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場“防修返修”的政治熱潮，中聯部３位部長甘冒風險致信中央，建議對外採取緩和方針。

因為事涉敏感，沒有像往常一樣上報“小平同志並中央”，而是以個人名義寫給了周恩來等３人。

2011年12月25日，是蘇聯解體20周年紀念日。2012年，中蘇十年論戰又被一些人反復談起，意欲肯定這場論戰。

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這場論戰，可說是發動“文革”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因為“左”的思想在對待國際和國內問題上，是互相影響的。

對於文革，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已做出了全面否定的結論。而對“十年論戰”，至今尚未有權威性的結論。

當時，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簡稱中聯部）作為中央處理國際問題的職能部門，承擔著同蘇聯共產黨及各國共產黨的聯絡工作，為大論戰服務是其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由於論戰需要，我於1960年6月從北京外國語學院德語系提前畢業，分配到中聯部，參與了論戰公開階段的全過程。作為見證人，有必要把我的經歷和思考記錄下來。

為論戰提前畢業

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會議，是中蘇關係的一個轉折點。

6月24日至26日，利用羅馬尼亞工人党召開代表大會之機，在布加勒斯特舉行了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會議前夕，蘇共代表團突然散發和宣讀了蘇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通知書，對中共發起突然襲擊，指責中共是“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以彭真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則發表書面聲明稱：我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原則上，是同赫魯曉夫有分歧的。

至此，始於1956年的中蘇論戰，從內部爭議和影射攻擊，逐步走向了公開爭論。

這次會議也成了我命運的一個轉折點。6月底的一天中午，正在北京外國語學院讀四年級的我，突然被系黨總支書記找去談話。這一年，學校從四年制改為五年制，沒有畢業生。為了論戰的需要，學德語的我，與學法語和西班牙語的兩個同年級同學一起，被選入中聯部，等不到7月份學期結束，就被要求立即去中聯部報到。

現在想來，我之所以會被選中，可能因為我出生于工人家庭，中學就已入黨，當時是班上的黨支部書記。而且，我出生的上海有重視外語的傳統，基礎較好。

幾天後，24歲的我帶著簡單的行李，叫了輛三輪車，去位於北京市復興大路18號、木樨地橋附近的中聯部報到。那一帶非常荒涼，屬於保密單位的中聯部又沒有掛牌（1971年耿飆任中聯部部長後始掛牌），好不容易才找到地方。

神秘的中聯部大院掩映在樹叢中，分為東院和西院，東院由兩棟辦公樓和一棟部長樓（即“南小樓”）組成，西院包括一棟“工字樓”（外國黨代表團駐地），也是部領導的住處，我們是進不去的。

我被分在中聯部一處（即後來的蘇聯東歐局。當時部下屬一級在政府系統稱“司”，在黨的系統稱“處”），處長葉蠖生，著名歷史學家，我在上海讀中學時的歷史課本就是他編寫的。一處有30多個人，以學俄語的為主。

我所在的德語組共4個人，我是最年輕的，因沒有家累，撲在工作上的時間多，筆頭又比較快，頗受葉蠖生重視。

我們的日常工作是看各種材料。材料來源有三：1.東德、西德的原文報刊；2.新華社編印的參考資料；3.各國使館報送的材料。

當時，我們積累資料靠卡片，有一個大櫃子專門存放這些卡片，分成一格一格的，像中藥鋪似的，上面分門別類貼著標簽。

東歐四國黨代會

中聯部分管一處工作的是副部長伍修權。由於論戰的緊張，伍修權幾乎每天都來葉蠖生的辦公室。他尊稱其為“葉老”，有事總是自己登下屬的門，材料搞好了再自己來拿。

當時，中聯部主要的工作任務是：收集蘇共及各黨的動向和言論，提出政策性建議；參加中蘇兩黨會談和世界共產黨國際會議，準備各種材料。

為配合中蘇論戰，中聯部還有一個繁重任務：編寫幾套叢書。根據中央指示，中聯部收集、編印了近千萬字的資料，編輯成冊的約400萬字，共分三個方面：封面紅字的為馬恩列斯以及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論述；“灰皮書”，從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到現代修正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言論，包括伯恩斯坦、考茨基、赫魯曉夫和鐵托等人的言論；“白皮書”，有關帝國主義國家擴軍備戰和資本主義國家現狀的資料。

1962年12月至1963年1月，東歐四國執政的共產黨相繼召開黨代會，中共中央派出了由伍修權為團長的代表團。在保加利亞、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黨代會期間，中共代表團與蘇聯東歐國家的代表團都發生了爭論，因此，對於最後一國即東德的黨代會，中聯部做了更充分的準備。

