化了——其中南光文化的貢獻功不可沒。

柯生人格 南光基因

南光公司的經理、總經理，南光集團的董事長、名譽董事長柯正平(又名柯平，員工和街坊都親切地稱他為柯生)，既是南光事業的創始人和領導者，也是南光精神、南光文化的人格化代表。在他的身上，無時無刻無不閃耀著南光人的高尚理想、堅定信念、執著使命、擔當責任和愛國、愛澳、愛企業的崇高精神之光、厚重人格之光。

雖然目前還沒有《中共在香港》那樣出版中共在澳門的書籍，也沒有像《柯麟傳》那樣的傳記系統完整記述柯正平的事蹟，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根據《新華澳報》《香港新報》《黨史春秋》《深圳晶報》《澳門歸程》《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澳門史略》《歷史長河》《炎黃春秋》《黨史文獻》《南方都市報》等眾多出版物的記或熟知者的述說中，感受到柯正平令人景仰的人格魅力之光。

堅定不移的理想信念

1911年出生於廣東海豐的柯正平，1927年參加彭湃領導的海豐工農革命軍。1929年輾轉來到香港，開了一家柯記煙絲店，一邊學著做生意，一邊從事愛國進步活動。彭湃在上海犧牲後，哥哥柯麟奉命來到香港，計畫一邊開藥店坐診營生，一邊創造條件開展黨的地下工作。由於開藥店沒有任何經費，柯正平將自己的煙絲店以3 000元的價格出手，支持哥哥開藥店。“南華藥房”既是公開的藥店，又是黨中央在香港的單線聯絡點。1935年，為了到澳門照料葉挺將軍，柯麟舉家移居澳門開闢新的“隱蔽戰線”，藥店交給柯正平負責。

抗日戰爭爆發後，柯正平在香港從事抗日救亡活動，為當時的東江縱隊提供後勤服務。他參加了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香港辦事處的工作，協助海外華僑回鄉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