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中央巡視組抵達重慶時，一切都悄無聲息。“來的時候一點徵兆都沒有。”重慶相關部門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他們事先對此毫不知情。“巡視組到了之後，才接到通知。”

巡視組到來後，一切似乎也都風平浪靜。巡視組公開了電話、郵箱等聯繫方式，收集各方舉報信息。重慶市委市政府要求接受巡視組調查的人員全力配合，如實彙報，目前主要的調查方式是走訪、談話和看材料，同時也參考過往重大信訪事件反映的問題。不過，具體有哪些部門和哪些人員接受調查，“暫時不方便公開”。

在重慶大街小巷，中央巡視組是個令人興奮的話題。人們猜測巡視組進駐重慶的背後原因，希望巡視組的到來能夠給那些買官賣官、貪汙腐敗官員一個震懾。對於那些曾經因官員腐敗而遭遇不公的人來說，巡視組的到來也燃起了他們的新希望。有人高興地說，這一次也許真的是“救星”到了。記者瞭解到，一些人已經通過不同渠道向巡視組提交了材料，但截至發稿前，尚未有人得到回復。

找出“老虎”和“蒼蠅”

儘管行動低調，但今年的中央巡視組自公開行程的那一日起，就受到了不同尋常的關注。

“要找出‘老虎’和‘蒼蠅’。”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出席中央巡視工作動員暨培訓會議上指出了此次巡視工作的要義。他為10個巡視組圈定了4個工作重點，分別是：著力發現領導幹部是否存在權錢交易、以權謀私、貪汙賄賂、腐化墮落等違紀違法問題；著力發現是否存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等問題；著力發現是否存在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問題；著力發現是否存在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

王岐山還指出，巡視工作要與時俱進，創新方式方法，要關口前移，“下沉一級”瞭解幹部情況，對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進行抽查，提高巡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此次巡視，王岐山將是整個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組長。

分析人士認為，中央巡視組的新動向和王岐山的反腐思路是一致的。自上任中紀委書記以來，王岐山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要重點抓好維護黨的政治紀律工作，對落實中央“八項規定”執好紀、問好責、把好關，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既要堅持打持久戰，也要打好殲滅戰，以及保持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既要打“老虎”，又要拍“蒼蠅”，等等。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劉長敏表示，此前的巡視工作也有對黨風廉政建設和自身廉政勤政的考察，但沒有提升到如此重要和緊迫的程度，這次直奔問題的巡視風格，說明中央“老虎”、“蒼蠅”一起打的決心之大。

中央巡視工作動員會後，5月27日，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召開動員大會，宣佈由劉偉帶隊的中央第一巡視組進駐該公司；同日，王鴻舉帶隊中央第八巡視組進駐江西；5月29日，張文嶽帶隊的中央第六巡視組進駐貴州；5月30日，徐光春帶隊的中央第五巡視組抵達重慶；6月3日，陳際瓦帶隊的中央第十巡視組進駐中國人民大學開展巡視工作……目前，全國共有10個巡視組分赴內蒙古、江西、湖北、重慶、貴州、水利部、中儲糧、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出版集團、中國人民大學等地區和單位開展工作，這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上任以來的第一輪巡視。6月4日，10個巡視組已全部就位。

各大巡視組組長的身份迅速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進駐重慶的第五巡視組組長徐光春歷任廣電總局局長、河南省委書記；進駐江西的第八巡視組組長王鴻舉擔任過重慶市市長；進駐貴州的第六巡視組組長張文岳擔任過遼寧省委書記……“中央巡視組組長一般從已離開一線崗位、但還未滿70歲的省部級正職官員中選任。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退休以後，他們已經跳出原有的利益圈子了，在巡視工作中本身沒有太多牽掛和顧忌；第二，他們在政府機構工作多年，經驗豐富，對哪里比較容易出現漏洞和問題也更清楚。”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

此次巡視中，中紀委改革了巡視組組長的任命模式。原來的規定是，巡視組組長一般工作到年滿70歲才進行調整。這次，巡視組組長由“職務”變為“任務”，組長不再是“鐵帽子”，而改為“一次一授權”，也就是根據每次巡視的特點，選任負責人。“這對於保證巡視組自身的廉潔也是相當重要的。”竹立家說，根據現在的制度，一次巡視結束以後，組長自動卸任。如果巡視能力比較強、效果比較好，下次巡視的時候可以繼續授權。

中央巡視組十年記

2006年9月，山西省委原副書記侯伍傑以受賄罪被判11年；2007年12月，天津市人民檢察院原檢察長李寶金因受賄罪和挪用公款罪一審被判處死緩；200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員、上海市委原書記陳良宇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過去10年間，中央查處了一批腐敗大案要案，上述官員被查處，最初線索來源都與巡視工作有關。

