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情治系統，主要是延續大陸撤退前的中統與軍統。中統由陳立夫主導，並有所謂的ＣＣ派，退到臺灣後，參考美國聯邦調查局組織，轉變成調查局；軍統則是由戴笠主導，來台之初稱為保密局，後又改稱情報局。

1984年“江南案”是臺灣情治界的一個分水嶺。情報局因為派臺灣黑社會幫派分子赴美，刺殺寫《蔣經國傳》的作家江南,被改制為軍情局，不再做暗殺活動，轉而專責大陸情報工作。而早期以對中共鬥爭與政治偵防為主要職責的調查局,也轉而以島內為主, 著重進行貪污、瀆職、逃漏稅等經濟犯罪偵防。

2000年政黨輪替後，調查局因兼負政治偵防與經濟犯罪，與島內政情息息相關，受到扁政府的高度重視。但時隔不久，調查局即捲入洗錢弊案風波而顏面掃盡。其“上級指導單位”“國安局”遂取而代之，坐穩臺灣情治系統的龍頭。

“國安局”成立於1954年10月，局本部設在臺北市陽明山仰德大道110號。設立之初，主要是為了配合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台的活動，督導和協調軍情局、調查局以及憲兵司令部、總政治作戰部、警總等單位的情治工作。

作為臺灣最高情治機關，“國安局”名義上隸屬于“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簡稱“國安會”），但實際長期為軍方所控制，其預算由“國防部”參謀本部編列，人事安排也必須經參謀總長同意，而且，“國安局長”都由現役將領轉任，一般由二級上將擔任，下設3名副局長，均為中將級。

2002年3月，“國安局”曝出“國安密賬”，高達35億元新臺幣的秘密經費在島內惹起軒然大波，“國安局”兩任局長殷宗文、丁渝洲皆因“未落實秘密賬戶稽核管理機制，且對屬下管理疏忽，犯有嚴重過失”而遭彈劾：殷宗文被迫請辭“總統府”資政、丁渝洲請辭“國安會”秘書長。陳水扁旋以親信邱義仁接任“國安會”秘書長。

邱義仁是民進黨創黨十八人小組成員之一，也是陳水扁“總統”選舉的操盤手，地位舉足輕重。陳水扁讓他入主“國安會”，意在政黨輪替後插手操控政治上偏藍的情治單位，由此引發了臺灣情治系統的新一輪惡鬥。

邱義仁入主“國安會”

邱義仁操控情治單位的一個主要動作，是在“國安會”與“國安局”之間成立“606項目”。該項目啟動於2004年6月6日，因而得名，本意是整合臺灣戰略情報與情搜系統，減少兩邊的落差和情報資源的浪費。

然而，在島內藍綠相鬥的政治大背景下，該項目納入官僚系統運作之後，卻完全變調了，不但在情報運作上沒有發揮功效，反而淪為權力鬥爭的工具，成為臺灣“國安會”有意掌握“國安局”運作的權力遊戲。

“606項目”第一次開會在陽明山麓的“天籟溫泉”會館，“國安會”與“國安局”一級主管都到場，時任“國安局”局長薛石民向“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輸誠表態以保官位，意味著“安全局”這一政治屬性深藍的機構向綠營執掌的“國安會”效忠，同時也正式宣告“國安會”將指揮權力伸入到“國安局”的情報運作之中。

緊接著2004年9月1日，江澤民請辭軍委主席，這是最近十年來僅次於鄧小平去世的最重要的情報。“國安局”栽了個大跟頭，不但沒有掌握到這條大情報，而且分析錯誤，於事實已經發生一周後，竟還告訴“總統府”“江澤民明年才會交出軍權”。

曾經，臺灣是對大陸情報作戰的第一把手，是中共情報的國際權威，美國之所以與臺灣交換情報，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臺灣的大陸情報做得夠權威。此前關於鄧小平健康與去世的情報，美、日情治圈都要靠臺灣證實，如今“國安局”卻淪落到江澤民交卸軍委主席，不但“後知”，甚至還“誤判”。一波情治內鬥，已是風雨欲來。

“國安會”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進一步插手“國安局”。9月17日，星期五，“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召開機密會議，會議內容是針對江澤民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中國進入胡錦濤時代的情勢分析。“國安會”副秘書長王西田在會上發言剴切，直陳“這個事情很嚴重”！散會後，王西田還追著邱義仁“報告”，強調“國安局”漏失這種大情報，一定要檢討懲處。

會後，邱義仁隨即晉見陳水扁。兩人是例行會面，固定在週五傍晚5點到6點。陳水扁每週一下午與“國防部長”會面，週三是“國安局長”，週五則是“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有沒有聽進王西田的話，建議陳水扁檢討懲處“國安局”，外人無法得知。

不過，事後來看，陳水扁並沒有公開懲處“國安局”，卻藉此事件讓邱義仁在情治系統內“遍地插旗”，深度插手偏藍的情治單位。

邱義仁伸進情報圈，其第一個“情治盟友”，“指撥帶路”的人，就是歷任軍情局處長、“國安局”主任秘書的王西田。“國安會”有近30位編制內的正、副、助理研究員。邱義仁授權副秘書長與咨詢委員，每人自行找三至四人。王西田是前“國安局”局長殷宗文的得力助手，他從“國安局”調了三個人，加上殷宗文原來的辦公室主任，這個以王西田為首的“五人小組”，就成了邱義仁瞭解“國安局”運作的“小雷達”。

