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巡視組又來了

回溯歷史可以發現,契合了列寧主義治黨原則的巡視制度,其初衷在於維護中央權威,保證政令暢通。近日開啟的新一輪巡視,才首次將「反腐敗」拔高至首要位置,因而被視作一次重要變革。

5月31日,在中央巡視組進駐的第5天,中儲糧黑龍江林甸直屬庫發生火災,5.14萬噸糧食過火,損失超過三百萬元。

時間上的巧合令人浮想聯翩,好事者搬出典故,暗示可能的隱秘圖謀:1923年6月,紫禁城建福宮大火,無數珍寶損毀,末代皇帝溥儀懷疑,是清查藏寶的旨意令慣於偷盜的太監們鋌而走險,縱火滅跡。

欽差離京查案,貪官從中作梗——清宮戲和帝王劇裏的橋段,邏輯簡單而清晰。當然,輿論的興奮更多源自現實的印證,從2003年中共中央啟動巡視制度以來,已經有陳良宇、侯伍傑、徐國健、李寶金、杜世成、黃瑤等高官因之落馬,問題官員似乎理應恐慌。

回溯歷史可以發現,契合列寧主義治黨原則的巡視制度,其初衷在於維護中央權威,保證政令暢通,反腐敗也許僅是其“副產品”,抑或手段。近日開啟的新一輪巡視,才首次將“反腐敗”拔高至首要位置,因而被視作一次重要變革。

中央巡視組又來了,這次任務不一樣。

“一句話查出一個死緩”

6月3日傍晚,兩名老者在北京友誼賓館門前徘徊許久,詢問門外保安:“中央巡視組在不在這兒?”回答是,“不清楚。”

5月17日,中央巡視工作動員暨培訓大會召開,26天后,10個巡視組分別進駐內蒙古、江西、湖北、重慶、貴州、水利部、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出版集團,以及中國人民大學。

在中央巡視組公佈的聯繫方式裏,第一巡視組的通訊地址為“北京市海澱區中關村南大街1號100086信箱36分箱”。

“我猜‘中關村南大街1號100086信箱’應是郵箱地址,不是辦公地址,但還想試試,想有個跟中央對話的機會。”按街道牌號摸索到友誼賓館的一名老者告訴《新京報》記者。巡視組等於中央,幾乎所有人都這麼認為,2011年在上海,曾有人拖著棉被、床墊,排隊11小時領取號牌,也只為“見中央一面”。

媒體報道也在助長這種熱情。

2005年,在與巡視組個別談話時,天津市檢察院原檢察長李寶金誇下海口,“來天津你們想辦什麼事就找我,市長辦不了的事我都能辦。”巡視組組長祁培文感到困惑,檢察長何以擁有如此大權力?後來,一位當地老闆向他解讀其中涵義,“你不給他辦,他就辦你,就是利用查案職權,抓你小辮子。”2006年,盤踞天津政法界45年的李寶金落馬,終獲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一句話查出一個死緩來。”祁培文的話佔據了各大網站的顯要位置。因談話中的“蛛絲馬跡”而隕落的高官,還包括陳良宇、侯伍傑、徐國健等。而省級巡視組4年裏移交的問題線索,更涉及一百餘名廳級和七百多名處級幹部。

身負各種“神奇”,巡視組幾乎成為非常設的反貪局。2012年年底,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說,巡視組與幹部面談的首要問題並非反腐,而是科學發展觀與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等話題。

黨史裏的巡視制度

與幹部面談科學發展觀,事關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能否貫徹——它似乎與反腐敗同樣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話。對權威渙散、政令不通的焦慮,在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就已經顯現。

在黨史的述中,1927年“大革命”失敗,中共“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中共“六大”還提出要用“工農分子的新幹部替換非無產階級的智識分子之幹部”。但是,“往往在各地並不執行”,決議無法貫徹。

在組織渙散的危機下,中國共產黨接受了共產國際派來的巡視員的建議,為自身引入巡視制度。1928年10月,中共中央發佈“第五號通告”,正式頒佈黨內《巡視條例》,派出巡視員瞭解基層黨組織狀況,推動執行中央決議,巡視員成為“中央對各地黨部考察和指導工作的全權代表”,用以保證政令暢通。

抗戰開始後,巡視制度事實上廢止。直到1996年,中紀委制定了《關於建立巡視制度的試行辦法》,並於2003年正式派出巡視組,巡視制度才被恢復。

在中共黨內巡視制度重啟同時,歷史學者也開始建設性反思。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者何益忠認為,巡視制度本身蘊含風險,如1931年王明掌握中共領導權後,排斥異己,主張武裝奪取城市,最終導致中共慘敗。王明推行其路線手段,就是向各根據地派出巡視員——巡視成了殘酷政治鬥爭的工具。

“巡視制度的實際效果以上級組織的‘絕對正確’為前提”,何益忠認為,“如果共產國際、黨中央的決策不正確,則巡視制度可能會放大錯誤。這就需要黨內民主。”

事實上,在1996年至2003年的摸索運行階段,巡視制度主要職能被設定為“發現和反映腐敗線索”,為辦案提供服務。但到2003年巡視制度正式運行時,中共中央擴展了巡視內容,用以貫徹中央意志。

按2009年《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最終確定的巡視內容,“貫徹黨的方針路線”被置於首位,其次是執行民主集中制情況,“黨風廉政建設”並不十分突出。

“發揮震懾力”

經歷了多次沿革,此輪巡視被視作又一次大調整。

習近平要求,中央巡視組要落實監督責任,敢於碰硬,發揮震懾力,遏制腐敗現象蔓延的勢頭。王岐山把中央巡視組比作“千里眼”,要找出“老虎”和“蒼蠅”,對違紀違法問題早發現、早報告。

北航廉政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認為,中央巡視組提出的工作重點相對集中,意味著巡視重心轉向發現和反映違法違紀線索。

一是黨風廉政,是否有權錢交易、貪汙賄賂;二是“八項規定”,是否存在官僚主義和奢靡之風;三是政治紀律,是否對中央陽奉陰違;四是民主集中制和用人,是否獨斷專行、買官賣官、搞團夥等——這是中央第五巡視組組長徐光春在重慶召開動員大會時,宣佈的4個重點。不過,也許是駐地為重慶緣故,媒體報道徐光春講話時,都放大了“對中央陽奉陰違”這一條。

任務變化,組織也在變。巡視組組長由“職務”變為“任務”,組長不再是“鐵帽子”,而改為“一次一授權”。抽查領導幹部報告的個人重大事項,也首次被許可為巡視組的工作手段。不過,任建明認為,中央巡視組的監督對像是省部級領導幹部,必將遇到諸多幹擾,抽查的真實性很難核實。

除了幹擾和阻撓,也許還有收買。2011年,湖北省委巡視組在國家級貧困縣秭歸縣巡視時,地方超標款待,13人在二十多天內開銷八十多萬元。此次巡視顯然吸取了教訓,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駐江西的中央第八巡視組在南昌的濱江賓館落腳,標準間每間260元。

巡視制度真能起到反腐效果嗎?陳良宇案的深層細節是個好的說明。2005年,中央巡視組完成對上海巡視後不到一年,上海社保案爆發,陳良宇受賄指控總額239萬元,除23萬港幣和10萬人民幣外,其餘全部由其家人收受。而其親友的違法線索,就來自中央巡視組與當地幹部的談話。

官方希望以同樣方式發現更多腐敗線索,民間也正拭目以待。

(林珊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