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55年5月13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報告時就提出：“解放臺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臺灣。”這是中共第一次公開提出和平解放臺灣的政策。

到了1960年5月24日，經過毛澤東的審定，周恩來又提出了“一綱四目”的方針。“一綱”，即臺灣必須統一於中國。“四目”是：一、臺灣回歸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蔣介石，陳誠、蔣經國亦悉由蔣意重用；二、臺灣所有軍政及建設經費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三、臺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征得蔣之同意後進行；四、互約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舉。

上世紀50年代的兩次台海危機之後，大陸對台工作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進展，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大陸對台工作基本上是以促進海峽兩岸和平統一為主導方針的，台海局勢一度趨向緩和。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情況發生了重大轉變。1966年6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一定要把五星紅旗插到臺灣省》的社論，社論提出“解放臺灣省，把美帝國主義從臺灣省趕出去，使在美蔣反動統治下過著痛苦生活的臺灣同胞回到祖國懷抱，完成統一祖國的偉大事業，這是中國人民的神聖任務。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省，一定要把五星紅旗插到臺灣省，一定要把美國侵略者從臺灣省趕出去。”又重提了已經多年未提的“一定要解放臺灣”的口號。這篇社論是文革開始後中共對台政策發生重大轉變的標誌。

1968年lO月，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中，也提出“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作為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也改變了過去贊同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主張，提出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繼續”。1969年4月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九大上作報告時提出“中國革命的勝利是打出來的”，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定要解放自己的神聖領土臺灣。”

在文革發生以前，大陸的對台工作主要依靠全國政協、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共中央對台工作辦公室和各民主黨派、愛國民主人士來開展。文革開始後，中共黨內負責對台工作的主要領導幹部羅瑞卿、楊尚昆、徐冰、孔原、羅青長等被打倒或受到衝擊，中共統戰部門被污蔑為“牛鬼蛇神的庇護所”、“資本主義復辟部”，中共中央對台工作辦公室被污蔑為“特務據點”，中共廣大統戰工作幹部也被誣衊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在紅衛兵的衝擊下，全國政協機關和各民主黨派中央領導機關于1966年8月相繼停止辦公。與臺灣各方面人士聯繫較多，在海峽兩岸之間起著不可替代的紐帶作用的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等民主黨派的各級領導人被當成“牛鬼蛇神”，受到嚴重衝擊，有的民主人士甚至被迫害致死。為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做出過巨大貢獻，在海峽兩岸均有著重要影響力和很高知名度的民主人士宋慶齡、何香凝、李宗仁、張治中、邵力子等人，在文革初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這些“左”的錯誤做法，使擔負大陸對台工作的主要機構陷入癱瘓，相關工作人員無法開展工作，有關人士不能發揮他們的作用，大陸的對台工作基本停頓，海峽兩岸之間的聯繫中斷。

大陸發生的文化大革命雖然沒有直接波及臺灣，但也在臺灣島內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國民黨當局又借機發起了新一輪的反共高潮，大陸民眾和臺灣民眾之間的隔閡日益加深，給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增加了許多障礙。

在20世紀50年代兩次台海危機以後，臺灣的國民黨當局意識到“軍事反攻大陸”的計劃難以實現，被迫進行政策調整。1958年10月23日，蔣介石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會談公報發表，宣佈臺灣國民黨當局原則上放棄武力反攻大陸，將“反攻大陸”的口號改為“光復大陸”。12月24日，蔣介石在“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光復大陸”要“以主義為主，以軍事為輔，以憲法作為反攻武器，隨時掌握中共動態以策進對案。”這標誌著國民黨大陸政策的重大調整，由過去的“軍事反攻大陸”改為“政治光復大陸”。

1963年11月召開的國民黨“九全”大會進一步提出了“反攻複國總體戰”，指出“反共鬥爭是一種長期的總體戰”，不僅僅限於一時的軍事作戰，還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個方面，而國民黨的中心任務是以“七分政治”和“三分軍事”，開展對大陸的所謂“政治作戰”。這標誌著國民黨正式調整大陸政策，決定將大規模的軍事對抗轉為局部範圍的軍事對峙。

國民黨大陸政策的調整雖然是迫於國際形勢和島內形勢而做出的，所謂政治光復大陸的政策實質上沒有放棄其反共立場，但客觀上減少了與大陸直接的、激烈的軍事衝突，在實際中與大陸方面促進海峽兩岸和平統一的努力起到了相互配合的作用，共同促使海峽兩岸關係趨向緩和。

