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四五月間，為了增進中國同東南亞國家的友好關係，國家主席劉少奇先後訪問了印尼、緬甸、柬埔寨和越南民主共和國第四國。在訪問柬埔寨期間，我們同國民黨特務展開了一場謀殺與反謀殺的生死較量。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各部門密切合作，粉碎了敵人的罪惡陰謀，保證了劉少奇的出訪安全。

鑒於敵情嚴重，周總理特別指派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擔任代表團秘書長兼黨支部書記，負責代表團的安全保衛工作。我當時在羅青長領導下工作，作為他的秘書隨同出訪，協助他掌握敵情和進行內外聯繫。所以，我親歷了這場鬥爭的全過程。

近50年來，中外媒體對此報道甚多。其中，有的是當事人從不同角度寫的回憶，有的是專家學者根據有關材料寫的紀實文章。這些回憶和文章大都是有根有據的，但也有不少報道(包括影視片)魚龍混雜，甚至虛構情節，添枝加葉，有失本來面貌。

我雖然作為親歷者之一，但因時隔近半個世紀，有些細節已記憶不清。最近這段時間，我查閱了一些檔案材料，採訪了一些健在的當事人和對此有研究的專家學者，得到了他們的幫助，使我對此案有了較清晰的瞭解。現根據已有材料(包括已發表的和未發表的)，加上我個人記憶，對“湘江案”的前前後後做些介紹。

蓄謀已久的暗殺部署

蔣介石集團1949年敗退臺灣後，一直處心積慮地趁我領導人出訪之機進行暗殺活動。1955年，臺灣特務機關獲悉周恩來總理率團出席萬隆會議後，製造了“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導致我多名工作人員因飛機爆炸身亡，周總理等領導人因臨時改變計劃而倖免於難。1956年11月，周總理訪問柬埔寨時，臺灣“保密局”行動處長葉翔之親赴曼谷坐鎮指揮，企圖再次對周總理下手，終因器材不足和我防範得力未能得逞。

1958年7月，中國和柬埔寨建立外交關係，兩國關係日益密切。1960年5月，周總理訪問柬埔寨；1960年12月，西哈努克親王應劉少奇主席邀請訪問中國，在北京與劉少奇進行會談，雙方簽署了聯合聲明以及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臺灣特務機關預計，劉少奇必將回訪柬埔寨。

從1961年開始，臺灣特務機關“國家安全局”就為謀殺活動做準備。首先，他們指派長期潛伏在西貢的老牌特務廖時亮組建“南越指揮站”，負責指揮和策劃在金邊的暗殺活動。1962年2月，該站在柬埔寨設立“金邊組”(又稱“高棉組”)，並從臺灣派暗殺老手、曾親自緝拿日本著名間諜川島芳子的上校級特務張霈芝任組長，由長期潛伏金邊、對當地人情和地貌都很熟悉的農稔祥任副組長。組建之初，該組只有張霈芝、農稔祥和兩個組員，後來網羅了潛伏在柬政府及軍警內部的眾多“內線”，並通過收買手段，迅速發展到40多人。

臺灣特務機關之所以選定金邊為謀殺地點，西貢為指揮據點，是因為：(1)柬埔寨獨立不久，其內部反共親美勢力較大；(2)金邊蔣特力量較強，柬政府許多部門都有他們的“內線”；(3)金邊與西貢有一號公路相通，派遣人員、運送器材、傳遞情報、指揮行動都很方便。

暗殺計劃的制訂

劉少奇訪問東南亞四國是分三段進行的。4月12日至26日訪問印尼、緬甸；5月1日至6日訪問柬埔寨；5月10日至16日訪問越南。中間兩次在昆明作短暫休息。

鑒於敵情嚴重，劉少奇訪問柬埔寨的消息，我們有意推遲到臨行前兩天(4月28日)才公佈。我們內定是4月30日訪柬，但消息中沒有提及訪問時間。新華社的消息只說：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將應邀訪問柬埔寨，同行的還有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陳毅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長黃鎮、部長助理喬冠華等。羅青長未列入報道名單，也是有意安排的。

儘管如此，國民黨特務機關早在劉少奇訪問柬埔寨前一個月，即1963年3月，就得知這一消息。根據我的記憶，這是由於我駐柬使館採購人員無意洩密造成的。該採購人員曾在金邊一家商店大量採購物品，這家商店恰好是國民黨的特務據點。老闆問他：“為什麼採購這麼多東西?”他透露要為劉少奇訪柬做準備。因此，國民黨特務“金邊組”隨即報告了“西貢指揮站”，指揮站又報告臺灣特務機關。這一情況，我從“袁庚日記”中得到證實。袁庚在1963年3月7日到達金邊後的第一篇日記中寫道：“我駐柬使館有一案件正在審查，直接涉及使館會計。究竟館內洩密程度如何?有無內奸?如何審查和清理內部?採取何種有效防範措施?這些都增加了大家的思想負擔，分散了不少精力。”

臺灣特務機關得知劉少奇訪柬的確切消息後，於3月中旬將廖時亮、張霈芝、農稔祥等人召回臺灣，在情報局長葉翔之(原任“保密局”行動處處長，專門從事暗殺活動)指導下，制訂代號為“湘江案”的暗殺計劃。廖時亮等曾設想三種方案：一是對劉少奇座車投擲手榴彈；二是在公開活動場所實施槍擊；三是在食品中下毒。這些方案均被葉翔之否定，他認為風險大，成功率低，要求重新制訂計劃。當時我情報部門已獲悉國民黨特務在制訂“湘江案”計劃，也知道原來的方案被否定，但新的方案是什麼，如何具體實施，都不清楚。因此，進一步瞭解“湘江案”的具體行動計劃，已成為我情報部門的當務之急。

