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每年在四月間赴立法會出席答問大會，似乎是從二零零六年起形成「雷打不動」的制度。斯時也，有以「失業工人」為自況的新興工會團體，正在醞釀「五一遊行」，提出了不少旨在針對特區政府施政失誤的口號。而前任特首何厚鏵為了「滅火降溫」，以赴立法會回答議員提問的方式，設法解釋特區政府的政策，並趁機推出相關「派糖」措施。因此，每年四月的立法會答問大會，都成了特首的「派糖大騷」。但「派糖」並非是萬靈仙丹，二零零七年的答問大會，雖然宣佈了多項「惠民」措施，包括擴大公屋建設，強化立體交通計劃，公開競投住宅用地、及設立城規批地小組，檢討批地溢價金，調整公務員職程及房屋津貼，中止置業移民政策，降低領取養老金發放年齡，「教師一人一電腦」……等，但由於此前剛爆發了「歐文龍事件」，部分居民對未能分享經濟發展成果，貧富距離拉大，中小企業經營困難，「黑工」現象嚴重……等負面現象極為不滿的情緒，仍然無法得到完全消解，並籍著「五一」遊行迸發了出來，導致發生了警察鳴槍事件。而且，由於上述臨時推出的「惠民」措施，在當年度的「施政報告」是未見有記載的，因而也有行政隨意性及不尊重審議通過「施政報告」的立法會議員之嫌。不過，籍著每年四月的立法會答問大會進行「派糖」，卻因此而成為「不成文慣例」。

今年的特首立法會答問大會，卻未見推出任何「派糖」項目。尤其是今年在像以往那樣，也面臨「五一遊行」的壓力的基礎上，還增加了一項「立法會選舉」的壓力，並由立法會選管會為加強反賄選，而制訂了頗為嚴苛的「指引」，盡管有所爭議，並使得部分有意參選者「投鼠忌器」，紛紛收斂自己的競選宣傳期外活動，連原本已經安排好的在電視台的向選民報告的出鏡節目，也宣佈取消；但另一方面，由於近年香港、台灣的一些出位競選手法，已經引進澳門，這種受到「指引」壓抑的情緒，就與之交織在一起，從而促成了參加「五一遊行」的動因，希望能趁著遊行而將其訴求訴諸社會，並藉此為自己的參選而「造勢」，更是要籍著「法不責眾」的灰色地帶，衝破「競選宣傳期外不得宣稱參選政綱」的禁令。當然，由於暴力遊行及其所造成的惡果已經受到廣大民眾的譴責，警方處理的手法也漸趨成熟；而且對於參選者自己來說，暴力是一把雙面刃，盡管可以獲得剛走上社會的青年選民的掌聲，但反面效應卻將會更大，尤其澳門是一個較為傳統的保守社會，人們都追求寧靜和諧，「掌聲」的「得」可能難以抵償「選票流失」的「失」，把本來也是因對政府部門而持抱批評態度的的選民也給「嚇跑」，因而估計再次發生「暴力遊行」的機率將會大為降低。但以「出位訴求」來招引「眼球」的機率將會更高。

然而，就在這複雜形勢之下，特首崔世安昨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並沒有宣佈「派糖」措施，亦即無意對即將到來的「五一遊行」進行「滅火降溫」。這可能是基於以下的幾個原因：其一、今年內的各項「派糖」措施，已經在二零一二年度「施政報告」中交代得明明白白，只須「按單執藥」即可，因而無需再次宣示；否則反而顯得「功利性很強」，而且還將會凸顯施政和行政的隨意性，不符「依法施政」和「依法行政」的要求。其二、盡管預估到會有人藉著「五一遊行」而打出各種合理和不一定合理的訴求，但近年來特區政府所採取的一系列惠民措施，尤其是關顧弱勢群體的各項福利政策，使得澳門已經成為世界上社會福利最好的地區之一，比對歐美各地因國際金融危機而致的生活困頓，大多數居民頗為惜福，部分居民的不滿情緒也逐漸得到安撫。尤其是曾經在遊行中使用「暴力」手段的幾個新興工會團體，在近年來都得到不少實惠，也缺乏再次「衝動」的動力，換句話說，是「被招安」了。因此，可以預期，今年的「五一遊行」，即使訴求再多再「出位」，也將會是以和平方式進行，其實前、去兩年的「五一遊行」，就是如此。其三、「派糖」措施的效力，正在邊際遞減之中。居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有利於他們可持續發展和更好的生活環境的長遠計劃措施，並非單只是眼前利益。在這種種主客觀及內外在因素的交織影響下，因而不再強調「派糖」措施對「維穩」的作用，而是更重視謀劃長遠的可持續發展計劃。或許，這正是特首崔世安對施政自信的體現。

因此，崔世安昨日所透露的一些計劃措施，大多是具有「未雨綢繆」的意涵，而且也不再擔心會遭到市民的反彈。尤其是「人才培訓，培養多元人才」的明年施政重點，他指出二零一六年隨著本澳多個大型項目落成，預料人才問題將更加突出，容易造成人才錯配情況，本澳應未雨綢繆，謀長遠規劃。一方面是配合整個地區的經濟發展，讓在澳門受教育的外地學生在不影響本地人就業和向上流動的情況下，可思考吸納這些專才留澳發展；另一方面是增強素質，希望在外地受教育的年青人學成後回澳服務，將儘量給予他們有發展機會。另外，讓一些居民尋求「第二機會」，特區政府快將推出政策，令一些未完成基礎教育或高等教育的人有機會進修，使其得以向上流動。崔世安還特地指出，人才培養並非單純為經濟適度多元，高等院校需尋求開辦學科的平衡。這就為二零一六年路氹城幾座大型旅遊娛樂設施落成後，所需要的人力資源已非澳門本身可以滿足，必然要尋求外援，尤其是引進「非單為經濟」型的人才，而提前打了預防針。

讓在澳門受教育的外地學生留澳發展的問題，其實早在何厚鏵時期就已進行構思。而且不單是為了應對澳門人力資源缺乏的問題，更是著眼於提升澳門人口的整體素質，包括政治素質。實際上，與其他地方相比，澳門缺乏的不單單是「勞動力」，還有各種專業性的人才，包括政治人才。從公務員以至主要官員的行政能力，還有立法會議員的問政能力，都比其他地區稍遜一籌。這就需要在設法提升本地人才的能力的同時，借助引進高素質的人才，但受到基本法及其他法律的限制，又不能採取「直接輸入」的方式。而在澳門讀書，已經熟悉瞭解澳門區情的內地學生，畢業後留澳工作，並經一定的法定程序取得澳門居民身份，再經過長期錘煉並獲得澳門老居民認受之後，逐步參政議政，或許會成為補充及豐富澳門政治人才的一個重要來源。

但如同曾經盲目一刀切地「反對輸入外勞」一樣，這個構思一冒頭就遭到反對，連「執政同盟」也不例外。而經過這麼多年來的勞資供求關係的錯位發展，尤其是許多中小企業因為請不到人而不得不結業，造成更大的貧富差別兩頭極端，再加上失業率已下降到百分之三以下的歷史新低和國際上罕見的「全民就業」現象，現在「反外勞」的口號也不具有合理性和適當性，因而轉向較為合理的「反黑工」。因此，在到了二零一六年之時，提出並實施這項引進人才措施，也就條件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