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辛亥革命之始，民國新聞界人士形成了言論自由的共識。民國初年，新聞管制是相當寬鬆的，這與當時的新聞界人士一直堅持不懈地爭取言論自由是分不開的。而後幾十年，有關政府規制言論自由的具體尺度，卻隨著政局的波瀾起伏反反復複，新聞獨立的土壤越發的貧乏，但也無法遏制那些追求新聞自由者的腳步，對於他們而言，為了理想，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邵飄萍就是其中最有影響力的記者、報人之一。

理想的起點

談到近代新聞史，邵飄萍是一個繞不開的一個重要人物。邵飄萍於一八八六年十月十一日（清光緒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出生在浙江東陽。原名振青，飄萍是他後來改的，意寓“人生如斷梗飄萍”。

邵飄萍的家庭並不富裕，但是他從小表現出自己超人一等的學習天賦， 十四歲便考中秀才，後來的學業之旅也很順利。1903年進入省立第七中學，1906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學堂。1909年邵飄萍大學畢業回到金華，在母校教歷史、國文。

他除教書外，對文字十分感興趣，經常為上海的報紙寫通訊。1909年春，省運動會期間，他還和陳佈雷、張任天三人一起，在一個圖畫老師指導下，辦過一張《一日報》，這可以說是他報業生涯的開始。慢慢地，邵飄萍對報紙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希望將來有一天能夠自己也辦一份報紙，用手中的筆去真實地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通過新聞來實現自己救國的抱負。

邵飄萍真正的事業起點，是在1911年成為《漢江日報》的主筆。後來談起自己從業新聞界是這麼說的：“因此關係，辛亥革命之歲，遂與杭辛齋君經營浙江之漢民日報。”

1912年春，杭辛齋被選為眾議院議員，將《漢民日報》交給邵飄萍一人主持。從此，邵飄萍就開始大展身手，逐漸聞名於報界。

報界全才

邵飄萍當時被稱為是報界的“全才”，各個方面都能勝任。方漢奇先生評價邵飄萍時說其人是少有的一個新聞界的“多面手”。他比史量才、汪漢溪多幾分文采，比黃遠生、劉少少又多幾分組織和治事的能力，像他這樣的“全才”，當時是不多見的。

任職《漢江日報》主編期間，邵飄萍幹了不少驚心動魄的大事。

早在1912年1月，他就撰文聲稱袁世凱將來一定是一個大禍患，並把他與曹操、王莽等人相提並論，斷言“袁賊不死，大亂不止”。1913年3月20日晚，民國元勳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被刺客暗殺。邵飄萍撰文指出“有行兇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頭直至袁世凱。

如此“不和諧”的人物自然要被“敲打”一番。不出半年，浙江當局就以“擾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漢民日報》館，逮捕了邵飄萍。事後回憶這段橫遭苦楚的經歷，邵飄萍只是輕描淡寫：“忽忽三載，日與浙江貪官汙吏處於反對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獄九月。”

後來被營救出獄後，邵飄萍被迫出國到日本留學。1916年回國後受到《申報》社長史量才之邀，繼黃遠庸之後，北上來京擔任《申報》駐京特派記者，在去職前的兩年間，經常深入一線搜集新聞線索，短短兩年間，他為《申報》寫了200多篇22萬多字的《北京特別通訊》。

由於痛感中國沒有自己的通訊社，邵飄萍首創“北京新聞編譯社”，它的功能跟今天的新華社類似，主要是自編本國新聞，翻譯重要外電，每天19時左右準時把稿件分送給各個報館。

“使政府聽命於正當民意”

在京時間越久，邵飄萍越感到有責任改變北京報紙受制於政治集團的無奈命運，如《北京時報》有段祺瑞的背景，《黃報》由張宗昌資助。同時，他已不滿足於做上海方面的揚聲器，於是積極醞釀創辦一份真正屬於自己的報紙。

1918年10月5日，邵飄萍在北京前門外三眼井創辦《京報》，報社後來遷址至宣武門外魏染胡同30號。在創刊詞《本報因何而出世乎》中，邵飄萍明確提出了他的辦報宗旨和新聞理想：“必使政府聽命於正當民意之前，是即本報之所作為也。”

為了激勵報社同人秉筆直書、宣達民意，邵飄萍揮筆大書“鐵肩辣手”四字，懸於報社辦公室內。此詞取自明代義士楊椒山的著名詩句“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但他將“妙”字改為“辣”字，意思十分明白：《京報》就是要突出它“辛辣”的特色。

邵飄萍在辦報上充分展示出他在經營報紙方面的天賦。《京報》創辦之初，在當時著名的報紙當中是晚輩，然而在他的主持下，不到十年就後來居上，成為最受歡迎的報紙之一。這個報抵辦得很活躍。它有四多：新聞多，通訊多，評論多，副刊多。它消息靈通，內容充實，又好發議論，很能引起讀者的興趣。

《京報》副刊的數裏和質量在當時國內各報中居於上游。除正刊外，還有近二十種副刊，經常出版的就不下十種。比如孫伏園主編的《京報副刊》，以及魯迅主編的《莽原週刊》，和李大釗參加撰稿的《社會科學半月刊》等，都很受歡迎。

邵飄萍善於借重社會上的力量，不少副刊的主編人和撰稿人都是國內知名的專家、教授、學者。對於這些副刊，他只確定根本方針，一切權力都下放給主編。使報版辦得好像一束萬花筒，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給人一種豐富多彩和新穎活潑的印象。