起起落落王西田

王西田，彰化縣人，軍情局幹訓班十五期畢業，為情治圈極少數科班出身的本省籍人士。王西田曾任軍情局駐馬來西亞站站長，後調芝山岩軍情局本部，負責東北亞情報工作。他在情治圈被視為殷宗文人馬，在殷宗文任軍情局長時即蒙提拔，直接操作劉連昆的“少康一號專案”；1993年殷宗文由軍情局長調任“國安局長”後，仍然把王西田拉到“國安局”任二處處長，負責劉的專案。1996年台海危機前後，劉連昆的情報讓臺灣與美國情報系統刮目相看，王西田因功晉升中將。

王西田晉升中將過程，是“國安局”一大懸案。其時殷宗文轉任“國安會”秘書長，接任的“國安局長”丁渝洲在上報的該波升任名單中原有王西田，卻因“國防部”有將官員額管制，在最終階段把王西田刷掉。老長官殷宗文出面，“國安局長”丁渝洲找參謀總長湯曜明討論，最後是上大簽給李登輝核定，由李另行發文將王西田升中將，而王也由一處處長、主秘、駐美特派員一路升至“國安局”首席副局長。

事實上，王西田熟悉大陸與美、日等情報工作，是臺灣情治界中最具實務經驗者，但爭議性也最大——李登輝時代的“明德項目”，以及用金錢收買美日政客的“國安密賬”醜聞，王西田均是參與要角之一。

2004年，薛石民擔任“國安局長”，王西田被“高官送客”，請去“國安會”擔任副秘書長，二人遂結下樑子。王隨即倒向邱義仁，成為邱義仁瞭解“國安局”運作的“先頭部隊”。不過，王西田帶槍投靠行徑，也在情治圈引發議論，遭致諸多打壓。

扁政府的歷任“國安局長”，包括丁渝洲、薛石民、蔡朝明與許惠佑，都忌憚王西田，也都出手動過王。有報道說，大陸方面在破獲劉連昆案後，深知對大陸滲透最力的靈魂人物就是殷宗文與王西田，不斷放出王西田已為大陸吸收的反間情資，並透過臺灣的情報系統傳到層峰耳中。時任“國安局長”的丁渝洲針對王西田做了兩次測謊，王因心血管疾病兩次測謊都沒有通過，時任副局長的韓還一度要對王進行監控，但在“國安會”秘書長殷宗文力阻下，才沒有進一步行動。

如果此說屬實，大陸方面的反間計顯然奏效，王西田以情戰立功，此後始終無法更上一層樓，每任“國安局長”都借此進行權力鬥爭。薛石民乾脆把他逐出“國安局”；蔡朝明任局長期間，因擔心王接替他的位置，甚至還對王抄家，清查王的接觸對象、銀行賬目，並且不讓王再接觸對大陸情戰佈線的機密事務。

“國安局”內設6個處：一處負責海外，二處負責大陸，三處負責島內，四處負責戰略情報，五處負責科技情報與電訊，六處負責密碼的管理、研究。許惠佑到任局長後，不讓熟悉大陸與海外情報工作的王西田與聞機要，只讓王督導四處，負責“公開情報”工作。所謂“公開情報”，就是媒體輿論、網絡等公開信息，卻具有情報價值者。情治圈曾有人戲稱，“王西田在“國安局”只負責剪報工作”。

王西田因為是由“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指派回“國安局”任首席副局長，隨時有可能取代許惠佑出任局長。許再次翻出舊案，以“叛國罪嫌”對王西田實施情報監聽，更把王西田由“國安局”首席副局長送到“國安會”當咨詢委員。王西田曾任“國安局”主任秘書，後調升“國安會”副秘書長，再升任“國安局”副局長，如此經歷，降調“國安會”咨詢委員，震撼情治圈。儘管王西田職位起起落落，但加起來前後四任“國安局長”，硬是沒有扳倒，就是因為王西田背後有邱義仁力挺。

由於王西田等人的帶槍投靠，加上“六０六”項目的運作，讓邱義仁在“國安會”秘書長這個職位上，成為半個情報頭子。他不僅聽取情治單位特別是“國安局長”的重大情資報告，而且每半年一次，主動到“國安局”與決策情治官員開會，下達未來半年的情搜指導要項指令。換言之，“國安局”的老闆不再是“總統”，“國安局長”不再只是對“總統”一人負責，“國安會”秘書長也成了“國安局”的“上級指導員”。

歷任“總統”都是“情報頭子”

除了現任“總統”馬英九外，臺灣歷任“總統”都是握有實權的“情報頭子”，特別是兩蔣時代，更是如此。

眾所周知，蔣介石在大陸時期，最信任的情報頭子是軍統負責人戴笠。敗退到臺灣後，蔣介石仍一手掌控情治單位，但沒有再讓戴笠這種集情治大權一身的人物出現，當他退位前後，僅對情報局長葉翔之信任有加。

蔣經國接觸情治系統，始于“國安會”初創時所設立的資料室。他與蔣介石一樣重視情治，但絕不會讓戴笠或葉翔之這種獨攬情治大權的人出現，而是讓幾個情治首長維持恐怖平衡的均勢，不會有人獨大。除了沈之岳、王永澍，汪敬煦、汪希苓等都是他信任的情治首長。江南案後，大汪與小汪內鬥，蔣經國作壁上觀，這是其駕馭情治系統的經典手法。

至於李登輝，任內十餘年，只用了宋心濂、殷宗文與丁渝洲三人。李深諳情治之道，把情治當作政治工具，宋心濂倒向李，情治單位介入政爭，宋心濂也成為李登輝扳倒郝柏村、李煥、蔣緯國等非主流勢力的要角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