中央對安全工作周密部署

鑒於1955年“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的教訓，此後凡是我領導人出訪，都要成立“中央安全領導小組”，指導和協調有關部門做好安全保衛工作。該小組一般由中央辦公廳負責同志牽頭，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直接受周恩來總理的領導。這次劉少奇出訪也不例外。

1963年3月，“中央安全領導小組”(以下簡稱“安全小組”)成立。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任組長，廖承志、孔原任副組長。辦事機構照例設在中央調查部。

安全小組成立後，於4月1日、2日、6日連續召開會議，研究敵情，商討對策，並向周總理作了彙報。根據周總理指示精神，安全小組作出如下決定：(1)派袁庚(時任調查部一局副局長)、吳濟生(時任中央僑辦司長)、楊士瑞(公安部)組成先遣組，先期到達金邊，協助我駐柬使館查明敵情，做好安全保衛工作。(2)由公安部部署力量，設法從香港方面掌握蔣特動態。(3)由衛生部副部長黃樹則，率各方面醫務專家(包括外科專家吳蔚然、胸外科專家吳英愷等)在昆明待命，以防不測。

袁庚等赴柬協助破案

袁庚是一位經驗豐富、非常幹練的情報工作者。他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期間曾任華南地區東江縱隊聯絡處長，後來赴越南擔任胡志明的顧問。新中國成立後被選調到情報部門，主管東南亞方向的業務。1955年萬隆會議召開前，他曾作為先遣人員被派往印尼，協助我駐印尼使館掌握敵情，採取措施，致使國民黨特務的陰謀宣告失敗。

這次袁庚接到任務後，自感“任務艱巨，壓力很大”，於是他先在北京聽取彙報，查閱材料，瞭解案情。隨後又順道去昆明見了羅青長(羅於3月26日隨劉少奇和代表團赴昆明集中)，聽取指示。他們談話時我也在場。羅青長說：“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這次柬埔寨敵情嚴重，為確保劉主席的安全，你去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內線”，儘快查明“湘江案”的具體行動計劃，即使“內線”暴露也在所不惜。

4月7日，袁庚等人抵達金邊後立即開始工作。他們首先聽取使館保衛小組組長的彙報。組長說：使館保衛小組成立後，重點放在偵查“湘江案”的行動計劃上。可是到目前為止，尚未弄清計劃的具體內容和執行人，感到心中沒底。領事部主任介紹了華僑情況，說：柬埔寨共有華僑50萬人，首都占12萬。他們絕大多數是愛國的，都在進步僑團領導下行動起來。他們準備組織1.2萬人參加歡迎隊伍、擔任保衛任務，並組織260多名僑幹對60多名特務和嫌疑分子日夜進行跟蹤監視。袁庚富有作戰經驗，他建議：在使館保衛小組下，設立一個類似作戰室的小機構，針對“湘江案”繪製一個敵情組織系統表，把特務的姓名、住址、可疑地點以及相互關係都列出來；把每天的敵情變化都標在示意圖上；並制定人物卡片，查明他們的身份、地址和活動情況，為粉碎“湘江案”做必要的準備工作。

隨後，袁庚指示我潛伏人員密切注視金邊與西貢的特務動向，及時提供情報。

4月16日，袁庚收到我潛伏人員的報告：潛伏人員替金邊蔣特運進帶有電線的銅管，在路上丟失一支，餘下一支於當晚交給“金邊組”副組長農稔祥。袁庚對此十分重視，經保衛小組研究，一致肯定這兩支銅管就是美軍用的電導火雷管。使館隨即將情況報告國內。

4月22日淩晨2時，設在調查部的安全小組辦公室值班員關奎章，突然接到有關部門的緊急電話，說根據確切情報，蔣特“湘江案”的具體計劃是，從金邊機場至皇宮的公路上，採用挖掘地道、埋藏炸藥的方法，對劉少奇的座車實施爆破。但具體爆破地點不詳。關奎章立即報告辦公室負責人陳峰，陳峰隨即報告孔原。淩晨5時至6時，孔原、馮鉉(中央調查部副部長)、淩雲(公安部副部長)即去楊尚昆處彙報。楊尚昆感到敵情嚴重，於22日召開安全小組會議進行研究，並向周總理作了彙報。周總理指示：儘快將此情況通報給代表團和我駐柬使館，要使館即告柬方，並迅速查明爆破地點、器材存放地點和執行人。

袁庚接到電報後心急如焚，決定速與一名潛伏人員接頭，要他即與另一名擔任交通員的潛伏人員取得聯繫，瞭解蔣特傳遞信件的情況。因“金邊組”和“西貢指揮站”之間沒有電臺聯繫，完全靠地面交通。據潛伏人員報告，“金邊組”負責人近幾天連續發出10封信，可是西貢方面聯絡人一直沒有來取。袁庚認為，這些信件肯定與“湘江案”有關，一定要截取查明。

袁庚獲信後打開一看，其中有8封信字大、行疏、紙皺。他憑經驗斷定，信上必有密寫。使館先請國內告知破密方法，然後用了兩天時問反復試驗，根本無法破密。於是又電告國內，速派破密專家來柬。

中央決定劉少奇訪柬計劃不變

正當我駐柬使館忙於破密之時，陳叔亮大使根據國內4月22日指示，將蔣特挖地道爆破的情報通報柬方。當日，柬埔寨外交部部長胡森巴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