開展新聞學教育

創辦《京報》的同時，邵飄萍積極促成北大成立了新聞研究會，蔡元培聘他為導師，這是中國新聞教育的開端。儘管《京報》本身工作非常繁忙，邵飄萍堅持每週去上兩小時的課。他提出記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犧牲”，品性要完全獨立，有操守人格，做到“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於前，麋鹿興于左而志不亂”。

一年以後，得到一年期結業證書的有23人，得到半年期證書的有32人。學生中有不少人是中共最早的領袖級人物，如毛澤東、高君宇、譚平山、陳公博、羅章龍等等，其影響可謂深遠。

毛澤東當年曾多次拜訪邵飄萍，1919年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時，還在《京報》館內住了一個多月。毛澤東後來在長沙創辦了《湘江評論》，這在很大程度上受了邵飄萍的影響。毛澤東再後來也親口承認：“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

策反郭松齡

邵飄萍與他的《京報》在歷次社會公共事件中，都堅持其辦報的宗旨，用事實說話，多次與政府對著幹。段祺瑞政府視他為眼中釘、肉中刺，欲拔之而後快。他們下令查封《京報》，並派出軍警包圍報社，聲稱要逮捕社長邵飄萍。而邵飄萍也因此被迫再次流亡日本，在段祺瑞政府被推翻後回國重振《京報》，其“辛辣”的筆鋒絲毫未變。

邵飄萍和馮玉祥關係甚篤，曾因不凡的見識讓馮玉祥聘請他為高級軍事顧問，並得到豐厚津貼，《京報》上常有讚揚馮玉祥革命軍的文章。邵飄萍與馮玉祥兩年的親密交往中，有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即推動郭（松齡）馮聯盟，口誅筆伐張作霖。

郭松齡是張作霖的心腹大將，曾為張作霖立下赫赫戰功。他與張學良關係甚好，既是張學良的老師，也是他的部下，可以說郭的決定就是張的決定。二人不僅相知，而且相諒。張學良曾說，郭松齡是對他一生有重大影響的人，二人還義結金蘭；張作霖也戲言，張學良除了不能把自己的老婆給郭松齡外，有口吃的都想著他。

但郭松齡和奉系內部另一實權人物楊宇霆不和，並反對張作霖舉兵入關的戰略決策，他與奉系並不十分和諧。1925年，郭松齡與夫人到日本參觀軍事，聽到張作霖正在日本購買武器，要與南方的國民軍開戰，郭松齡憤慨至極，遂決定聯絡馮玉祥共同反奉。在這場關乎奉軍命運的大事變中，邵飄萍扮演了重要角色。雖然他不是最早聯絡郭松齡和馮玉祥的人，但在郭松齡回國後與馮玉祥的聯絡中，邵飄萍起到了重要作用。

當郭松齡和馮玉祥決定聯合之後，他不僅在報紙上稱讚郭松齡為“人民救星”，張作霖為“馬賊”“人民公敵”，而且在私下的交往中，“主動宣傳國民革命的形勢，大擺張作霖引狼入室的罪行，促使他及早下決心，與割肉飼虎的張作霖決裂”。更派自己的如夫人祝文秀往來于北京、天津，暗中聯絡二人。

1925年11月22日，馮玉祥與郭松齡簽署密約，23日郭通電反張，24日，馮玉祥也發通電，歷數張作霖的罪狀，勸他引咎下野，以謝國人。為支持郭馮聯盟，1925年12月7日，《京報》推出一大張兩整版“特刊”，以厚厚的銅版紙精印，上面全是關乎時局的重要人物照片，異常醒目。在每個人物下麵，邵飄萍親自撰寫了評語，“通電外無所成自嶽州赴漢口”之吳佩孚，“東北國民軍之崛起倒戈擊奉”之郭松齡，“忠孝兩難”之張學良，“一世之嫋親離眾叛”之張作霖，“魯民公敵”張宗昌，“直民公敵”李景林等。特刊一出，洛陽紙貴，京城物議沸騰。報紙傳到前線，軍心甚至為之動搖。

邵飄萍不斷發表報道、時評，力數張作霖的罪狀，甚至撰文鼓勵張學良“父讓子繼”，連相信暴力的張作霖也慌了手腳，馬上匯款三十萬元給邵飄萍，企圖堵他的嘴。其數額之巨，遠超當年袁世凱企圖收買梁啟超《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所出的二十萬銀元。邵飄萍收到匯款後立即退回，同時宣稱：“張作霖出三十萬元買我，這種錢我不要，槍斃我也不要！”

風雲突變

政治局勢總是變化莫測，邵飄萍在這次政治博弈中無疑押錯了寶。12月24日，郭松齡在日本關東軍和張作霖的聯合夾攻下，兵敗被殺。1926年4月，張作霖、吳佩孚、閻錫山三面夾攻馮玉祥的國民軍，馮部被迫撤出北京，奉軍開進了北京城。

隨即，直奉聯軍公佈了所謂的《維護地方治安公告》，其中特別規定：“宣傳共產，鼓吹赤化，不分首從，一律處以死刑。”意在以清剿“赤化分子”的名義產出與奉軍做對的人，而邵飄萍作為導致郭松齡叛變的重要人物，早已上了奉軍清剿的“黑名單”。

邵飄萍對此早有應對之策，他躲進了俄國使館。但奉軍進城後即搜捕邵飄萍。張作霖的便衣憲兵和警察廳的偵緝隊，環伺于邵飄萍避居的東交民巷口外和宣外魏染胡同京報館周圍，執行張作霖“務將邵飄萍拿獲”的嚴令。

為了拔去邵飄萍這根“眼中釘”，4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