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歲「五一」，今又「五一」，凡「五一」國際勞動節必有遊行活動，已經成為慣例。在經過了十多年「五一」遊行，遊行的發動者、參與者與警方的磨合之下，遊行已從當初的脫軌出位，轉型為基本上和平進行，按照與警方商定的路線有序行進。而遊行者提出了各種訴求，充分享受了《澳門基本法》賦予的遊行自由和權利，也成為「一國兩制」優越性的生動證明。
本來，「五一」國際勞動節的起源，就是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美國芝加哥、底特律、紐約等城市的數十萬工人走上街頭，舉行總示威，隨即又舉行大罷工，要求改善勞動條件，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工人們面對當局的鎮壓，進行了英勇不屈的鬥爭。美國工人的鬥爭得到全世界工人階級的支援，終於迫使資本家接受了工人實行「每天工作八小時」的要求。一八八九年七月，在巴黎召開的「第二國際」成立大會上，決定以象徵工人階級團結、鬥爭、勝利的五月一日為「國際勞動節」。一八九零年五月一日，歐、美各國多數城市的工人舉行了巨大的示威運動。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大規模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是在一九二零年，當時在北京、上海、廣州、九江、唐山等地都舉行了群眾性的集會和示威遊行。新中國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規定五月一日為勞動節。而在澳門，「五一國際勞動節」亦被訂定為法定假日。
現在，「八小時工作制」在澳門特區已經得到法律保障，並得以落實執行；甚至公務員和銀行、寫字樓文員，還是週休二日，比一百多年前美國工人發動「五一」遊行所提出的「八小時工作制」訴求，有所進步。因此，澳門特區成立後的「五一」遊行，已不再以此為訴求標的，而是更進一步，提出了多元的新訴求，這本是澳門居民充分享受《澳門基本法》所賦予的居民基本權利的體現。但有幾年的「五一」遊行，卻違背了「和平遊行」的原則，搞出了「全武行」，不但是未有按照警方確定的路線行進，而且還與警方進行暴力衝突，甚至還侮辱國旗，驚震全球。遊行導致的暴力衝突，反而成了焦點，而遊行發動者和參與者所提出的各項訴求，卻被暴力所淹沒。不錯，是奪得了眼球，但訴求呢？不但是「意見書」未能送交特區政府總部，而且所提出的合理訴求也被淹沒在暴力衝突之中，而被模糊化了。
由於暴力遊行受到各大社團譴責，可能遊行的發動者自己也感到吃虧，再加上特區政府也吸納了遊行訴求中的部份合理意見，作出了改善施政的努力，加大照顧弱勢群體的力度，使得市民的怨氣有所消解；當然，也是特區政府採取了類似「招安」的安撫政策，以各種方式惠待新興工會團體，而使得他們所組織的「五一」遊行逐步走上正軌，並較為趨同於「五一」遊行的本來意義。而今年的「五一」遊行，更是基本上依照遊行組織者與警方所商定的路線，有序地行進，將對市民及遊客，以至是社會秩序的滋擾，減至最低。這就予人以下幾點啟迪：
其一、今後「五一」遊行將會「習慣成自然」，成為「例行節目」。而且有可能會合作分工，即在每年的三次遊行，其中「五一」遊行的主辦者以新興工會為主，其訴求較為多元，主要集中在民生議題上；「國慶」遊行則多是由建制外青年團體為主，其打出的訴求也多是以民生為主，偶有政治議題；「回歸日」遊行則似是由「民主派」團體為主導，除了民生議題之外，也有切合其團體宗旨的「民主」議題亦即政治議題。不管如何，這均是《澳門基本法》所賦予的權利和自由，可以充分行使，只要不妨礙其他不參加遊行的市民、遊客的自由，不影響社會秩序即可，尤其是必須遵守第二／九三／M號法律《集會權及示威權》的各項規定。因此，對於「五一」遊行，必須以平常心看待，不必大驚小怪，更不要將之視為洪水猛獸，反而要將之視為實施「一國兩制」方針之下的必然，而且惟其如此，才能更好地體現「一國兩制」的特色。
其二、特區政府已以平常心看待「五一」遊行，折射出其施政自信。今年「五一」遊行的時間點，是在第五屆立法會選舉的前夕。而按以往及世界各地的規律，有意參選的團體或個人，必會藉著遊行來為自己「造勢」；而政府為了「滅火」消壓，也大多會在此之前提出各項惠民措施。實際上，澳門特區政府也在過去的「五一」前，推出「派糖」措施。而今年則不但有「五一」的壓力，更有立法會選舉的壓力，但今年特首崔世安在「五一」前夕舉行的立法會答問大會上，卻未宣佈任何「派糖」措施，甚至連已在「施政報告」中已作出的「八千元現金分享」也不提，而寧可在過了「五一」之後的今日，才召開新聞發布會宣佈「八千元現金分享」的實施細則。這顯示，特首崔世安和特區政府一來是對自己這三年來的工作績效抱有信心，這是施政自信的體現；二來是已經瞭解到「派糖」措施的效力，正在邊際遞減之中。居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有利於他們可持續發展和更好的生活環境的長遠計劃措施，並非單只是眼前利益，因而不再強調「派糖」措施對「維穩」的作用，而是更重視謀劃長遠的可持續發展計劃。三來是充分掌握情況，得知包括各路有意參選者在內，並未將「五一」遊行視為「造勢」的機會，反而持擔心萬一在某些內外因素之下「失控」，反而壞了自己的選情。
其三、當初被普遍視為可以超脫傳統社團和「民主派」團體兩極的某新興青年團體，今年卻在謹守公民意識方面有退步的跡象。實際上，該新興青年團體首次參加「五一」遊行時，就以「橫空出世」的超脫形象，與新興工會團體的魯莽形象形成鮮明對比，響應筆者提出的遊行組織者必須組織「糾察隊」的建議，不但是組織了「糾察隊」，而且有序行進，贏得群眾熱烈掌聲，並認為這才是澳門特區政治多元民主的未來希望所在。但在今年的「五一」遊行中，卻出了一點狀況，有部分人在遊行終點拒絕進入預設示威區。不管警察的做法是否合理，首先就應遵守《集會權和示威權》法律中，有關禁止在特定建築物周邊一定距離內進行示威遊行的規定，及終審法院對相關案件作出的司法裁定。而不能以某社團此前曾在特區政府總部門前集結為由，也要犯別人曾犯過的錯誤。警察此前執法不嚴固然不對，但就不能以此為由，別人錯，自己也錯。倘是以自己的嚴謹遵守法律，來反襯別人的錯誤，豈不更證明自己才是公民意識的最佳守護者？還有，該青年團體昨日舉行記者會，使用了「協定」一詞。一般上，「協定」只適用於國與國關係，而其與警方的約定，只能是「商定」、「協議」等，今後應予以注意。
其四、特區政府應從「五一」遊行中，聽到群眾的呼聲，把握人民的脈搏，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進一步改善自己的施政，更好地為民眾服務。除了其中一些並不合法的訴求（如「超齡子女」及「雙普選」）之外，其餘所有合法各理的訴求，都應將之作為自己改善施政，兌現「以民為本」承諾的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