德國統一社會黨代表大會于1963年1月15日至21日召開。該黨總書記烏布利希在總結報告中說，中共拒絕和平共處原則將導致戰爭，中印邊界衝突是由於中國未遵守和平共處的原則引起的等等。赫魯曉夫致詞時，則突然建議從現在起停止各黨之間的公開論戰。中共代表團將新情況及時向中央作了報告。

原來準備的賀詞是葉蠖生佈置我起草的，後來我又參與了賀詞審定稿的起草，增加了以下新內容：對蘇聯的和解建議，表示要聽其言觀其行，反對搞假團結真分裂；對利用自己的黨代表大會攻擊另一些兄弟黨的做法，表示了“極大遺憾”。

伍修權致講到上述內容時，大會主席一再阻止，會場上發出叫喊聲、口哨聲和跺腳聲，成了一場攻擊中共的鬧劇。伍修權離開講稿，臨時加了一句話：“你們這樣做很好，這就使我看到了你們德國同志的‘文明’。”

之後，中共中央決定發表一篇文章，進行反擊。中聯部起草了初稿，最後作為《人民日報》社論《在莫斯科宣言和聲明的基礎上團結起來》，於1月27日發表。

神秘的釣魚臺8號樓

隨著論戰的升級，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反修文章起草小組。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正式成立了這個小組，直屬政治局常委領導。組長康生，副組長吳冷西，小組成員有廖承志、伍修權、劉甯一、章漢夫、孔原、喬冠華、熊複、胡繩、許立群、姚溱、王力、範若愚等。

其中，來自中聯部的有副部長伍修權、劉寧一，副秘書長熊複，以及九處（對外宣傳和教育處）處長王力。

起草小組集中在釣魚臺8號樓工作，因此被稱為“釣魚臺寫作班子”，是保密單位。寫作班子起草的初稿先報鄧小平領導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最後由毛澤東和中央常委審定。

7月，在莫斯科舉行了中蘇兩黨會談。會談期間，蘇共中央突然發表了《給蘇共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公開了中蘇分歧，全面攻擊中共的觀點。8月初，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會，決定予以公開回擊。中蘇論戰由此進入高潮。

中蘇十年論戰的主要階段

一、從1956年至1960年，內部爭論期。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作秘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中方發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表示不同意其“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做法。

二、從1960年至1963年，矛盾激化期。蘇共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攻擊中共，後又撤走援華專家；中共則發表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等“前7篇”，不點名地批評蘇共領導人。

三、從1963年至1964年，公開大論戰期。蘇共一年內發表了3000篇反華文章和材料，中共則發表了“九評”。

四、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臺後的時期。中共繼續批判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路線。

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連續發表了九篇評論文章（即“九評”），以激烈的言辭批駁了公開信的觀點。

當時，我與寫作班子多有聯繫，經常按要求提供材料。他們需要的材料，有時候是比較系統的分析性文章，如德國黨是怎麼看待中蘇分歧的？他們發表了哪些文章，觀點是什麼？有時候是很細的具體材料，如烏布利希是如何攻擊中國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原話是什麼？

1963年8月底，根據寫作班子的要求，部領導佈置我撰寫共運論戰的大事記，供寫作班子寫“九評”中的第一評《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參考。我在5天內完成，受到了好評。

這些材料，有時候先報給伍修權，有時候由於要得很急，領導就讓我不用上報，直接送到釣魚臺去。

釣魚臺離得不遠，我一般都走著去。趕上飯點，可以在釣魚臺的大食堂吃飯，有時候還能沾光看內部電影，都是原版的，現場同聲傳譯。

1964年7月14日，發表了第九評，也是“九評”系列的壓軸戲：《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毛澤東對全文作了大量修改，標題也是他確定的。

這篇文章是在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指導下寫成的。文中引用了毛澤東1963年5月7日的一段批示，也是文革時經常引用的：“（如果不抓階級鬥爭等問題）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這種對國際共運和中國國內形勢的嚴重錯誤估計，是“九評”中“左”傾思想的要害，也是導致後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根源。

1966年春，釣魚臺反修文章寫作班子宣告結束。康生、王力留在了釣魚臺，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由王力等人主筆，在釣魚臺8號樓起草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文革開始後，康生取代鄧小平，領導中聯部。王力也由中聯部的一個處長一躍而升任副秘書長、副部長。

王稼祥遭冤屈

中蘇論戰進入高潮時，中聯部部長王稼祥實際上已經“靠邊站”了。

對於這場“防修反修”的政治熱潮，頭腦冷靜的王稼祥一直是有一些憂慮的。他感到，中國剛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在國際上又同蘇聯、美國和印度嚴重對立，強調鬥爭太多，不太講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