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北的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日前舉行成立周年慶祝酒會及「打造城市文化旅遊」座談會，澳門特區政府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譚俊榮赴台出席，旅遊局長文綺華，民用航空局副局長方志文等澳門特區政府官員出席。這與去年經濟文化辦事處成立之時，是由社會文化司司長張裕率團前往觀禮，譚俊榮也參加的「規格」相比，相對上低了一些，這當然也有成立儀式應較為隆重之故。但從總體來看，仍讓人有「刻意壓抑」之感。不但是澳門特區政府仍有種種顧忌，即使是看來十分渴望提升澳台官方關係層級的台灣「陸委會」，態度更為「冷淡」，只是派出了屬於十一職等的港澳處副處長黃秀嫚出席，與相等於十二職等的譚俊榮、文綺華以至是梁潔芝等，並不相對應。
當天臺灣方面出席酒會的，是有一位部長級人物，那是張京育。他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曾任過「行政院政務委員」，也曾任過幾年的「陸委會」主委。遺憾的是，他在海基會首任董事長辜振甫訪問北京，江澤民在接見時進提出兩岸進行互相對話的訴求之後，當即作了熱烈回應，表示「兩岸政治對話是政治談判的初級階段」，「提前進入《國統綱領》中程階段」，結果被當時已經委託蔡英文、張榮豐等人秘密研擬「兩國論」的李登輝，認為不符合自己兩岸定位主調，因而免掉了他的「陸委會」主委職務，改派曾任「陸委會」副主委，在「新聞局長」任內親筆撰寫被認為符合自己「心裡面兩岸政策」的《一個分治的中國》說貼的蘇起接任主委。因而張京育前天出席酒會，也只能是以中華兩岸經貿投資文化教育協會理事長的民間身份。
這就形成了一種頗為有趣的現象：一方面，兩岸交流已經發展到一個較為高級的階段，大陸地區的部長級高官，相關國務院相關部委的「一把手」，及各省、區、市的黨委書記和行政首長，以至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都紛紛絡繹不絕地訪問台灣；而台灣的相關部長級的官員，也曾以各種適當的名義「登陸」，並與大陸的相對應官員進行公開或不公開的接觸；在兩岸兩會的協商中，兩岸的相關行政主管官員，分別以兩會成員的名義上桌談判；最近，在世界衛生大會上，大陸國務院衛生暨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李斌，也與台灣「衛生署長」邱文達進行了接觸，打破了「不在國際場合接觸」的禁忌。因此，兩岸的官方接觸，已達到一個較為高級的階段。
但另一方面，在澳門，本來按照「一國兩制」方針，尤其是作為向台灣地區示範和平統一的特別行政區，在於台灣進行交流的議題上，應當是比內地更寬鬆，可以進行更廣泛、更密切的官方接觸，並就雙方共同關心的議題，攸關兩地民眾利益的議題，進行協商並簽署合作協議。但與兩岸之間的交流態勢相比，澳台之間的交流卻是顯得較為保守了。澳門特區沒有多少官方人員訪問台灣，而台灣也沒有多少官方人員對澳門進行正式或工作訪問。另外，相對於內地各級政府都設有台灣事務辦公室，連縣一級也不例外；台灣「陸委會」內也設有一個港澳處；而作為省一級行政區域的澳門特區，卻是付諸厥如。在行政區劃上，澳門特區相當於內地的一個省級單位，因而行政長官的位階，與內地的省長、自治區區長或直轄市市長平行。既然內地都已經有那麼多的省長、自治區區長及直轄市長訪問台灣，為何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澳門，行政長官就不可以訪問台灣？
儘管澳台之間的民間交流確是頗為熱絡，但在「交流」這個大範疇內，形成了「民熱官冷」的景象，民間交流轟轟烈烈，官方卻是冷冷清清，「民熱」卻被「官冷」中和抵消掉了。這就令人感覺到「一國兩制」的優勢未被充分發揮好，和平統一的示範作用也未能完全凸顯出來。
這就使得一些攸關兩地居民利益的議題，未能得到很好的落實。實際上，有一些議題是必須進行官方協商才能達成的，但卻因為澳門方面對「官方接觸」仍然持抱顧忌心情，因而遲遲未能獲得落實。比如，關於澳門大專院校的學歷獲得台灣官方認可的議題，就應由澳門特區政府高教辦與台灣地區的「教育部」進行官方協商。本來雙方亦均有此誠意，但進度卻是較為緩慢，據說其原因，除了是澳門特區方面尚未能設立一套規範的學術鑑證機制之外，就是因為雙方尚未就此進行官方的協商。
又如，本來，按照《澳門基本法》規定，澳門是一個自由港，也是「WTO」的會員體，就可以與也是「WTO」會員體的「台澎金馬單獨經濟區」洽簽「自由貿易區」協議，以加強兩地的經濟聯繫。何況，這對兩岸四地共同構築「大中華經濟圈」，以「經濟統一」來推動「政治統一」，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澳門特區已經與內地簽署「CEPA」,兩岸也已簽署「ECFA」的有利條件之下，澳門卻無人提起要與台灣進行洽簽類似「CEPA」或「ECFA」協議的話題。按道理，內地尚不是完全的自由經濟體系，都可以分別與自由經濟體系較為發達的港澳臺簽署「準自由貿易協議」了，同樣是實現成熟的自由經濟體系的澳門與台灣，是更有條件簽署「自由貿易區」協議的。
還有一個並非是屬於澳台官方關係，但卻是攸關數千澳門居民政治權利的議題，也得不到相關部門的重視。那就是今年的第五屆立法會選舉就要進行了，在台灣讀書的數千名澳門學生，有著「不在籍投票」的強烈願望。因為九月十五日投票的當日，他們所就讀的學校已經開學，他們必須返臺上課，而且他們的離台出境便利措施尚未得到落實，使得他們不可能返回澳門投票，令到他們應有的政治權利受到剝奪。特區政府是否可以交由臺北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辦理，讓他們能夠籍著「不在籍投票」方式，行使其政治權利？倘答案是肯定的話，在北京就讀的澳門學生，也應由駐京辦承擔起這個責任。
誠然，「錢七條」有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與台灣地區之間以各種名義進行的官方接觸往來、商談、簽署協議和設立機構，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或經中央人民政府具體授權，由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批准。」根據這一規定，澳門特區與台灣地區發生熱任何官方關係，必須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導。但回頭看，現在連中央人民政府自己，都是進行那麼高層次的官方接觸了，其實就無須介意作為地方行政區域，尤其是實行「一國兩制」的澳門特區，與台灣進行適當的官方接觸了，可以適當地放寬授權。何況，澳門還有一個「示範」的任務。另外，「錢七條」發表的時機，是李登輝惡化兩岸關係之時，兩岸之間基本上沒有官方互動。而在後來，除了是「胡連會」達成《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之外，隨著承認「九二共識」的馬英九上臺，恢復兩岸談判，舉行了八次「陳江會」並簽署了十八項協議，目前很快就要簽署兩岸互設辦事機構的協議的；北京也正在呼籲進行兩岸政治對話，而政治對話也就必然是由官方人員主持。因此，對澳台之間的官方關係，應有較為寬鬆的放權。
看來，無論是主導澳門特區對台灣進行官方接觸的中央政府相關部門，還是澳門特區政府自己，都需要思想再解放一點，步子邁得更大一點，推動澳台關係深入發展，從而推動兩岸關係跨過「深水區」，為促進兩岸政治對話「敲邊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