大陸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出現了一系列“左”的錯誤做法。在文革初期，大陸紀念孫中山先生的活動一度中斷，1971年9月間，江青說，香山碧雲寺那個地方實在太好了，可惜被孫中山這個“牛鬼蛇神”給占了。9月9日，江青竟然下令封閉了北京香山碧雲寺內的孫中山紀念堂。在文革初期的混亂中，孫中山先生夫人宋慶齡的住宅被紅衛兵包圍衝擊，1965年7月才剛剛歸國的原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夫婦亦險遭紅衛兵的衝擊。浙江奉化蔣介石母親的陵墓和蔣介石前妻毛福梅的陵墓在文革初期也遭到紅衛兵的破壞。許多與臺灣方面有關係的人士，包括在大陸的臺胞、臺屬等，均遭到一定程度的衝擊，一些原本已被特赦、已經妥善安排工作的原國民黨戰犯也被當成“國民黨殘餘勢力”而受到衝擊，有的被迫害致死。

此外，在文革初期廣泛開展的“破四舊”運動中，許多古籍珍本被焚燒，許多文物字畫被搗毀，許多名勝古跡遭到嚴重破壞，文化遺產遭受了巨大損失。所有這些錯誤做法，一時間在臺灣島內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1966年10月10日的《聯合報》以整版刊登了一組由該報記者集體執筆的文章，以“中國歷史文化的空前浩劫”為總標題，分別介紹了文革發生以來北京、南京、廣州、武漢、杭州等地文物古跡遭到破壞的情況，並稱中共“驅使紅衛兵來徹底地摧毀中國固有文化，正是他們一貫的作風。”臺灣各界人士22萬多人參加的“雙十國慶”大會發表宣言，表示：“我們要發揚歷史文化，光大倫理道德，確保先聖先賢列祖列宗遺下之豐富文化遺產。”

國民黨當局則借大陸文革之機加緊反共活動，企圖實現其“光復大陸”的夢想。1966年lO月9日蔣介石發表“告中共黨人書”，稱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是要將“凡是有知識、有思想、過去有功績、有貢獻的共党幹部和一般黨員團員，藉此來整肅清除”，讓“紅衛兵”成為共產黨的接班人。10日，蔣介石又發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指責紅衛兵“盲動亂鬥”，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是“必欲毀滅我國五千年傳統文化為其目標的思想與行動”，並以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捍衛者自居，聲稱要“以保衛其民族正氣的歷史文化，大義凜然的堅決行動來拯救大陸同胞自任”。10月21日，蔣介石在對“第十四屆華僑節”的書面致詞中，鼓動廣大華僑“發揚民族精神，為維護傳統文化，作最大之努力”，並“一致聲討”大陸的文革“罪行”，同時提出對大陸進行經濟制裁，要廣大華僑“處處抵制，人人力行，以擴大經濟制裁之影響。”國民黨當局還下令將蔣介石的文告以熱氣球空飄大陸，國民黨設在金門、馬祖的廣’播電臺也對福建等地加強廣播，台軍設在“前線”的喊話站則直接向對岸展開喊話。

1967年，國民黨當局發起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並于當年7月28日成立了由蔣介石親任會長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動委員會”。1968年11月12日，蔣介石在“國父誕辰暨文化復興節紀念大會”上致詞時提出，“中華文化的精髓，就是以倫理、民主、科學為內涵的三民主義”，“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乃為倫理、民主、科學之發皇，亦即為三民主義的實踐運動”。

蔣介石和臺灣當局一再把“復興中華文化”、“解救大陸同胞”和其“反攻複國大業”聯繫起來，當然有其鞏固自身統治的需要，但不容忽視的是，大陸文革初期種種“左”的錯誤做法，確實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疑慮和普通臺灣民眾的恐慌。

對於大陸文革初期的政治動亂局面，臺灣當局一度感到十分緊張，命令台軍“注意大陸‘紅衛兵’的發展和動向”，並隨時關注中共文化大革命的目標，後來發現中共無意攻台，便轉而幸災樂禍。國民黨元老谷正綱撰文稱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這一年中“引起舉世矚目注視的重大事件”，反映出中共政權“真正已瀕山窮水盡的絕境，面臨分崩離析的噩運”，並斷言文革將“埋葬共產主義”。蔣介石在1970年的“元旦文告”中評論大陸的政局，稱中共雖已召開“九大”，但政治秩序依然混亂，“軍隊火併，工農互鬥，青年勞改……實已使它本身造成了‘土崩瓦解’的絕症末路”。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宣佈驅逐臺灣當局的代表。蔣介石隨即於次日發表“告全國同胞書”，針對大陸剛剛發生不久的“九一三”事件，蔣聲稱二十年來中共內部不斷發生奪權鬥爭，近來愈演愈烈，可以充分說明毛澤東思想與共產主義制度“均已完全破產”，並表示“當前的國際形勢雖然很險惡”，只要國民黨當局和臺灣民眾“精誠團結，協力同心”，必能“拯救同胞，光復大陸”。臺灣當局“教育部”隨後還把蔣介石的文告編入高中國文課本，加緊對廣大中小學生進行所謂“心防”教育。12月20日，臺灣當局“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在接見出席“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會”的日方代表時明確表示：“所謂國共談判，是絕無可能的。”

1972年6月，蔣經國接任臺灣當局“行政院長”，掌握了臺灣的軍政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