改革開放後，我國反腐敗工作暴露出許多監督上的薄弱環節。黨中央認識到應該有一種自上而下的監督機制，解決“看得見的管不著，管得著的看不見”的問題。

1996年，十四屆中紀委六次全會做出“選派部級幹部到地方和部門巡視”部署，中紀委隨後啟動巡視制度，不斷設置巡視組。

2003年“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巡視組”正式成立，當時設立了5個巡視組。

2009年，“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巡視組”更名為“中央巡視組”。同年7月，《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以下簡稱“巡視條例”）印發。巡視條例將巡視制度定義為：黨的中央和省、自治區、直轄市委員會實行巡視制度，建立巡視機構對下級黨組織領導班子及其成員進行巡視監督。巡視條例規定了中央巡視組巡視對象：一是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和同級政府黨組領導班子及其成員；二是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常委會、政協委員會黨組領導班子及其成員；三是中央要求巡視的其他單位的黨組織領導班子及其成員。

開展工作時，中央巡視組一般先會向同級紀檢監察機關和組織、人事、審計、信訪等部門瞭解被巡視地區、單位黨組織領導班子及其成員的有關情況。到地方後，第一件事是“打招呼”，召開與當地副省級以上幹部、組織部和紀委領導的見面會，通報巡視工作的計劃，說明巡視目的和任務。根據以往巡視的經驗，通常中央巡視組組長、副組長均會按照規定與被巡視黨組織領導班子成員進行誡勉談話。在每個省、市、自治區，中央巡視組到來後，副省級以上幹部均要接受談話，其中包括個人的廉政情況，家庭、子女、愛人情況。

第二件事是“接地氣”，通過當地主要新聞媒體，公佈巡視監督範圍、時間安排、聯繫方式等。得知中央巡視組抵達消息後，一些地區曾出現排隊等待接訪的場景。2011年4月初，中央第四巡視組抵達上海，儘管駐地門口明顯位置立有舉報信箱，還有供群眾投遞反映問題的資料，但大量群眾仍選擇跟中央巡視員直接對話。巡視組採取了“號牌預約”方式，先排隊領取登記表、遞交材料，再敲定會面時間。最初幾天，駐地門前聚集了大量群眾，有人從上午9點排隊到晚上8點才領到登記表，還有群眾帶著棉被、床墊排隊。為了提高效率，巡視組特意安排了工作人員逐個詢問排隊者，比如，如果有人反映諸如知青返城等歷史遺留問題，他將被勸返，因為巡視組接受的是對官員的舉報，這裏不是信訪辦。

之後，中央巡視組的具體工作進展就不再對外通報，原則是“不張揚、不違紀、不違法、不引起社會轟動、不影響地方工作”。巡視期間如發現嚴重違紀違法問題、違反民主集中制原則嚴重影響工作問題、幹部群眾反映強烈的重大事項等，巡視組會及時進行內部通報和彙報。巡視結束，巡視組要寫巡視報告，並向被巡視地區、單位反饋，提出改進意見。被巡視地區、單位要制定、報送整改方案，並在報送整改方案12個月內報送整改情況報告。此後，巡視組還會回訪瞭解整改情況。

在整個巡視工作中，中央巡視組會和中紀委及中組部保持密切聯繫，如果巡視組發現了案件線索，會馬上交給中紀委相關科室調查；發現不適應工作崗位的幹部，也會向中組部提出建議。但中央巡視組只負責提供線索和建議，不直接參與查案或人員任免，所以說它只是“千里眼”和“順風耳”。

一句話牽出死緩貪官

中央巡視組在地方的停留時間一般為兩到三個月，如何在這麼短的時間裏掌握地方的實情、發現存在的問題非常考驗人。這要求巡視組的成員既要有一定的政策理論水平，還要有很強的黨性原則，而且善於做群眾工作，對貪腐問題高度敏感。

原中紀委常委、中央第二巡視組組長祁培文就是個擅於做群眾工作的高手。祁培文認為，在中央巡視組被賦予的所有權限中，“個別談話”和“街談巷議”的使用率最高、最有效。之所以以“個別談話”為主，源於“大家在一起，顧慮較多，很難講出心裏話，更不願意涉及對某位領導同志的具體評價”。而“街談巷議”則是群眾議論的焦點，折射出“領導幹部八小時以外的活動真相”，“這些議論提供了較有價值的信息，並在後來巡視中得到證實。”

在祁培文看來，“個別談話”有技巧，“要說硬話，不說軟話，不說錯話，不說過頭的話、沒有根據的話、模棱兩可的話。”而且，還要有聽話外音的本事。“大家說話，有的是直著說，有的要聽他的話外音。有的同志覺得這件事不是一件什麼事，只是隨便這麼說了一下，這就看聽的人有沒有這個覺悟，有沒有這個能力，有沒有這個意識，能不能把信息捕捉過來，這就是本事。”他就從話外音中，發現了天津市原檢察院檢察長李寶金的貪腐線索。

當時，祁培文帶領第二巡視組到天津巡視。李寶金在跟巡視組談話時非常囂張，“吹呼自己在天津怎麼能幹，為國家做了多少事情，為民眾做了多少好事情，講得活靈活現。”據祁培文回憶，談話結束時，李寶金對巡視組說“來天津你們想辦什麼事就找我，市長辦不了的事，我都可以辦”。這句“承諾”在祁培文的腦子裏畫下了一個問號，他琢磨著：這個檢察長有這麼大的權力，市長辦不了的事他能辦嗎？

巡視組隨後找來一個與李寶金熟悉的老闆談話。這位